《血沃春泥》讲述如皋八位县委书记事迹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三年，正是风雨如晦的残酷岁月，江苏省如皋县八位县委书记，怀揣着崇高的革命理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建红军武装，成立苏维埃政权……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如皋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最壮烈的一章，前后不到五年，他们将自己全部的热血洒在了这片高沙土上。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当共和国第六十五个华诞如期而至，你我还是否记得他们的英名与功绩？让我们翻开书页，走近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感受那一份忠诚、一腔豪情……

 

目   录

楔   子

卷一   徐芳德：革命军中当头炮

第一章   从通师走上革命道路

第二章   初露锋芒

第三章   组建苏北第一支红军游击队

第四章   黎明前的黑暗

卷二   吴亚苏：拍下遗照上战场

第五章   深受哥哥吴亚鲁影响

第六章   声东击西   调虎离山

第七章   拍下遗照

第八章   抗击白色恐怖

第九章   踢翻县太爷的宴席

卷三   韩铁心：铁心干革命的领头人

第十章   播火者

第十一章   如泰工农红军成立

第十二章   独闯石桥头

第十三章   击毙周松平

第十四章   这是最后的斗争

卷四   王玉文：如泰军民一家人

第十五章   转战如皋城乡

第十六章   “借枪”记

第十七章   组建驻沪办事处

第十八章   参与创建红十四军

第十九章   魂牵周家荡

卷五   汤士伦：“龙华惨案”中的如皋人

第二十章   兄弟加同志

第二十一章   做一片绿叶

第二十二章   擎旗导向

第二十三章   战斗在大上海

第二十四章   血洒龙华

卷六   穆子奇：未到任的县委书记

第二十五章   筹   粮

第二十六章   组织群众参战

第二十七章   惩   腐

第二十八章   坚持原地斗争

第二十九章   光辉总会再度升起

卷七   于咸：震撼人心的枪声

第三十章   踏上征程

第三十一章   参与红军战斗

第三十二章   在如西的土地革命中

第三十三章   “铁颈项”事件

第三十四章   斩杀叛徒

第三十五章   血战油锅头

卷八   吴汝连：艰难的第三次恢复

第三十六章   在危机四伏中开局

第三十七章   浴血通海

第三十八章   铲除“地头蛇”

第三十九章   重建党组织

第四十章   鲜血染红了戈家堡的热土

尾   声

跋

 

楔   子

（一）

雉水如皋谓千年古城，域内人文形胜，绚彩而源远流长。

如皋，到水边高地之意。源起公元前678年，贾国大夫“义不事晋”，千里迢迢避难于海边，为博妻子雷氏一笑，“御以如皋，射雉，获之，其妻始笑而言”，典故载于《春秋·左传》，喻即人不可以没有才能或是不能以貌取人。

循其本义，此地应该与水相生相息，事实确是如此。先不提如城里的内外城河、水绘园；且不说西汉刘濞开凿的运盐河（今通扬运河）起自如皋，给这座因盐而起的城市带来勃勃生机；也不表自长江蜿蜒北上的龙游河浸润了1477平方公里的三色宝土，仅漫布广袤原野生满芦苇的小溪河塘形成的水网地带，就滋养了芦花河畔高沙土上的万物生灵。

早在上古，禹平水土分天下为九州，如皋为扬州之域。夏商时，淮夷人先后立氏族方国海阳、发阳于城东十里铺，继而为郧子封地。春秋时为吴地，越国范蠡亦曾于车马湖留有岁月印痕。

历代以来，如皋人杰地灵，才俊辈出，文治武功卓著。三国时，东吴大司马、邑人吕岱于公元241年招抚乡民回归，复置海陵县。宋徽宗时，理学先驱、教育家胡瑗明道治学，名播天下，门生中，王观为著名的词人，王觌敢于为民请命，知成都，浚治城渠，百姓谓之“王公渠”，其后，王俊乂为徽宗皇帝亲擢的状元。明末清初的文学巨匠、戏剧家李渔有“东方莎士比亚”之美誉，一代名流冒辟疆与秦淮名姬董小宛名满江南，一时，“士之渡江而北，渡河而南者，无不以如皋为归”。

伴随着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守着一方净土生生不息的如皋乡民，也深切感受到了天灾与人祸所带来的困厄，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大义，在一次次抗争中展现出的聪慧和坚韧，永远散发着人性的光芒。

北宋年间，如皋沿海盐场旧堰久毁，范仲淹主持修筑捍海堰，历时五年告竣，百姓铭记其功德，爱称“范公堤”。 因如皋为淮南盐的主产区，嗣后，在宋金对峙中，岳飞带领“岳家军”在如皋乡民的拥戴下，驰骋四乡，与金军展开殊死搏斗，以保南宋经济之要脉，至今留下“加力”“度军井”及“济忠井”的动人传说。及至南宋末年，文天祥取道运盐河，经由如皋渡海南下继续抗元，幸得范公堤护堤人张阿崧冒死藏匿五日，并护送其过境。险过如皋后，文丞相难以释怀，写下《过如皋》等诗篇。

到了明朝中后期，倭寇横行沿海一带，如皋军民不堪其扰，遂筑城垣、凿濠河御敌，后有邱陞移兵扼守如皋，昼夜与敌搏击于周遭，发誓翦尽敌寇，可恨马失前蹄而为敌所害。清军入关后，一批明室忠义之士以命相争，明重臣许直留下绝命诗，随朱由检自缢于京城，其侄许德溥在清兵攻占如皋后，坚死不从“剃发令”遭杀戮。天（启）崇（祯）五才子李之椿，官至礼部侍郎，辞官回乡后，被推为如皋反清盟主，又随鲁王朱以海在海上坚持抗清，不幸被捕，绝食14天而去。还有大才子冒辟疆，单说他是风流才子则稍有偏颇，其一生著书立说，光明磊落，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曾有评价:“所谓明末四公子中，真正具有民族气节的要算冒辟疆，冒辟疆是比较看重实际的，清兵入关后，他就隐居山林，不事清朝，全节而终。”

历史长河汹涌绵延。近代以来，面对外国列强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与蹂躏，在凄风苦雨中，坚韧的如皋儿女高挺强劲的脊梁，为了自由民主和心中的梦想，继续用英勇悲壮的抗争书写鲜红的历史篇章。辛亥革命中，邑人姜渭璜、黄七五、沈卓吾先后东渡日本留学，结识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一生追随革命。

19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初年，如皋民间讨袁斗争继之而起，程强、冯余庭、杨桂馨三名勇士于西门大校场惨遭杀害，成为向旧恶势力宣战的首义英雄。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皋儿女融入到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中，为推翻“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不屈不挠，前仆后继，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感人惊世的昂扬战歌!

 

（二）

20世纪60年代中期，如皋城里出现了一件颇为神奇的大事，令如城居民奔走相告，在街谈巷议中迅捷流传全县：县城里出土了绣花鞋、县委印章等神秘的革命文物！

那是1965年初秋，如皋县城民政科招待所大门口的低矮旧房翻建。刚刚开工，工人们先在钟楼西侧的招待所门前清理地下水道。当他们挖地撬开一批砖头时，忽然发现下面出现了一个不太大的砖砌圆拱，看上去完全是人工制作而成，但又与下水道无关。大家感到奇怪，就叫来几位干部一起查看。

清理工程继续进行。当工人们小心地挖开砖砌圆拱时，发现窖子里放着一只严密盖好的翻边铁锅，铁锅木板盖上整齐地放着一双绣花鞋。这双鞋子，业已腐坏。铁锅锈蚀严重，仍可勉强托着端出来。揭动锅盖，木板也朽烂成了碎片。

锅盖揭开，在场的人们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

锅内平放着带有夹子的子弹100多发，以及一把刺刀、一副脚镣，也都严重生锈，铜绿铁红，斑驳零落。

把子弹、刺刀、脚镣取出后，留在锅底正中的还有一颗暗红的石质印章。经轻轻揩拭，映着阳光，即显示出其鲜红剔透、熠熠生辉的光彩。字里行间残留的朱红印沙，依稀可辨。印面赫然刻着“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12个大字！

别以为这是惊险小说或悬疑电影的开头，也不是电视连续剧如皋版的《一双绣花鞋》或《县委印章传奇》，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实实在在的真实历史事件……

这枚县委大印，是一方名贵的鸡血石，晶莹如血。印体呈方形，总高2厘米稍多，印面4厘米见方，便于随身携带。与当时通行的官方印信一样，有着宽宽的边，内为小篆字体、阳文。

这枚县委大印的出土，给人们带来了一串串谜团：

——这是什么时期的县委大印？

——这是哪一位县委书记任上的或曾经使用过的？

——怎么会埋到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有一双绣花鞋？

——为什么会有子弹、刺刀和脚镣？

——为什么不留名、不作说明？

……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与印章同时出土的子弹、刺刀、脚镣，预示着这件重要革命文物的埋藏者不怕坐牢、不怕牺牲的信念和决心。

还有一点是可以推测的：与印章同时出土的绣花鞋，是否在告诉人们，冒着生命危险埋藏者，是一位女子，或其中有女子，亦可称为女同志？

……

不管如何，首要的是要知道，这枚县委大印，是哪个时期，哪位县委书记任上所用。

 

（三）

怀着一种虔诚的心情，人们走近了这枚神圣的县委大印。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

现实是流动的历史。

穿越深邃的历史时空，从这些锈迹斑斑的子弹、刺刀、脚镣上，去寻觅先辈的光荣，感悟共产党人打江山的艰辛。人们仔细地品味每一件出土的革命文物，以及呼之欲出的背后的故事。

研究探讨这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让人们有一种穿越时空般的感觉。似乎隐隐约约地听到了一个声音在呼唤——解读我吧，这里有着撼天动地、惊心动魄的故事！解读我吧，这里有着血与火铸造而成的鲜红历史，当这段历史揭晓后，你们永远都不能忘记！

透过这声音，仿佛看到县委大印主人那伟岸的身影；

透过这声音，仿佛捕捉到了隐藏在县委大印中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

虎死余威在，刀老锋犹存。

即便是今天，已经失去了当年权力象征的县委大印，仍然威风凛凛，不可抵挡。就像当年使用它的主人那样，他们的光芒，曾经照亮了一个时代，令所有的对手黯然失色。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史志部门的建立，破解县委大印谜案被摆上了议事日程。

党史工作者们怀着虔诚、迫切的期待，拜访了张爱萍、梁灵光、钟民、洪泽，以及王盈朝、陆植三、叶胥朝等革命战争年代曾在如皋战斗工作过的老领导。根据老同志回忆，初步查明：

1928年五一农民暴动及之前，如皋县委没有制作和使用过印章，仅制作过一枚“如皋县苏维埃政府”钤记。

抗日战争开始及以后，没有丢失过县委印章。

据此分析：这枚县委印章，应该属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具体说，也就是在1928年下半年至1933年上半年之间的五年左右时间里。

 

（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清党”和“分共”，中国国民党变为代表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政党。

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用行政、军事、法律、特务等手段，残酷地镇压任何革命行动，集中一切反革命势力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工农群众倒在血泊之中……

1928年6、7月间，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指出: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

 

（五）

翻开这个低潮时期的档案，人们惊讶地发现：从1929年初到1933年春，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就有八位曾经在如皋担任过县委书记（包括如泰中心县委书记）的同志英勇牺牲！

请记住这八位书记的英名及牺牲的时间：

徐芳德   1929年1月27日

吴亚苏   1929年8月3日

韩铁心   1930年5月23日

王玉文   1930年8月30日

汤仕伦   1931年2月7日

穆子奇   1931年3月12日

于   咸   1931年8月28日

吴汝连   1933年4月28日

其中，王玉文是如皋西乡搬经人，曾任通海特委委员、如泰中心县委书记，他一直战斗在如泰地区，所以如皋的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习惯上仍视王玉文为自己的县委书记。穆子奇被省委任命为如皋县委书记后，在赴任途中被捕，虽然还未到任就牺牲了，但是作为县委委员亦一直战斗在如皋广袤的大地上，正应了那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八位书记的英勇斗争事迹，个个可圈可点，可歌可泣……

按照推理，这枚县委印章，应该是这八位书记中的一位或几位曾经任上的，或曾经使用过的。

县委印章谜案能解密吗？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历史本身厚重，充满质感，且十分复杂。调查研究的历史学者，须有深厚的人生阅历、渊博的学识修养，才有可能体会其中的奥秘之处。

让我们翻开那段尘封的历史，追忆他们，掀开县委印章背后那一层层神秘的面纱……

 

卷一   徐芳德：革命军中当头炮

他生长在芦花河畔，战斗在芦花河畔。

通师革命的摇篮孕育了徐芳德。

恽代英给他启蒙，王若飞引导上路。

在五一农民暴动中扬眉剑出鞘。

徐芳德一声枪响，

拉开了如皋武装斗争的序幕。

红军游击队在他指挥下初上征程。

在枪林弹雨中他视死如归，

明知不敌，也要亮剑!

完美的灵魂，用热力、霸气和豪情，

诠释着生命的不屈和骄傲，

耸立起一座血染的丰碑。

 

第一章   从通师走上革命道路

徐芳德又名徐芳，字泽生。1901年出身于如皋江安六甲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五。徐芳德先在如皋第一高等小学求学，因为他勤奋好学，成绩优良，后转到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学校（南通师范）附属小学（今通师一附）。毕业后升入南通师范学校。

刚进入通师，徐芳德就一心钻研学业，梦想将来毕业后做一个好老师，让穷人家的孩子都有书读，有课上。然而，现实使他忧心忡忡。

1924年，国共合作时期已经参加了国民党的丛允中、王盈朝告诉老乡徐芳德等同学说，他们发现南通国民党组织中的不少人思想保守、生活腐化，表示要重新考虑革命的出路，并在与恽代英的通信中袒露了自己的想法。

当年5月，徐家瑾、丛允中、王盈朝、杨文辉等共同发起成立了进步团体晨光社。社员起初只有八九人，后来发展到30多人。徐芳德便是其中之一。

在晨光社中，徐芳德初次接触《共产主义ABC》《资本论入门》《唯物史观》《社会科学概论》等革命书籍，他似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眼界为之大开。

南通早期共产党员吴亚鲁及南通旅外学生巫钲一、窦止敬、李俊民等都先后回来，与通师学生有过接触和联系。他们带回了革命的火种、真理的曙光。吴亚鲁等人把《新青年》《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报刊带回家乡。这使得徐芳德等通师学生获益匪浅，也使得徐芳德早早地就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

可以说，徐芳德走上革命道路也是受了恽代英的影响。徐芳德看到在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1924年6月20日出版的第36期上，以显要的位置，介绍了晨光社的活动：

南通师范同学组织晨光社

南通第一代用师范少数同志组织了一个社团，名晨光社。他们的宗旨是：训练团体精神，应用于实际生活上。他们的计划是：1.在校内设立图书馆、平民读书处；2.在校外通俗演讲；3.在假期内作教学的实习，调查民间实况；4.研究中国青年思想问题与今后新中国的教育问题。他们还想设立通讯演讲机关，请当代名人指导。

看到恽代英对晨光社的支持，并指导和帮助同学们开展革命活动，特别是“新中国”的提法，使得徐芳德深受鼓舞，更加坚定了参加革命的信念和决心。

徐芳德不仅自己阅读革命书刊，还与晨光社的成员在一起三五成群地学习《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俄国革命纪实》《中国革命论文集》。同学们每周在校后荷花池畔、在校西侧的博物苑内交流读书心得。也曾借远足的机会，登上狼山等处，在那里谈古论今，讨论国家前途。在参与这些革命活动中，徐芳德又认识了韩铁心、刘瑞龙等革命进步同学。

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与晨光社对立的主要观点是国家主义派，又称醒狮派，即后来的青年党。他们在同学中兜售《醒狮周报》，宣传“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该报登的文章，绝大部分是文言文，很适合提倡读经的一些通师学生的口味。该党派首领曾琦、李璜等人有一次到通师演讲，宣传“反赤、反苏、反共”。曾琦、李璜在学校小礼堂演讲时，坐在下面的徐芳德、韩铁心、徐家瑾、丛允中和王盈朝等同学听了很反感，他们当即就在人群中点燃了早就带在身边的一枚大炮竹，并扔向台上……“轰隆”一声巨响，把他们两人轰了下来。当夜，徐芳德和同学们还在墙报上发表了一篇《反赤就是反革命》的文章，驳斥国家主义派的谬论。

在平时，徐芳德和同学们也经常写些反帝、反封建和宣传孙中山先生思想的短论，以及对时局的述评，在墙报上发表。自己写稿、自己誊抄、自己张贴。这些在墙报上发表的述评文章，常常被学校当局所支持的国家主义派人员在暗地里撕毁。撕毁了再写再贴，徐芳德这帮同学硬是顶着风浪上，毫不畏惧。

1925年三四月间，恽代英奉上海执行部之命，赴长江下游南通、丹阳、镇江、南京、芜湖等地，举行悼念和宣传刚去世的孙中山先生的一系列活动。恽代英在南通等地的讲演，激发了广大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爱国热情，推动和发展了革命统一战线。同时他还视察了地方共产党、青年团的活动，使党、团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是年春，恽代英在上海约见了在上海读大学的窦止敬和武昌师范大学的李俊民等南通籍学生，要他们回到南通改组国民党南通县党部，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组织进步青年，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活动。窦止敬、李俊民在南通期间，经常与通师等学校的同学联系和接触，对徐芳德、韩铁心、刘瑞龙等同学影响很大。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帝高潮。徐芳德和不少同学咬破手指写血书，以表示抗议的决心。

5月31日晚，由徐家瑾主持，通师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一致决定进一步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并着手筹备南通学生联合会。徐芳德是最积极响应和参与的同学之一。徐芳德和韩铁心等同学还积极参加徐家瑾组织的通师学生化装演讲，四处宣传，募集银元数千元援沪。

6月4日，南通各大中学生代表在农科大学召开大会，成立五卅惨案后援会和南通学生联合会，通电全国，举行罢课游行，并在南通城里和金沙、刘桥等集镇向市民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抵制日货、英货等主张。徐芳德等通师同学，总是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

在如皋学生联合会主持下，如皋也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6月30日，如皋举行市民大会，到会的有万人以上，并在会后示威游行，进行罢课、罢市。江苏第二代用师范学校(如皋师范)学生还到磨头、石庄等集镇进行宣传和募捐活动，以支持上海罢工工人。

包括徐芳德、徐家瑾在内的如皋籍在外上学的学生，在五卅运动期间，曾回如皋联系学生，支持和推动运动的开展。

在五卅运动中，徐芳德无疑是英勇斗争的积极分子。他不仅与本校同学丛允中、徐家瑾、王盈朝、韩铁心、杨文辉、刘瑞龙等并肩战斗，还新认识了其他学校的革命战友：农科大学黎时中（黎昌圣）,纺织专科学校邱会培（江西兴国县人，南通地区建立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南通独立支部党支部书记）、聂鸿纶,医科大学熊觉,崇敬中学陆骧（陆克）,女子师范汪钦曾（汪蓁子）、朱文英,省立第七中学（通中）顾民元……其中，顾民元是年龄最小的同学。在通师学校里，徐芳德常看到顾民元来找刘瑞龙,而李俊民到学校来也是与刘瑞龙在一起。

时间一长，徐芳德才弄明白:原来顾民元参加革命活动，是因为后来介绍他入党的姨兄刘瑞龙的引导;而刘瑞龙走上革命道路，则是受了表哥李俊民的影响。由此看来，通师的革命活动已经影响和辐射到校外了。

李俊民曾经是通中的学生，1922年考进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开始接触到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在学校里李俊民与邱会培等进步同学接触较多，特别是受同学胡超吾的影响，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同学之间常在一起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李俊民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

第二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及随之发生的二七惨案使李俊民极为震动，向往着能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为此，胡超吾介绍李俊民到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25年更名为武昌师范大学）作旁听生。暑假期间，李俊民正式考进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此外，徐芳德还接触了通海如泰地区许多在外地求学的青年，他们也参加了本地的革命运动。这些青年学生中有上海大同中学葛季英（恽代英弟媳）、上海大学俞海清、上海龙门师范王玉文……

以上提及的学生，日后都成了革命骨干。比如顾民元在通中介绍同学江上青加入共青团，走上革命道路。后来顾民元又与于在春、江上青、江树峰、李俊民、王石城、吴天石和史白（施春瘦）等人在南通等地创办和编辑《写作与阅读》，通过述评国内外进步作品，介绍革命理论，通声气，传信息，关注时局，宣传抗日主张。

对徐芳德影响深刻的还有一些进步的老师。顾怡生老师不仅同情和支持学生的革命活动，还向不少学生介绍李大钊的文章，对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媒介作用。还有何篑庵、朱东润等老师，也曾与徐芳德等进步学生传阅《向导》等革命书刊，积极支持学生运动。所有这些，都是徐芳德走上革命道路的催化剂。1925年11月，恽代英根据王盈朝、丛允中的表现及申请，介绍他们先后加入了共青团。翌年春，恽代英又介绍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春夏间，中共通师支部正式成立，王盈朝为支部书记，党员有丛允中，以及刚入党的徐家瑾、杨文辉、徐芳德等。通师支部直属上海区委（江浙区委）领导。成立于1925年8月的上海区委，是中共中央领导江浙沪地区的最高地方组织机关，同年10月便作出决定，凡未建立中共组织的地方，应派党员前往，“随即进行组织”。1926年，罗亦农（上海区委书记）派遣得力干部开辟通海如泰地区的工作。

通师党支部建立后，注重组织发展工作，相继吸收了蒋嘉宾、王绍明、赵仪简、胡以智、韩铁心、陈从文、丁介和、杨振赢、金万庆、郑富洪、张锡九、张宝琦等人入党。

徐芳德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第二章   初露锋芒

1926年夏，徐芳德从通师毕业，回到家乡任教师。这是他理想中的职业，工作自然出色。不久，徐芳德便担任了卢港第十九校（孙严墩小学）校长。

无论是当教师，还是当校长，徐芳德无疑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然而，他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在学校附近村庄开展革命活动。他不仅教学生识字，还要使农民群众明理。

1926年9月，中共如皋县独立支部在鄂家埭小学正式成立。成员仅陆景槐（陆植三）、徐芳德二人，陆景槐任支部书记。后陆续发展苏德馨、石勋光、徐名友、葛显功、熊仁福等人入党。在上海上学已入党的王玉文回乡后也接上了关系。

1927年春天，孙传芳联军的郑俊彦师败退江北，一部分残兵败将据守在张黄港、石庄一带，梦想凭借长江天堑，阻止北伐军渡江北上。并在当地抢粮、抓丁、拉夫，大肆残害人民。

为了支持北伐军北上，在中共如皋县独立支部领导下，徐芳德和张连生于4月8日凌晨，组织和率领江安一带数千农民，以锄头、铁叉、大刀为武器，向驻张黄港内荷枪实弹的联军杀去……

一场激战，互有伤亡，逼得据守在张黄港的联军北逃海安，终于使北伐军顺利渡江，徐芳德和如西农民拥上街头夹道欢迎。北伐军经如皋后继续北上。

未料，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是敌人的屠刀并没有使如皋人民屈服，也不能让共产党的活动止步。

同年7月，中共如皋县委在如皋城福成庵成立。书记为王盈朝，委员有苏德馨、徐芳德、叶胥朝、陈其理等。

从此，如皋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根据江苏省委于1928年1月制定的《江苏各县暴动计划》，如皋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最初采取的形式是组织农民暴动。1928年4月初，江苏省委常委、农委主任王若飞偕同杭果人（化名张安志）、顾仲起，从上海经无锡、南通来到如皋。

在国民党县党部后边一间叫百花亭的空屋里，王若飞召集如皋城乡负责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王盈朝、吴亚苏、任百川、徐芳德、苏德馨、张兆山、徐名友等40多人。

在会上，王若飞首先介绍了杭果人和顾仲起。杭果人是无锡人，作为省委特派员，到如皋指导和指挥农民运动。作为通师校友，徐芳德对顾仲起比较熟悉，他是如皋白蒲人。在通师毕业后，顾仲起于1925年至黄埔军校学习，不久加入共产党。他曾服役北伐军，任连长，有军事战争经验，而且曾到如皋参加过党的工作。

王若飞着重通报了当时形势和省委在苏北通海如泰地区举行武装暴动的决定。王若飞还听取了各乡农民运动发展的情况汇报，与大家讨论了武装暴动的问题，并定下暴动部署。

在如皋不过两三天时间，王若飞还在徐芳德、葛显功等人陪同下，调查考察西乡农运情况。

王若飞在南通、如皋考察，看到和听到了什么呢？

通海如泰地区历来是反动政府统治苏北的重要基地。不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都奉帝国主义为“太上皇”，而把这个地区的人民看成是他们吞噬的肥肉。这里的封建地主豪绅凶残狡猾，穷凶极恶地压迫人民。

如皋历来是农业生产富庶之区，素有“金如皋”之称。所谓金，其实是指这里的地主、富农的富有，而占到75%以上人口的佃农的生活却是相当的艰难。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高沙土面积占到全县耕地的一半以上，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的压榨下，自古以来就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所谓的高沙土，是一种干粉型的细沙土，土质松散、黏结力弱、抗蚀性差，极易产生水土流失。加上当地“龟背驼”“锅底凹”的高低不平的地势条件，遇有干旱，则尘土弥漫，遇上阴雨，低处则一片汪洋，且受到盐渍侵蚀，农作物产量极低。一年到头，农民只能种植高粱、玉米、山芋、花生之类的一些杂粮，逢上荒年景，颗粒无收也不奇怪。历史上，高沙土地区是江海平原上最贫瘠的地方之一。谚语云：“一场大雨泪汪汪，三日无雨尘飞扬，有女莫嫁高沙土，有儿他乡作新郎。”还有一首民谣：“三日不雨灰沙扬，一朝大雨水汪汪，高处火烧低处淹，十年就有九年荒。”词句略有不同，意思大同小异。

自然条件如此，而在广大农村里，地主豪绅和反动政府勾结在一起的血腥统治，使农民生活更加痛苦，正像一首民谣所唱的那样：

农民头上三把刀，

租子重，利钱高，

苛捐杂税多如毛。

数数稻穗千千万，

丢了镰刀就讨饭。

庄稼人，真难过，

地净场光衣裳破。

……

如皋西乡的卢港、江安等几个区是有名的穷乡。所谓穷，指的是一般老百姓穷，而地主的田地很多，很富，把农民剥削穷了。农村的两极分化，已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的境况。这些地主每家拥有的土地从几百亩到几千亩不等。仅江苏省议员卢港大地主卢锡山家，就有地1万多亩。他们是如何剥削农民的，且看地租情况就可略见一斑。

当时，地租是以几种形式并存的。

货币地租在南通已得到相当发展，南通的农民租种一千步田（4亩）要交坐租百元，相当于田价的1/4。所谓坐租，又叫押租，是地主向佃户榨取的“保证金”。如果佃户欠行租，即从坐租中扣算。此外，每年还要交行租20元至30元不等。不论年景好坏，丰收歉收，一律不得短少。

还有一种“预租制”，除交坐租外，不管下年丰歉，还要预交下一年的行租。又有一种“分租制”，按主四佃六，或主三佃七分成，种子、肥料都由佃户负担。

如泰地区盛行“包租制”。麦豆两熟，每亩五六斗到一石，约占产量的60%至80%。一大半给了地主。

地主对佃农身心的摧残、人格的侮辱，更是骇人听闻。卢锡山的大儿子卢伯吟在搬经行政局做事，家中私设公堂，佃户有交不起租子的，抓去拷打。老二卢伸平仗势欺人，霸占民妇，无恶不作。

收租时，地主常借口谷子不干，要当场曝晒，并罚佃户跪在旁边陪晒。往往谷晒干了，人也晒昏了。地主对佃户任意吆喝打骂，甚至奸淫佃户妻女，封门拆屋，伤害人民。如泰等地的农民常说：“一旦种了地主的田，等于当了地主的家生子（就是奴隶的儿子）。”

地主豪绅还通过放高利贷，以及其他不等价交换，对农民进行盘剥掠夺。农民无可奈何地说：“鸡蛋经过他们的手，都要剥去一层。”

在重重压迫、剥削下无法生活下去的农民，有的被迫离开土地，离开了家里的纺车织机，走向上海。通海如泰一带的人在上海做工的到处可见。不少人在上海参加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人运动，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通过这些工人同家乡的联系，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影响，也就更广泛、更深入地渗透到这一带的农村。

除了南通当地人，如泰海启的农民也有不少人到南通做工。南通的工厂大量雇用女工和童工，工时长，工资又低。南通的工人在斗争中表现得十分顽强，他们大多本人做工，家属在家种田，同农民的联系很密切。

广大人民深受苦难，渴望摆脱自己的悲惨处境，充满着愤怒和反抗意识，迫切要求革命，要求解放。

这就是王若飞在南通、如皋所看到的，从刘瑞龙、徐芳德等人那里所听到的实际情况。王若飞深切地感受到，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斗争的火焰正在燃起。他把这种感受和认识，灌输给刘瑞龙、徐芳德等南通和如皋的同志。

徐芳德和葛显功在陪同王若飞考察西乡时，也了解到王若飞在南通的情况。王若飞3月底在南通县委机关临时所在地城南堰头庙，与南通县委委员、城区区委书记刘瑞龙等县委领导同志，分析当时的斗争形势，帮助县委总结工作经验。当时，南通县委书记陆景槐因领导罢工，3月中旬被捕，新书记尚未到任，实际由刘瑞龙主持县委工作。王若飞着重指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政权的重要性。他认为，要充分运用党在工人、学生中的力量，以及在农村中已经取得的阵地，把农民工作深入一步，奠定党在农村的群众基础。要学会组织和领导群众斗争，摧毁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有准备地进行武装暴动，支援苏南和全国各地的斗争。

王若飞在南通和如皋的讲话精神，不仅让徐芳德如同醍醐灌顶，同时也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山雨欲来风满楼。即将在如皋掀起的这场斗争风暴，并不是孤立的。

从王若飞那里，徐芳德了解到：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1928年春，正当王若飞在如皋点燃革命火种期间，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农民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南昌起义用血与火的语言和军事行动，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信念和决心。

从王若飞那里，徐芳德还得知毛泽东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句从大革命失败血的教训中得出的英明论断。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通过与王若飞短短两三天的接触，徐芳德深受影响和鼓舞，顿感被高人指点迷津、茅塞顿开，觉得自己的眼光深远了，胸怀开阔了。他深刻地认识到:在对敌斗争中，革命战士就是一颗时刻准备出击的上膛子弹，随时随地准备向国民党反动派、恶霸地主猛力开火!

4月13日，如皋成立暴动委员会，主席团由王盈朝、顾仲起、杭果人组成，另设军事、交通、宣传、经济四部。徐芳德是军事部负责人。之后，如泰两县召开联席会议，确定5月1日同时暴动，互相策应。刘君霞还把准备好的“如皋县苏维埃政府”钤记和旗帜，保管在褚家庵，待队伍进城后启用。

暴动前夕，如皋县委采取了声东击西的策略。4月下旬，如皋东乡掘港区、丰利市等处都出现了共产党宣传传单和标语。如皋城里也发动黄包车工人举行抗捐罢工。这就把敌人的注意力向东吸引过去了。

泰兴因故提前暴动。徐芳德得知消息，便带人来到芹湖，并获悉驻搬经及文武殿之敌已去古溪侦察泰兴暴动情况，只剩下文武殿一个留守的公安班了。徐芳德来不及与县委其他领导通气，遂决定首攻文武殿夺枪。

5月1日凌晨4时许，暴动农民手拿铁叉、钉耙、大刀等冷兵器，悄悄地包围了敌公安队驻扎的文武殿。

徐芳德率领身着警服的朱恒敬等人，大摇大摆地走到文武殿大门口。站岗的敌人起先未介意，倒是徐芳德先向岗哨发问：“队长可在家？我们是来借枪的！”

岗哨一见势头不对，拼命向里逃去，同时大喊“共产党来啦！”话音未落，被追上去的农民乱刀砍死。

“跟我上！”徐芳德从腰里拔出手枪高喊“冲啊！”他身先士卒，像出膛的子弹带头冲进大门。

公安班的留守人员有的并未睡觉，且有防备。殿里的敌人立即依托窗户向外射击。

正在向里冲的徐芳德冷不防被迎面而来的敌人刺伤额角。紧跟其后的朱恒秀、方连爹等人急用铁叉挑开敌人的刺刀。徐芳德随手就是一枪，“砰”的一声，把这位企图反抗的公安队员击毙在地！

这是徐芳德在文武殿打响的第一枪！

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如皋农民暴动打响的第一枪！

这第一枪，是如皋革命武装斗争正式开始的标志!

这如皋西乡小溪河北岸响起的枪声，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恶霸地主豪绅的公开宣战!

不到1小时，战斗结束。捣毁了敌人的巢穴，缴获了3支枪和若干弹药，毙伤敌人5名，初战告捷。

随后，徐芳德又带领暴动农民向西进攻到夏家岱，烧毁了地主夏子山、夏宜山的庄园，到达朝西庄。

暴动的序幕拉开了！

杭果人闻讯后，决定立即通知各地暴动农民到朝西庄集中。

当晚，王盈朝、杭果人、顾仲起、苏德馨、吴亚苏、汤仕伦、王玉文等10多名暴动队伍领导人，率部先后赶到朝西庄。

当即杭果人在孙严墩小学主持召开暴动领导人会议。徐芳德走到他教学的黑板前，用粉笔写下了“参加革命，勇敢牺牲，胆小如鼠，躲进洞去”16个醒目大字。

可以说，这是徐芳德誓死闹革命的心迹流露，同时也是临战时的铮铮誓言和动员令！

会上，杭果人宣布成立如皋县暴动总指挥部，由顾仲起任总指挥，徐芳德任副总指挥，苏德馨任肃反委员，葛显功任经济委员。

会后在葛显功家门前广场上举行群众大会。来自芹湖、孙严墩、鄂家埭、大西庄、小西庄、六甲、东燕庄、西燕庄等16个村庄的3000多名暴动农民参加。徐芳德主持大会，并代表县委庄严宣布：“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暴动开始啦！”

一声呐喊，霸气逼人。这逼人的霸气，就是精气神!而精气神则是一个人整体素质的内涵、精神状态、魅力和灵魂的体现。没有精气神，就没有奋斗的动力，就会迷失航向。

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行动。

这一声呐喊，是徐芳德身上激扬澎湃、壮志凌云精神的霸气外露；也是向万恶的旧社会的挑战！

已经二十七八岁的徐芳德站在主席台上，受到3000多名暴动农民的注目礼。他身材不高但精干，眼睛不大但有神，在眉宇间不经意地流露出一丝霸气，这种 霸气有一种震慑力，让人服从，让人敬畏，让人不敢小觑，使得他人只能仰视。

在刺刀见红的暴动中，领袖人物如果缺少精气神，即使他才华横溢，也可能敏于思、慎于行，而与机会失之交臂；即使他聪明绝顶，也可能因为心理素质差，而自乱阵脚；即使他口碑甚好，也可能因为性情随和而易随波逐流……

在人才济济的如皋五一农民暴动的众多领导者中，徐芳德凭着他的赤胆忠心和这一身精气神，凭着他与生俱来炼就的一副敢于开当头炮、驾顶风船的脾性，被人们推举到擎旗导向、冲锋陷阵的风口浪尖上。

随后暴动指挥部肃反委员苏德馨进行动员，宣布了行动计划。会上由宣传委员吴亚苏等领头高呼“一切土地归农民”“打倒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等口号。

会后，暴动农民编成4个大队，兵分南北两路，王盈朝、顾仲起、王玉文带队北上，向卢港进军；徐芳德、苏德馨、汤士伦则带队南下江安。

夜8时许，徐芳德、苏德馨、汤士伦率南路2000多人，先后攻打并烧毁了东燕庄孙福侯、何禹卿和北小庄周松涛等恶霸地主的住宅庄院，缴枪一支。

接着又兵分两路，由徐芳德、苏德馨各带一队，分别攻打周、徐二庄。徐家庄公安队警看到东燕庄、北小庄火光冲天，便慌忙逃跑了。苏德馨这一路未费吹灰之力，就搜缴到8支步枪和若干弹药。

徐芳德这一路却碰上了硬钉子。

周庄头是恶霸地主周伦如的堡垒。此处四面环水，中间仅一桥可通。周家养有保卫团，可以据险死守。果然，暴动农民包围了庄子，几次强攻都未能得手。

硬打不成就智斗。徐芳德随即改变战术，作了一番部署。然后，命令队伍唱着《国际歌》撤退。

保卫团一见农民退走，立即过桥追击。未料徐芳德已组织了一支精干的突击队预先埋伏在周围的麦田里。待敌追兵一出，伏兵一跃而上，迅速占领了兵力空虚的周家庄，断了保卫团的后路。徐芳德顺势而为，立即指挥佯退的农民队伍杀了个回马枪，打得保卫团丁四处逃散。

这时，苏德馨带领队伍前来会合。这一仗，缴获了不少步枪、台枪、土炮和弹药。并把周伦如家的粮食、衣物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

由王盈朝等人负责的北路队伍在攻打地主庄园时，也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并开仓分粮。

第二天，南北两路队伍在朝西庄会师。暴动指挥部召开大会商讨成立如皋县苏维埃政府事宜。

农民暴动坚持了四五天。这期间，国民党如皋县长王浩然一面急令公安大队长高明率队前往“剿办”，一面电省请兵，并派员赴通求援。南通特务大队一中队、南通县公安队两个分队先后开进如皋。靖江、泰县警队亦奉省电令，抵达如皋，对暴动农民实行弹压。

至5月5日，敌人共调动泰州、扬州、高邮、南通、靖江等县公安大队和驻泰州的46军一部，共1500多人到如皋、泰兴，联合“进剿”暴动农民。还派“靖平”“昭武”“建武”三艘军舰封锁江面，切断江北与江南的联系。

由于敌强我弱，轰轰烈烈的如皋和泰兴农民暴动暂时被镇压下去。

暴动历时5天，仅在如皋，参加的农民就达2万多人，共攻克敌人据点2个，攻打和烧毁了11个村23户地主庄园，缴获长枪10多支、土炮2门、台枪1支，毙敌2人，伤敌4人。

据当时报载，暴动农民牺牲约500人。这是敌人的宣传，有虚夸的成分。但是我方损失确实不少。5月15日，我方被捕的干部和积极分子刘君霞、周惠吾、缪彦爵、王庆生、王成芝、顾如德、卢崇淦、刘余如、缪元璋等9人，先后被敌人杀害于如皋西门大校场。徐芳德的长兄也在六甲被杀害。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随着陈胜的一声呼喊，广大农民揭竿而起，气势汹汹地登上历史舞台。虽然匆匆而过，却沉重地打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显示出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伟大力量。

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南征北战，“均田免粮”，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但终究未能成就霸业，开启一代王朝，却为清入关扮演了清道夫的悲剧角色。

终于——武昌城头传来隆隆炮声，民主革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古老的中国终于迎来了新的曙光……

中国共产党，这个代表着中国劳苦大众利益的政党，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正确评论了千百年来无数次的农民起义运动；第一次组织起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向封建地主阶级发起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让历经被剥削、被压迫而苦难深重的劳苦大众真正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了中国革命的主宰。

这使熟读历史的徐芳德看到了希望。岂止是看到，而且看得更透、更开、更深、更远。

沉静凝思那历史车轮碾过的沧桑岁月，当年的马嘶和飞镝，再次发出了生命的混响，似乎还能倾听到古战场铁马金戈的长啸。

数千年祸福相生、从不静息的历史潮流，使徐芳德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与过去任何朝代的农民起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共产党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使全国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好日子。激情燃烧的农民暴动告诉徐芳德:失败是局部的、暂时的，失败是成功之母。受挫一次，对生命的理解加深一层;失利一次，对人生的领悟增添一阶;不幸一次，对革命的认识成熟一级。欲想从困境中崛起，赢得最后的胜利，必须要把失败、不幸、挫折和痛苦读懂。徐芳德读懂了:从全国来说，如皋农民暴动，仅仅是小溪流水的几朵浪花。汇滴水成溪流、聚平凡立伟业，只要坚持不断地向前，千万条溪流一定会汇聚成奔腾咆哮、锐不可挡的滚滚洪流，以摧枯拉朽之势向着那没落腐朽的旧制度猛烈冲撞！

 

第三章   组建苏北第一支红军游击队

五一农民暴动失败后，暴动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暂时退却，保存力量。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王盈朝、杭果人、吴亚苏、苏德馨、葛显功等去沪向省委汇报请示。

顾仲起等人去南通。顾仲起虽然有军人经历，却是文人气质。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做过宣传工作。北伐军挺进武汉后，顾仲起与茅盾、孙伏园、郭绍虞等著名作家一起组织进步文学团体“上游社”，与茅盾交往密切。茅盾的著名小说《蚀》的第一部《幻灭》中强连长的生活原型，即为顾仲起。宁汉合流后，顾仲起从武汉来到上海。1928年初，顾仲起参加蒋光慈、钱杏邨组织的“太阳社”，宣传和创作进步文学。后由党组织派遣至南通担任中共南通特委军事委员。他去南通后又转移到上海，还是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完成中、短篇小说集和诗集约七八本书。这些作品既是他自身的写照，也是投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匕首。1929年春，顾仲起女友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他极度悲愤，难以自拔，遂自沉黄浦江而逝。

大家都走了，徐芳德留下处理善后工作。在这个时候留下来处理善后工作，是要有胆量的，是要有不怕牺牲的精神的。在这个时候没有哪位领导会轻易地决定，自己离开，而让他人留下来。

当时，要求留下来处理善后工作的，正是徐芳德自己。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有老婆、有孩子的徐芳德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决定留下来坚持斗争，他认为自己留下来最合适，面对风刀霜剑自己完全可以扛得住!他要让自己的行动，给那些豺狼似的敌人一点颜色看看。因为他相信自己绝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斗，他脚踏着家乡的土地，身边有广大的父老乡亲……徐芳德相信，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是必然的、大有希望的。希望来自力量，而力量来自信仰——坚如金石的信仰!

去沪的同志刚到不久，王若飞在上海唐山路源福里王盈朝住处召集部分如皋领导同志开会。会上认真总结暴动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今后斗争。王若飞传达了省委指示精神:在沪同志一律回家乡继续斗争。鉴于王盈朝在如皋身份已暴露，王若飞按照组织决定，派王盈朝去泰兴任县委书记，吴亚苏接任如皋县委书记。会上，王盈朝又提出，他已被国民党如皋县政府通缉，泰兴认识他的人也很多，请求省委重新考虑他的工作。王盈朝后因在上海遭国民党通缉，而离开党组织。

在吴亚苏主持下，如皋县委进行改组，设执委（委员）7人，四乡均有同志参加，其中常委3人，吴亚苏任书记，徐芳德任组织委员，郭锡康任宣传委员。

这次暴动虽然由于敌强我弱，客观形势不利，以及缺少武装斗争经验等原因而遭到失败，但暴动的积极意义不容忽视。徐芳德更看到一些优秀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他认为暴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势力和恶霸地主，扩大了党在农村、农民中的影响和号召力，使土地革命的口号深入人心，使干部群众得到了锻炼，在武装斗争的组织领导、策略原则、行动方式、斗争部署等方面也获得了初步的实践体验和经验教训。总之，这些都为党在今后继续开展武装斗争打下了基础，为建立群众武装、游击队和红军准备了条件。

西乡风声紧，徐芳德便潜伏到南乡镇涛区，一家三口就住在通师同学又同时期入党的马剑华家里。

自从徐芳德来后，马剑华白天正常在郑庄小学教课，夜晚和徐芳德在贫苦农民中宣传抗租抗债、打倒土豪劣绅的革命道理，在群众中秘密教唱革命歌谣。他们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先后发展了教师王朋年，农民王世元、汤小冬、陈奎、胡老虎等人入党。这些同志以后都成为了党组织、红军游击队的领导和骨干。

在此基础上，徐芳德和吴亚苏一起创建了红军游击队，对外号称“中国工农红军江北总指挥部”。

这是如皋的游击武装首次号称“红军”。号称“红军”，还是有根据的。

据说红军的名称源自一副对联。

1927年11月13日，数万人参加了湖北黄麻起义，部队被称为农民自卫军。

翌日清晨，农民自卫军一举攻克黄安县城，建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

当地著名书法家吴兰阶兴致勃勃地写下了一副对联：

痛恨绿林，假称白日青天，黑夜沉沉埋赤子；

光复黄安，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

后来，这副对联被贴于原县衙大门两侧。表示颜色的十个词被巧妙地镶嵌在对联里。“红军”这个称谓第一次出现。

1928年5月，党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五一号——军事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可正式命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

此后不久，毛泽东、朱德又根据中央6月4日“关于你们的军队，可正式改称红军”的指示信，正式将工农革命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接着，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先后奉命改称为红军。

这个消息，还是刚从上海回如皋不久的吴亚苏告诉徐芳德的。经县委研究通过，徐芳德现学现用，马上将红军名号用到刚创建的镇涛游击队上。至于“红军江北总指挥部”的名称，则是出于当时对敌斗争心理战的考虑。

组建红军，人是第一因素；有了人，枪就是第一要素。

如果说，过去徐芳德对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句话还只有肤浅的认识，那么，通过这次暴动，有了血与火的实践，他才真正地理解透彻了。

武装群众要枪，建立红军游击队更要枪。徐芳德脑子里尽是想的枪，一心思量如何把敌人的枪夺过来，建立革命武装。

9月17日夜，四周一片漆黑。徐芳德和汤士伦带领30多名游击队员，从薛家窑急行军来到九华山地藏庙前，准备攻打驻在庙里的国民党九华公安派出所。此地虽然称为九华山，却没有山，只是小集镇而已。此外，江海平原上的观音山、峨眉山、北土山等都是如此。

徐芳德对地藏庙地形及庙里的情况早已侦察详熟。地藏庙前后三进四合厢，周围小河环绕，5间门堂被警察占据。在行动前，徐芳德已派人与庙里的和尚联系好，当夜后门不上门闩。

游击队到达九华山后，随即涉水过河，从庙的后门进去。进去后就到了天井。徐芳德一听巡警睡得正死，鼾声如雷，随即命令大家动手。队员胡老虎冲过门堂，看到有流动岗哨过来，当即“砰砰”连打数枪。敌人从梦中惊醒，有人刚想爬起来到墙上拿枪，被徐芳德举枪喝住：“不准动，谁动打死谁！”队员们齐声大喊：“缴枪不杀！”吓得这些家伙抱着头连喊“饶命”。

徐芳德用枪指着巡警，命令队员把挂在墙上的长枪取下来。趁慌乱中，巡长钱稳闯出卧室企图逃跑，当场被乱枪击毙。

此战毙敌4名，缴枪4支，还有大洋152元。

攻打九华公安派出所后，几个参与行动的农民群众，被下驾原公安分局抓走了。

缴到枪不能输了人！

徐芳德和县委宣传委员郭锡康商量，决定攻打下驾原公安分局，营救被捕群众。

9月22日晚，徐芳德派游击队员先去抓下驾原的陈姓乡长。未料扑了个空，乡长不在家。从乡长小儿子口中得知，乡长到分局去，是帮助审案。于是，徐芳德和郭锡康过了两天，就带着乡长的小儿子到分局去喊门，说是找他父亲。

分局的警察见是乡长的小儿子来了，就把大门打开，未料埋伏在旁边的游击队员直向里冲。有几个警察企图负隅顽抗，被当场打倒在地。这次行动，不仅营救了郝麻细、朱安庆、季长春3人，还毙伤敌各2人，并缴获7支枪和若干弹药。

7支枪噢！人家是见钱眼开，徐芳德是见枪眼开；人家是有钱好办事，徐芳德是有枪好办事。

10月12日清晨，徐芳德带领几个游击队员出去“办事”。

镇涛区有个刘仰琨，是国民党如皋县参议会参议员，又是沙田局局长，家里拥有几百亩沙田，还开京广杂货店。刘仰琨仗势欺压老百姓，是镇涛区有名的恶霸。

刘仰琨听说领导五一农民暴动的首领西乡徐芳德到镇涛来了，从此这里频频摊上大事儿，连公安警察都小命不保。性命攸关，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于是他想，不要说到芳德，芳德就到，还是去南通城里避避风头吧。

10月11日，刘仰琨借去南通做生意为名，宴请亲朋好友，也作为辞行。消息很快传到徐芳德那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不能让作恶多端的刘仰琨就这么走了

次日上午10点钟左右，从刘家大院出来了3部独轮车，“咯吱咯吱”向南通平潮方向推去。

此时，正在刘家杂货店“买烟”的徐芳德，通过向周围群众询问和证实，迅速判断第三部车子上坐的是刘仰琨，便飞步上前，左手在他的肩上一拍，说：“你就是刘仰琨吗？”

谁胆敢直呼吾名？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也是不可想象的。刘仰琨转过头来正准备发作，徐芳德手起枪响——“砰!”刘仰琨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开枪的是谁，就去见阎王老爷了。

由于游击队员不断增加，缴来的枪支不能满足日益壮大的队伍的需求，还须买枪。

买枪非郭锡康莫属，他活动能力强，路子多。通过贩猪赚钱买枪，甚至变卖自己家的3间房子、4亩田、1头驴，用作买枪的资金。

让自己的战友卖房子、卖田去买枪，徐芳德心有不忍，还是要想办法去筹集资金。

这天，吴亚苏找徐芳德和郭锡康商量事情，接到镇涛游击队的情报，说国民党吴窑派出所人员外出，仅一两个警员在家。兵贵神速，徐芳德立即率队袭击。虽然缴枪不多，但还是缴获了204块银元。正缺钱买枪，钱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徐芳德便和郭锡康从上海买回8支新盒子枪，外加弹药。徐芳德感到，买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常重要，又是个危险的活儿，自己也得参与，还得熟悉和掌握去上海等外地向敌人买枪中的“关门过节”的途径。

10月26日早晨，徐芳德在县委委员赵仁甫家吃过早饭，把8支新枪包成一个大包袱，背在肩上，经过小圩桥，前往太平圩。

如泰红色区域当时有两大块：一块在如皋西乡的江安、卢港两区，这是中心地区；另一块在如皋南乡的镇涛区，这是较后开辟的地区。两地相隔距离约40多华里，中间河网交错，还隔两条通长江的大河。大河都没有桥，要过必须渡船。沿路的石庄、小圩桥、郭家园、吴家窑等处，敌人都安了据点，企图阻断共产党的联系。

石庄、吴家窑、郭家园都已通过，前边就是小圩桥了，小圩桥位于镇涛西边，是通往镇涛的交通要道，敌人从镇涛调来10多名巡警，由巡长祝培初率领坐镇。

看到小圩桥上有警察，徐芳德决定坐船过河。可当他刚上渡船，就发现有“尾巴”盯上了——两个巡警跟着上了船。

徐芳德打眼一看，其中一个正是敌巡长祝培初。这个坏东西是上了徐芳德的锄奸名单的。而祝培初到小圩桥的主要任务，也就是要抓徐芳德。不过他不认识徐芳德，但是职业习惯使他对徐芳德产生了怀疑。

“你这个包是谁的？”这不是明知故问么?祝培初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我身上的包，当然是我的啦。难不成是别人的?”想不到徐芳德根本不买账，还反问一句。

“里面是什么东西？”徐芳德的回答不恭，使祝培初感觉不爽。

“好货。”徐芳德微微一笑。

“噢，老板发财啦。”祝培初一听，有戏，以为是做生意的，即嬉皮笑脸地向徐芳德开口要钱，“拿10块大洋来，意思意思。”

徐芳德见祝培初当着船上乘客面敲竹杠而毫不顾忌，说明他敲诈勒索已经习以为常了。

“没有。”徐芳德回答得很干脆。按照徐芳德的脾气，不要说真没有，就是有，也不会给他一个铜板。

“包里是什么？打开看看。”祝培初顿时变了脸色。

“想看吗？”徐芳德爽快地把包袱往船板上一放，“当啷”一声响，“你自己查吧。”

这“当啷”一声响，分明是金属撞击声，祝培初感到非常悦耳动听，不是金条，就是元宝，至少也是银元。

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祝培初心中窃喜，把刚拔出来的手枪，又重新插回裤腰上了。是财神菩萨来了么?祝培初兴奋地、迫不及待地弯腰伸手解开包袱……未料，从里面掏出来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用绳索捆绑着的一把把乌黑锃亮的短枪！

“啊！这难道是枪吗?”这一吓非同小可，祝培初迅速从惊喜转为惊恐。他完全没有想到，也不会相信，众目睽睽之下，竟然有人吃了豹子胆、狗熊心，敢背着武器在岸边10多名巡警的枪口之下走过！

更没有想到，也不会相信，这个人还敢开枪！

“砰！”就在祝培初还没站直腰转过神来……他的脑袋已中了一枪。由于是抵着头打的，几乎连声响都没有。祝培初错就错在敲竹杠也不看看人!

不远处岸上的巡警，还端着枪在若无其事地巡逻警戒着，甚至有人还打眼向渡船码头这边张望了一下。

说时迟，那时快，徐芳德迅速从被打倒在船舱里的祝培初身上把手枪拿到手，同时顺手一拎把他扔下河去。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

整个过程不过四五秒钟，渡船上的人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大家不要害怕，我是中国共产党如皋县委的，是中国工农红军江北总指挥部的。祝培初是镇压农民运动的刽子手，我们正要找他，他自己送上门来找死。”徐芳德怕惊吓了大家，一边安慰大家，一边向船客表明自己的身份。他忽然想起了什么，连忙发问：“哎，刚才祝巡长后面好像还有一个跟差的，哪去了？”

“在这里！”“滚到前面去！”船上的乘客把那个躲在人群中已经脱掉警服的跟差，推到徐芳德面前。

徐芳德吹了吹手中尚在冒烟的枪口。

那个跟差吓得跪在地上：“共爹爹饶命，我是临时被拉来服侍他的，我没有做过坏事。刚才你开枪打祝巡长……不，不，打祝培初时，我有枪也没有动。现在我‘缴枪不杀’。”说着，就把塞在衣服里的驳壳枪掏出来，双手递给徐芳德。

按照徐芳德的秉性，反动派没有一个好东西，都该杀。但是想到党的政策，以及攻心为上的道理，徐芳德接过枪大度地说：“你确实没动手，这就救了自己的命。你可以走了，回去告诉你的头头，今后不要再与贫苦农民和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游击队为敌，不然，祝培初就是他们的下场。” 那个跟差的警察连连说是。

徐芳德说完之后又补了一句：“你回去向当官的汇报，说徐芳德就在镇涛。”

“不敢，不敢。”

“就这么说。”

“是，是，是。”跟差的警察战战兢兢地上了岸。渡船起航了。

“你就是领导五一农民暴动的徐芳德？！”大家眼睛一亮。

一位农民脱口而出:

徐芳德、苏德馨，

革命道理说给穷人听。

黑夜走路要靠灯，

要享幸福闹革命。

这首如西一带的民谣已经深入人心了。

“说得好，黑夜走路要靠灯。这盏灯就是共产党。我们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革剥削我们的地主老财的命，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

打死一个反动派，教育群众一大片。徐芳德把渡船当作讲堂，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其实，受教育的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还有那刚才放走了的警察。据说，有一些被俘后放回的敌军警人员，在日后盘查我方党员、干部及红军游击队员时，也时常有意睁只眼闭只眼，装糊涂。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共爹爹讲道理，不伤害俘虏，我们也要知恩图报。这就是宣传教育的作用。

渡船沿着岸边长满芦苇的河道，向太平圩方向开出老远，才听到小圩桥方向传来几声枪响，似乎在为徐芳德送行。

 

第四章   黎明前的黑暗

党一直重视对通海如泰地区的领导。在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后，江苏省委决定筹备成立江北特别委员会，统一领导南通、如皋、海门、崇明、泰县、泰兴、东台、盐城8县工作。

根据省委1928年7月通过的《江苏农民秋收斗争决议案》中的有关规定，成立了党的南通特区委员会，统一领导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靖江6县（后增加泰县、东台）的革命斗争。

当年11月，南通特委在海门茅镇召开了通、如、海、启、泰（兴）、靖6县县委联席会议。范森（叶守信）、韩铁心、王玉文、徐芳德、刁九善、吴亚苏等当选为特委委员。吴亚苏任特委农委会书记，调特委工作。由徐芳德接替吴亚苏任如皋县委书记。

在这次联席会议上，党的六大代表朱松寿(老戈)受省委委托，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党的六大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及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还提出了建立红军，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分配土地的任务。

通过学习，徐芳德知道，要纠正过去“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其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

通过会议各方代表的讨论交流，徐芳德看到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认识到党在当前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普遍地组织起义、暴动，工作重点要放在争取群众、武装队伍、积蓄力量、保存实力、渡过难关上，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联席会议后，徐芳德回到如皋。他根据党的六大会议精神、联席会议的要求和如皋五一农民暴动后的形势变化，首先健全县委组织。除原有执委外，增选汤士伦和于咸为县委委员。县委委员还有郭锡康、杨国昌、王朋年、张清川等。

继续整顿和健全党的组织，加强石庄、镇涛、双甸、东陈、马塘、掘港等区委的工作，恢复卢港、江安、搬经等区委和部分党支部。整顿调整后，王朋年任镇涛区委书记，郭锡康任石庄区委书记，汤士伦任西乡区委书记，陈雪生任东乡区委书记。

徐芳德还把特委发给如皋的每月195元经费分配下去。特委发的12支枪，也给了最需要的区委和党支部。

残酷的现实、艰苦的斗争、新任的职务，迫使徐芳德从过去单纯的冲冲杀杀，转变到掌控全局的全面工作上来。他努力使自己做到眼光更加深远，胸怀更加广阔。他深刻地领悟到，无论个人的力量多么强大，也是有限的，要依靠广大群众、广大党员，才能彻底消灭敌人，取得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健全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后，徐芳德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方面。

徐芳德刚接任县委书记时，还是马剑华担任县委委员兼镇涛区委书记。因活动频繁，马剑华引起了敌人的注意。郑庄小学校董、恶霸地主郭忆东于11月12日在校门口从邮递员手里拦下一封上海寄给马剑华的信，并向国民党县政府报告。县长江辅勤断定是共产党密件，于11月16日将马剑华抓去。马剑华在牢中遭到敌人的酷刑逼供，始终咬紧牙关，不吐一字。在敌人的摧残下，马剑华伤病加重，精神恍惚。敌人趁机轮番对他审讯，马剑华顽强自制，始终守口如瓶。他深知敌人还会采用新花样来折磨自己，担心万一失去理智时，信口吐出片言只语，将给革命带来损失。于是，谎说自己严重失眠，叫人买来安眠药，于1929年1月25日在狱中服药自尽。

得知一起入党的老同学、老战友遇害，徐芳德怒火中烧。他马上派人了解到马剑华被捕，是郭忆东的阴谋。他当即派王朋年、王世元（王朋成）等骨干，于12月27日带领红军游击队夜袭郑庄，惩处了谋害马剑华的郭忆东等坏家伙，为马剑华报仇雪恨。

几天后，红军游击队又于陈家市袭击来此敲诈勒索的敌警察，毙敌两人，缴获长枪两支。

对徐芳德红军游击队的武装活动，敌人采取了加强反动武装的措施。10月，国民党如皋县政府在有革命武装活动的八个区建立民团。

11月，国民党新任如皋县长江辅勤、公安局长薛秉杨、公安大队长沈靖华就职。17日，国民党省政府特令通海靖泰各县军政，会同海军向如皋“进剿”。

1929年1月10日凌晨，利用夜色的掩护，徐芳德带着警卫员杨春轩、李二回到六甲老家。

此行的任务，是准备把如皋西乡和南乡的红军游击队集中编队。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虽说现时正值数九严冬，地上冻得结结实实的，没有凛冽寒风的干冷，像刀子似的刺得人脸面生痛，但是家乡在徐芳德心里，却是一片“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的盎然春色。

回到故乡，徐芳德感到特别亲切。前边就是一座土地庙，庙旁这条芦花小溪，是他与小伙伴儿时捕鱼、游泳、嬉戏的地方。到了春末，用篮子就可以在河里捞到虾。而螃蟹则是在秋冬之际的夜晚爬到河岸上横行乱窜，借着月光就可以蹲下来捉它几只。夏初，河畔野生野长的三五株桃树杏树，果实不待熟透，就被包括徐芳德在内的顽童们带酸采摘吃了。还有自然生长的菱角、莲藕，都是舌尖上的美味呀。

一声渔歌西风里，芦花不动鸥飞起。在芦花河畔长大的徐芳德自然对芦苇、芦花怀有深厚的情感。他特别喜欢描写芦花的古诗词，比如司空曙的《江村即事》:“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纵然一夜风吹去，只在芦花浅水边。”戴复古的《江村晚眺》:“江头落日照平沙，潮退渔船阁岸斜。白乌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这些古诗词，徐芳德自小就会吟颂。此时，他真想轻轻地捧起芦花，深吸一口它沁人心脾的淡淡清香。这是家乡的味道。

有首耳熟能详的古诗：“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支花。”只要把其中第三句换三个字，改为“芦潭六七处”，就是徐芳德家乡的真实写照了。

别小看芦花河畔疯长的芦苇，它可全身都是宝，芦叶可以包粽子，根可入药，花可作笤帚，芦苇杆子更是穷苦人家建房子的廉价材料，甚至不花钱也可得到。芦苇破开编成芦席，就是竹席的代用品，夏天铺垫在床上很凉快。寻常过日子，干枯的芦苇可用来烧水煮饭，烧成了灰还可以肥田。灾荒时，微甜的嫩芦苇就是充饥保命、渡过难关的食物。

看到自己熟悉的家前屋后，徐芳德感悟到:生活兜了一个大圈子，似乎又回到了起始的原点。睹物思情，河还是那道河，庙还是那座庙，路还是那条路，家还是那个家，而自己却不是从前那个自己了。原点有些像磁心，它固执地发射出强大的磁波，把远去的生命吸附到自己的身边。原点才是真正的归宿么?

河旁庙南就是徐芳德的家。徐芳德并不准备回家，正巧路过这里，就远远地看一眼自家的田园房屋吧！简陋的芦草搭建的房子也是温馨的。英雄也有儿女情长之时。

这一看不打紧，徐芳德发现在这无风之夜，河旁芦苇在轻微摇曳，似有芦絮飘到脸上。

“不雨花犹落，无风絮自飞。”这句古诗是佛教禅语。自幼在芦花河边长大的徐芳德知道，除了风吹芦絮飞，再就是有人惊动了。人间凡界的絮，一般是不会无风无缘自飞的。侧耳细听，果然有河边浅水处薄冰被人踩裂的动静传来，再蹲地远眺，庙旁也似乎有人影闪动。

于无声处听惊雷!不是幻觉，徐芳德相信直觉。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徐芳德感觉到：有情况!

为了避免与敌人正面交火，减少伤亡，徐芳德立即做了个手势，示意杨春轩、李二后撤。当他回头一看时，晨雾中似乎有不少人悄悄地靠近过来。

被敌人包围了！徐芳德意识到。

“砰”一声枪响，打破了死一样的沉寂。“活捉徐芳德有重赏！弟兄们给我冲啊！”晨雾中传来吴公超公鸭嗓的声音。顿时，枪声大作。

来的是驻贲家巷的县公安队吴公超警察中队。看来敌人是有备而来的。

明知不敌，也要亮剑！

看样子是跑不了了，跑不了就拼了。拼一个够本，拼两个赚一个。徐芳德大喝一声:“跟我上!”一枪击毙就近的敌人，并带头向土地庙冲去……打得敌人倒的倒，逃的逃。然而三个人三支短枪，形成不了火力。而警察已从四面包抄上来。

激战中，冲锋在前的徐芳德自然成了众矢之的，他左臂中弹，腿上也中了一枪，跌倒在地上。杨春轩冲上前来抢救徐芳德，被敌人打倒在血泊中。李二也被庙旁的伏兵抓住。

看到杨春轩中弹牺牲，徐芳德坚持爬起来，边打边冲到庙旁，想救援李二，无奈子弹已经打光了，他狠狠地把这支德国造的爱枪砸向土地庙外的墙壁。这支从敌人手里缴来的枪，不能让敌人再缴去。

徐芳德不能预知哪片草莽中潜藏着毒蛇猛兽，不会掐算出何时大限将至，也不知道命运将在哪一个急转弯时踉跄跌倒，但是可以预料的是，即使他被袭击而匍匐在地，也依然会强韧地准备爬起。

看到伏兵围了上来，已经中弹倒在地上的徐芳德又奋力站了起来，赤手空拳扑向第一个冲上来的敌人!

警察蜂拥而上……

凌晨的芦花河畔又恢复了沉寂。淡淡的烟雾中仍裹挟着尚未消散的硝烟……

一株株、一丛丛的芊芊芦苇随风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还未从那激烈枪声的惊吓中醒来……

一朵朵、一束束洁白如雪的芦花，随着轻轻的晨风无力地飞飏着，像是在向人们传递着英雄不幸遭遇的消息……

芦花河水静静地流淌着，没有了往日的喧哗，失去了从前的欢腾，只是默默地向着远方流去，仿佛要永远伴随着英雄徐芳德远行……

吴公超当天就把徐芳德解往县城。途经申家埭时，特地到周松平家邀功。

周松平早就备了酒席在大门外恭候。

“松平兄啊，你的情报真准呀。徐芳德我给你抓来了。”吴公超一见周松平就讨好地说，“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啦！”

“好，好，兄弟们劳苦功高。先坐下来喝酒。”周松平边招呼警察入席，边叫人拿来一手提箱银元，交给吴公超，“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又吃又带，也不奇怪，我就不客气啦。”吴公超献媚地一笑。

酒至半酣。周松平与吴公超咬了下耳朵：“据报，西乡农民在贲家巷村头放哨，恐有麻烦，宜火速解往县城。我已备上两部马车，请吴队长……”

“事不宜迟。”吴公超也怕夜长梦多要出事，“把徐芳德押上车”。

当徐芳德从屋里走出来时，周松平凶残地用石头砸断徐芳德的右臂。他恶狠狠地说：“看你还能拿枪？”

“我徐芳德虽死，拿枪的共产党员你是消灭不了的。”徐芳德正气凛然地回击周松平，“你们可以杀我徐芳德一个人，但是你全家的性命，用金子都买不活！你等着，时间不会太久!”

回过头来望着故乡熟悉的路，徐芳德清楚，这是他最后一次经过了。生活的磨砺，战争的锤打，自己都经历过。他看到在白驹过隙般的人生道路上，走过的不仅是闪光的足迹，还有那精雕细琢的心境。每一次失败，都会缩短成功的距离。战士不怕失败，只要屡败屡战，就会否极泰来:月明如昼，则桂魂将残;耐过隆冬，便无须蛰伏;落尽寒梅，就能企盼新春。阶级斗争不是个人的奋斗，革命自有后来人。奔腾的江河总会流向海洋，胜利的潮流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住的!

徐芳德被绕道解到县城后，遭到敌人严刑拷打，逼他招供。徐芳德当场痛斥敌人：“你们别想从我这里捞到什么!我徐芳德为革命不惜一死，国民党蒋介石注定要失败，革命必然要胜利！”

硬的不行，再来软的。敌人又叫了一个投敌分子出面劝降，许以功名利禄。徐芳德软硬不吃，又把这些人骂得无地自容，恨不能地下有个裂缝好钻下去。

共产党员硬骨头！甚至连监狱里的狱警、工作人员，衙门里的官员们，也纷纷慕名来一睹徐芳德真容。

1月27日晨，天阴沉沉的，徐芳德突然被敌人押出，带往如城北门内眼光庙巷北口。此时，徐芳德已被折磨得十分虚弱，几乎是被刽子手架住拖行。徐芳德心里清楚，这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了。

看到沿途街边路旁有三三两两前来送行的市民群众似乎显示出又急又怕的神态，近在眼前的眼光庙也呈现出一派萧瑟寥落的模样，徐芳德悲愤而无法自抑。在短短的一生中，徐芳德冲闯过无数个关口，尺道丈魔，柳暗花明，瞬间的黑暗，激荡出惊世骇俗的火花。生如闪电之耀亮，死如彗星之迅忽!何曾低过头?!

面对为自己送行的乡亲邻里们，徐芳德昂首挺胸大喊:“砍掉了脑袋，不过碗大的疤!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是杀不绝的……”最后他拼尽全力高呼：“共产党万岁！”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徐芳德牺牲后，被敌人枭首巡回悬挂在如城、江安、卢港、石庄等地示众。国民党报纸大肆宣扬：共产党红军游击队江北总指挥、如皋县委书记徐芳德于1月27日在如皋伏法。

溪河江海的生命在于流动奔腾、飞浪逐波，若没有了小溪流一往无前的血脉和动力，江河就不会有生命的灵魂，大海也就不会有辽阔的深沉和无边无际的波澜。徐芳德生命的溪河，义无反顾地飞腾着流向了长江大海!

与永恒的时间相比，人的一生是短暂的，在生与死之间徘徊，正像大自然之夜每颗划破长空的流星，转眼间跨越了光明与黑暗的时空。亮丽的星辰将在瞬息之间迸发出自己最绚丽璀璨的光华。徐芳德年轻的生命太短暂了，然而他在身后留下丰硕的秋实。他用生命呕心沥血谱写的光辉史诗，将会被历代传诵，经久不衰。

徐芳德的牺牲，使如皋地区特别是西南乡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

但是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遥远吗?!

 

卷二   吴亚苏：拍下遗照上战场

他是淡雅而隽永的梅石图，

他是空灵而清新的山水诗。

哥哥吴亚鲁是南通地区第一个共产党员，

对吴亚苏的口传身教，

演化成他对敌斗争的万钧雷霆!

气定神闲的吴亚苏拍下遗照上战场，

把生死置之度外，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

在生与死的考验关头，

吴亚苏一脚踢翻县太爷的宴席，

动摇了敌人腐朽城堡的根基。

他和县委一班人，为如皋贫苦老百姓

带去冬天里的一束阳光，夏日里的一片绿荫。

 

第五章   深受哥哥吴亚鲁影响

抽刀断水水更流。

徐芳德牺牲后没几天，南通特委决定汤士伦接任县委书记。并派原任县委书记、现任特委委员、农委会书记吴亚苏回如皋协助领导。

吴亚苏又名吴印，字仰之，化名剑波，1907年出生于如皋县潮桥镇（今属如东县）。吴亚苏从小就受到父亲吴璜（字绍穆，前清举人）的良好教育。其父为人正直，旧学根底颇深，酷爱画梅、咏梅，以梅花自喻。他常以自己所作的“大石压梅花，梅枝愈向上，愈压花愈奋，到处香无恙”等咏梅诗词引导子女，希望他们能够具有梅花的品质。

吴亚苏自幼伶俐活泼，天资过人。他八岁时就读于如皋县第四国民学校（今如东潮桥小学）。后转至马塘高等小学，毕业后考进如皋县中。

受父亲影响，吴亚苏不但毛笔字写得很好，爱唱歌，还会拉胡琴、吹长号和短笛。尤好京剧，这是哥哥吴亚鲁教的。

1923年秋，吴亚苏随哥哥吴亚鲁转学到徐州中学读书。

如果说，吴亚苏受父亲的教育不小，那么可以说，他受大9岁的哥哥的影响更大。

吴亚鲁是南通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

吴亚鲁名肃，亚鲁是他的字。他曾在如皋师范学堂读书，毕业后在金沙小学教书半年。1920年，吴亚鲁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教育专修科。

在南京求学期间，《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打开了吴亚鲁的眼界。他积极参加李大钊等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努力追求革命真理，投身革命活动，逐渐成为革命者。

1922年4月23日，吴亚鲁等召集团员会议，酝酿地方团的章程，当场推定4人负责草拟《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章》。5月5日，吴亚鲁等24名团员在南京高等师范梅庵（今东南大学内）开会，正式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章》。吴亚鲁被推选为青年团南京地委的主要负责人。

5月21日，吴亚鲁又积极参与组织了公开的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不久，吴亚鲁在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离中共建党还不到一年时间。

1922年春，也就是在吴亚鲁入党前后这段时间里，旅宁如皋学友会在南京清凉山开会，决定组成一个社团。旅京、沪、通及如皋本地的青年，赞成入社的达40多人。

当年暑假，吴亚鲁回到家乡，积极开展宣传活动。8月27日下午，他联络邀请了旅外地及本地学生50多人，正式成立了以反帝、反封建为宗旨的进步团体“平民社”，并于11月1日创办半月刊《平民声》，自任主编。

在《平民声》创刊号上，吴亚鲁发表了《小学教师团结论》，强调“必须有团结的力量——一个阶级团结起来的实力”，才能解决面临的问题。其时影响颇为广泛深远。

与此同时，吴亚鲁又积极联合潮桥附近的一些青年，组成“潮桥青年学友会”，刊行《潮桥青年》，揭露土豪劣绅的罪恶，传播革命思想。苏德馨、叶胥朝、陆植三，以及吴亚鲁的表弟丛允中、弟弟吴亚苏等一批青年，就是在其引导下投身革命的。

其时，吴亚苏不仅参加了潮桥青年学友会，还协助吴亚鲁创办进步刊物《潮桥青年》。

吴亚鲁是南通地区江海平原上第一个播撒下革命火种的人。1924年夏，平民社在掘港召开年会，吴亚鲁到会宣讲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史，传播革命思想。

吴亚苏则是受吴亚鲁革命思想影响最深的人。

俗话说，跟哥哥进城。吴亚苏从小就喜欢跟着哥哥玩。只是后来吴亚鲁出去上学了，吴亚苏没办法跟随。但是只要哥哥一放假回来，吴亚苏就紧跟吴亚鲁，哥哥跑到哪里，弟弟就在哪里出现。无论是在开会、座谈、侃论时事，还是编辑、撰稿、揭露土豪劣绅。

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吴亚苏从哥哥身上学到了不少人生知识，特别是革命道理。

怎样才能经常与哥哥在一起呢？吴亚苏终于抓住了机遇。

1923年夏，吴亚鲁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就在此时，党派吴亚鲁到徐州去开辟工作。去徐州前吴亚鲁回到如皋家中。听到哥哥与父亲谈去徐州工作之事，吴亚苏想机会来了。他先后说服哥哥和父亲，随吴亚鲁转学到徐州中学读书。

原本按照吴家的条件，吴亚苏应该在如皋县中上学更好。有着浓厚文化底蕴的如皋中学，应该比徐州的中学基础好，再说有家庭的照顾，生活也方便得多。吴亚鲁一个25岁的小伙子，生活上自我照顾也可能不够周全，再带上一个16岁的弟弟，将会更加困难。

然而，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角度来看，就完全能够理解了。

吴亚鲁把吴亚苏带在身边，不仅能够辅导弟弟的学业，而且可以注重对他的革命熏陶。

吴亚鲁到徐州后，以省立第三女师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组织学生阅读《新青年》《向导》和其他进步刊物。后来他又走向社会，将革命宣传扩大到徐州7所中学、部分小学和铁路工人中，发动青年开展革命活动，建立进步团体组织，培养考察了一批积极分子，初步打开了工作局面。

经团中央批准，1924年6月1日，吴亚鲁在户部山召开团员大会，成立了徐州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自己担任书记部主任。12月，团支部扩建为青年团徐州地委，他任书记。

1925年1月26日，吴亚鲁以徐州团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海五卅惨案后，吴亚鲁领导党、团员发动群众，全力开展声援活动。他与未婚妻苏同仁在三女师掀起学潮，赶走了压制学生运动的顽固派校长。

遵照团中央指示，吴亚鲁在团内秘密成立了党支部，由他兼任书记。

由于吴亚鲁在三女师驱赶校长的斗争中暴露了身份，7、8月间，上级党组织为保护他，便调他去河南郑州豫丰纱厂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又调往南京。

1926年4月，中共南京地方委员会成立时，吴亚鲁任宣传委员。

下半年，吴亚鲁受组织派遣，参加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到了武汉，在叶挺部队工作。随后他与爱人苏同仁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

哥哥吴亚鲁的革命活动，吴亚苏不仅听到、看到了，而且积极参与其间。可以说他是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当地的革命斗争，思想觉悟提高很快。

1924年，吴亚苏在徐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春夏之交，也就是在五卅运动期间，吴亚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时，吴亚苏也是徐州非基督教同盟的积极分子，他以各种形式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罪行。

吴亚苏还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徐州中学支部的领导成员，积极参与发动了反对该校反动的训导主任耿玉璞的学潮。同时，在追悼孙中山先生、声援五卅运动等革命活动中，都活跃着他的身影。

1926年，吴亚苏考进上海邮务海关学校英文专修科。这期间，他与中共江苏省委接上关系，继续秘密从事党的活动。

按理说，吴亚苏家庭富裕，如今又考上这么好的学校，如果顺其自然，应该是生活美满、前程似锦。

然而，吴亚苏并不满足于个人目标的实现，而有更高的追求。

几千年来，人类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兴盛与衰微，辉煌与悲怆，和风丽日与腥风血雨……有多少事如烟而逝，多少事流传百代，多少人浮沉史海，多少人悄然而去……

重大历史进程开始时，人们往往并不能完全意识到广阔的时空和地域内涵。若干年后回眸，方觉原来身在其中。作为个人，也许看不到胜利的那一天的到来，但是，幸福实现于追求的过程中，在这过程中有快乐也有痛苦，但却能让人真正地感受到幸福。吴亚苏所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前途和幸福。自从他在党旗前宣誓的那一刻起，他已经把自己的身心，无条件地献给了中国最壮丽的革命事业。

在上海的学业结束，1927年，经共产党上级党组织安排，吴亚苏偕妻子张红凤一起调往武汉，从事党的工作。

同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决定同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吴亚苏的爱妻张红凤在斗争中不幸牺牲。

然而中国革命不会停止。吴亚苏强忍悲痛，将刚出生的孩子取名吴秀平，并托付给一个工人家庭，自己继续踏上革命征途。吴亚苏先调在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担任密件抄写工作，后至安徽六安地区协助胡苏民开展青年运动。据说，吴亚苏在上海期间，还曾在报馆做过记者。无论做什么工作，他总是以革命为己任。革命便是他的生命哲学，战斗精神已经融入他的血液之中。

是金子，无论在何时何地都会发光！

 

第六章   声东击西   调虎离山

这是平常的一天。

1928年初的一天，正是天寒地冻之时，省委常委、农委书记王若飞找吴亚苏谈话，布置他回如皋工作。

平常的一天，显得不平常了。

1927年下半年以来，继八一南昌起义以后，党发起了以湘、鄂、赣、粤四省为中心的农民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江苏省内的无锡、宜兴、江阴、青浦、南汇、奉贤等地的农民起义。

同年秋，省委下达了《江苏农民运动计划》。吴亚苏在省委看到了这个文件：强调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指出农民革命在江苏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今后省委应分出一部分重要力量去整顿外县组织，发展农民运动；并明确提出了必须贯彻党中央下达的暴动方针，组织起义。

吴亚苏还了解到：为了加强通、海、如、泰地区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黄逸峰（化名张文采）、彭汉章已于前不久从上海来到江北地区，包括南通，准备组建南通特委，黄、彭二人分别任书记和军委书记。吴亚苏的任务，则是去加强如皋农民暴动的领导。

临行前，吴亚苏列席了省委扩大会议，聆听了省委书记邓中夏的形势报告和王若飞《关于江苏农民运动及部分地区准备武装起义》的报告。

妻子牺牲，初生的儿子流落他乡。吴亚苏也是血肉之躯，有时也会产生儿女情长的思绪。但是一回到如皋，来到生他养他的故乡，一起与过去曾经熟识的亲邻们一起战斗，他又浑身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五一农民暴动一触即发。

刚回到如皋的吴亚苏积极协助县委进行暴动前期的准备工作。他和其他县委领导经常深入到农民群众中调查，深入浅出地宣讲革命道理和斗争形势。他帮助建立农民协会，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发展党的基层组织。

不少党员和农民群众都喜欢与博学多才、知识面广的吴亚苏在一起，喜欢听他讲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大家知道吴亚苏能唱戏、唱歌，叫他唱一首，他就为大家演唱。吴亚苏唱的京剧片段，常能获得满堂喝彩。但他更多的是教党员和积极分子唱《国际歌》，以鼓舞大家的革命斗志。

4月13日，县委成立暴动委员会，吴亚苏被推选为暴动委员会宣传部负责人。

在酝酿农民暴动的县委领导会议上，吴亚苏提出了在暴动中声东击西的策略。

上兵伐谋。高级的军事行动，是用谋略挫败敌方的战略意图或战争行为。熟读兵法的吴亚苏，在五一农民暴动中用上了计谋。

三十六计第一套胜战计中第六计——声东击西：“欲东而形似西，欲西而形似东，欲进而形似退，欲退而形似进。”这是一种以诡道取胜的用兵谋略，一般由兵方主动进攻时使用。

暴动前夕，吴亚苏同叶胥朝等人赶到如皋东乡（今如东县境）。吴亚苏利用其父吴璜担任马塘市行政局长的有利条件，隐蔽在行政局救济院内的一间小楼上，撰写、缮印了大量标语传单。然后，派人至掘港、丰利、苴镇、南坎及马塘等地散发。

与此同时，吴亚苏又组织农民协会的广大会员们在自己家中或门口公开磨大刀、擦土炮、制作红旗等。

这一招果然见效，当地土豪劣绅惊恐万状，纷纷向如皋当局告急。

反动县长王浩然接到情报，急派公安局总务课长薛韶九率百余名警察直奔东乡。

警察在东乡一带，南到长沙、南坎、北坎、华丰垦区，北到洋口、苴镇范围内，看到大量红绿纸标语：

土豪劣绅黑良心，

重利盘剥我穷人。

民众团结一条心，

一起暴动来斗争。

打倒军阀蒋介石！

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

共产党为人民！

是我们穷苦大众的大救星！

……

吴亚苏自己可能也未想到，从小打下的书法功底，竟然在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实实在在地秀了一把。

虽然政治见解不同，但是不少警察还是很欣赏标语书法的艺术品位。想不到共产党内还有文化造诣深厚的书法艺术家呢！吴亚苏做宣传工作是十分称职的，他既熟悉乐器，会唱歌、唱戏，又擅长书法，真是宣传领域里的专家和多面手。

敌人四面张网、日夜追捕，也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最后只有包围并查抄了设于江园小学的江家园农民协会，抄走了藏在那里的红旗和江家园农民协会会章，向上交差了事，这是4月29日。

同一天，县委还发动县城黄包车工人举行罢工。上午9时，刘君霞、周惠吾等同志带领广大工人们以反对涨黄包车月捐为由，拉着300多辆黄包车，载着妻儿老小，拥往国民党县政府，把附近的东、南、西大街都塞满了。县城吃紧，王浩然又慌忙将公安大队部分人员调回，以加强防务。

而吴亚苏等县委领导、暴动委员会骨干在完成了引敌向东的任务后，又星夜赶至如皋西乡，参加暴动领导工作。

县委的一系列调虎离山的策应行动，有效地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配合了暴动的中心工作。

5月1日晚，暴动总指挥部成立，吴亚苏被选为总指挥部宣传委员。

3000多名暴动农民在朝西庄广场举行誓师大会，吴亚苏演讲后带领大家高呼口号：

打土豪，分田地！

一切土地归农民！

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

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

中国共产党万岁！

……

誓师大会后，参加暴动的农民就不断增加扩大到1万多人，先后攻打了江安、卢港两区20多处地主庄园。

暴动失败后，吴亚苏、王盈朝等人撤往上海，并向省委汇报。王若飞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帮助总结经验教训。布置他们重返如皋暴动区，整顿恢复党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建立根据地。

吴亚苏被省委任命为中共如皋县委书记。

这个书记怎么担当？

这个残局如何收拾？

国民党如皋县政府悬赏通缉暴动领袖的布告贴到西乡：“一、缉获王盈朝、张安志（杭果人）、吴亚苏3人归案者，每名赏洋1000元……”同时在上海、南通各大报纸上刊登。

这个时候回如皋，风险太大了！

时刻听从党的召唤。这就是吴亚苏面对强敌时义无反顾的选择。在对敌斗争中，他从未徘徊，从未犹豫，无论前面是风雪雷电，还是缤纷彩虹！

 

第七章   拍下遗照

重返如皋，是吴亚苏意料之中的事。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血债要用血来还！

任命自己为县委书记，吴亚苏没有想到。

一是因为原来有书记。

二是因为自己多年在外地工作，对家乡不够熟悉。

三是他认为县委里有不少同志都适合担任县委书记，比如智勇双全的猛将徐芳德，胸怀宽广的儒帅王玉文……

上级领导在这白色恐怖的危难时刻，考虑到让吴亚苏挑这副重担自有道理。主要是吴亚苏阅历深、见识广、斗争经验丰富；再则他沉得住气，含而不露，厚积薄发，更利于积蓄力量，以待东山再起；还有就是他具有坚韧不拔的牺牲精神，已经受过残酷斗争的考验。

吴亚苏从小跟哥哥吴亚鲁外出读书，虽说对家乡不够熟悉，但是很多人也不认识他，反而利于隐藏下来，长期斗争。其父吴璜在马塘区任行政局长，但是倾向共产党。吴亚苏任县委书记，可以影响和团结更多的阶层、更多的人士参加革命。

既然省委任命自己为县委书记，那就意味着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更要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更要发挥县委领导一班人的智慧和才能，团结广大农民群众，反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他已考虑成熟：当务之急，是要整顿恢复党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建立根据地。

在王若飞找他谈话，宣布省委任命他为如皋县委书记的决定后，吴亚苏就准备重返如皋。

初夏的清晨，沪上马路雾气蒙蒙，路边耸立云霄的高楼大厦都包上了模糊昏晕的外壳。远远望去，只隐约可见雾霭勾勒出的两抹房屋轮廓的粗淡线条。

看到上海早晨的雾景，吴亚苏却想起如西芦花河水正泛着轻柔细微的波纹，河旁不知何时冒出来的青芦正摆动着纤纤的腰肢，溢露着蓬勃向上的喜悦和青春的娇姿。今天，吴亚苏精心地打扮了一下，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西装，打上一条斜纹式的红领带，雾消后出门理了发，然后在街上找了一家照相馆，走了进去。

妻子牺牲了，孩子也散失联系不上，此去如皋多艰险，很可能是最后一次拍照片了。如果为革命牺牲了，就算是留给父亲的遗照吧。

此时，哥哥吴亚鲁正在外地与敌人浴血奋战，兄弟俩都顾不上自己的家，真有点对不起自己的父亲。自己忠孝不能两全，父亲应该能理解自己的。

到底是大上海的照相馆，拍出来的照片真是传神：

一双丹凤眼，两道剑眉，显示出刚毅神情；挺直的鼻梁，流露出一身正气；嘴角微翘，是对反动阶级的蔑视；稍偏大而厚实的耳朵，表示有官相，福气好，能长寿。如皋自古就是长寿之乡，如果不是战争，当地的农民活到八九十岁不稀罕，100多岁的寿星佬也大有人在。

尤其是一双眼睛，是精气神在气质上的外在显露，是一个人生命力、意志力、行动力和思考力的综合体现。由于阅历、智慧、才能和信心的增长，吴亚苏的眼神给人的感觉是明澈清晰、安逸淡定、丰厚纯熟。这和他才20岁的年龄是不大相称的。

拿着照片仔细端详后，吴亚苏在照片背后郑重地写上“吾父爱之”四个字。

从上海回到如皋，吴亚苏沿途看到国民党县政府贴的悬赏通缉他的布告，已涨价到2000元了。即使提供他的信息，也能拿到500元。但是没有他的照片，也无人认识他。再说吴亚苏化装成念佛烧香的香客，就是熟悉他的人也认不出来了。

夜色中，吴亚苏确信后边没有“尾巴”跟着，便潜回家中。

见二儿子吴亚苏回来，老父吴绍穆十分高兴。他捧着亚苏为他拍的照片，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却相视无语。

父子之间身份不同，立场却没有差异。吴绍穆曾画过一幅老梅桩，自题“梅桩虽老花犹红”以明志。吴绍穆虽是党外人士，但刘瑞龙等同志说他的心同共产党员一样红。

父亲尊重儿子的选择，支持儿子的信仰，欣赏儿子的气质、个性、品格、学识、修养、阅历和心态，当然也就包括接受由此而带来的一切后果。

当吴绍穆听说儿媳张红凤牺牲，孙子托人抚养时，禁不住老泪纵横，满面凄然。

“父亲别难过，您曾经教导我们兄弟，跟着共产党走，就要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

“去吧，为了你神圣的事业。记住，做一名合格的战士，必须有良心、勇气和挺直的脊梁；做一名合格的领导，还必须加上胆识、眼光和宽广的胸怀。”

认准的道路，就一直向前走，一路走到底。吴亚苏从父亲的眼神和言语里，捕捉到尊重、欣赏和支持的信号。

不待天亮，吴亚苏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家，离开了这个朝思暮想的温暖的家。

何时君再回？

从如皋西乡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走过，吴亚苏看到，参加暴动的农民被捕、被杀和逃亡的很多，麦子三三两两地烂在田里也无人收割，加之夏旱严重，飞蝗遍地，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两个多月前，曾经并肩战斗的不少战友现在已生死两界。逝者的音容笑貌似乎还在眼前闪烁，复仇的部署已在心底定格。吴亚苏决定先去找徐芳德等县委一班人。有了党组织、广大不屈不挠的共产党员和农民群众，才能从血泊中爬起来，站得直，挺得住。

根据地下工作者贲家巷庙僧俊如（本姓朱，西乡水洞口村人，中共地下党员）提供的信息，在南乡镇涛区马剑华家里，吴亚苏找到了徐芳德。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找到你，我就有了依靠。”吴亚苏真诚地说。

“你来了，我就有了希望。”徐芳德直率地说。

两个人都不是说的客气话，都是心声的自然流露。

还是五一暴动前夕，徐芳德听到吴亚苏的“声东击西”战术，心里直呼智多星。后来自己带队攻打周庄头地主周伦如庄园时“引蛇出洞”，不能不说是受了吴亚苏战术的影响。

而徐芳德坚韧的毅力、不屈不挠的骨气，以及天生的豪迈气息和过人的自信，也正是吴亚苏认为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

随后，吴亚苏又见到了县委委员郭锡康、汤士伦等人。

从徐芳德、汤士伦的汇报中，吴亚苏了解到，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镇涛发展了几十个青年入党，在陈家市、薛家窑、营防港、赵家园等村庄建立了党的组织。目前正在组建游击小组。三个人商量决定，这支游击队对外号称“中国工农红军江北总指挥部”。

吴亚苏赞扬徐芳德，在暴动失败后，不仅隐藏了下来，还做了组织发展工作，使武装队伍不断扩大。

徐芳德说：“工作是大家做的，特别是马剑华，白天照常教课，夜晚和我在贫苦农民家中串门走访，宣传革命道理。”说着，徐芳德当场朗诵了马剑华自编的革命歌谣：

天上无雨露，禾苗不能生。

地上没有土，五谷不生根。

穷人不革命，永世不翻身。

紧跟共产党，坚决去斗争。

“到底是教师，创作的歌谣基本上合辙押韵，又通俗易懂。”吴亚苏大为赞赏，“要多做这样精神层面的群众工作，广大农民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根基。用革命的先进思想意识武装头脑，有时比打死几个敌人影响更大，就会具有号召力。坚持做下去，将有更多的农民群众起来同我们并肩战斗。”

接着，吴亚苏又与徐芳德等同志商量，不断壮大强化红军游击小组队伍，准备武装袭击附近的公安派出所，及镇压恶霸地主等战斗方案。指出还以原来小而精的战斗小组为单位作战。特别关照，要从长考虑，尽可能保留革命火种，要减少暴露，不暴露。建议马剑华以后不要直接参加武装斗争，省委、南通特委与如皋的秘密联系，就通过马剑华这条线。

吴亚苏又与徐芳德作了分工：南乡镇涛地区由徐芳德负责，希望镇涛继西乡之后，发展成为如皋第二个革命中心。

而吴亚苏准备去西乡重新开辟。徐芳德认为西乡风声紧，还是自己去合适，情况也熟悉，吴亚苏没有同意。因为敌人在西乡到处抓徐芳德，危险性更大，等一步再说。表示自己先去探探路，要加强西乡、南乡的联系，有情况的话，要集中力量联合行动。

吴亚苏与徐芳德、郭锡康、汤士伦等还商量了重建县委的人选。

在部署和安排工作中，吴亚苏体现了棋高一着的领导艺术:他抓战略、放战术，抓目标、放过程，抓计划、放计策，抓决策、放权力，抓干部、放任务……一句话，吴亚苏只是抓住方向不放，充分调动同志们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让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高，实在是高!

 

第八章   抗击白色恐怖

面对西乡残酷的现实，吴亚苏首先把党的骨干组织起来。他们经常化装成卖糖、割草、放牛、烧香的人，甚至乞丐，深入到农民群众之中开展工作。

在严峻的形势下，吴亚苏和他的战友们经过艰苦的工作，重新建立县委。

据1928年7月16日吴亚苏给江苏省委的报告称：“如皋县委已成立，为求集体的指导及县委领导力量的健全，决定7人，各乡均有同志参加。执委杨国昌，农（农民）；孙忠明，农；张清川，智（知识分子）；郭锡康，农；汤士伦、吴亚苏、徐芳（徐芳德）均智。常委3人：吴亚苏，书记；徐芳，组织；锡康，宣传。”

报告中还提及：“县委已开两次会，决定恢复城市和西乡工作，派徐芳德赴西乡，马剑华赴县城。”

根据县委的决定，徐芳德带着同志潜回西乡几次，情况已经基本摸清。

此时，西乡暴动中心驻有如皋县公安大队吴公超中队。各区按县长王浩然指令，纷纷购枪成立特种公安团。他们和当地地主豪绅勾结在一起，天天轮番下乡“清剿”，使留在暴动区的共产党员骨干，有的被捕，有的牺牲，有的被逼走。所有党、团、农协组织全被破坏。

虽然处在白色恐怖中，群众的革命情绪仍然高涨，特别是被害群众复仇呼声很高。徐芳德的报告与吴亚苏的先期调查，结论是一致的。

县委决定以“红色恐怖”反击白色恐怖，以鼓舞群众斗志。立即调动南乡镇涛的红军游击队到西乡六甲地区，大张旗鼓地惩办了最反动的地主徐明慎，把他家的房屋烧毁。大幅标语贴满了六甲，落款是“中国共产党如皋县委”或“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江北总指挥部”。

这一赤色行动，又使地主豪绅骚动起来：共产党还在！红军游击队还在！

这就造成了地主阵营的两极分化。一部分更加戒备森严，也有些中小地主想与共产党、游击队暗中联系求保护。

在如皋城里，负责地下工作的城中区委书记徐家瑾把秘密联络点移至李府巷刘诚一家里。

当时在城里的只有徐家瑾和叶胥朝。吴亚苏派马剑华到城里与他俩联系，传达了省委指示精神，以及新县委成立后的工作部署。

根据县委领导的布置，徐家瑾、叶胥朝筹集1000多元，在东大街租了宝庆银楼的两间房子，开设读书消费合作社为掩护，作为县委联络点。还在南门外开了一家糖果店，作为活动接洽用。潜伏在敌县公署的李蕴玉、县公安警察大队的许秀龙等获取了内部情报，可以通过这些联络点及交通员，迅速传到县委和有关人员那里去。

同时在工人、学生中开展艰苦的恢复工作，并组织在城学生举行反对屠杀农民的示威游行。

据1928年8月1日高仙甫（五一暴动后使用的如皋县委代号）向中共江苏省委所作《如皋七月份报告》：“全县已恢复区委5个，支部102个，共产党员813人。

“其中城区区委5人，工1人，兵1人，知2人，沙文静（徐家瑾）任书记。下设支部3个：汽车工人支部，有7人；原县中学生支部改为第一街道支部，有11人；兵士支部，有4人。南乡区委，书记马口（马剑华）、宣传周口、组织于口，兵士陈口、田口，下设4道，23个支部，共有党员558人。东乡区委以原马塘区委改建，下辖支部：沙村50多人，下漫灶30多人，江家园120多人。西乡区委恢复王家行支部，10多人，拟将这10多人划分3个支部，成立一特区。另有北乡区委，有30多人。”

按同一报告附表统计数字为：东区211人，西区12人，南区558人，北乡11人，城区21人。合计：813人。

到当年9月，全如皋县通过整顿、恢复，党和群众组织有了进一步发展。

据1928年《如皋县九月份组织报告》：全县共有区委6个，特别区1个，支部123个，党员数1148人。

其中：西乡区委，支部29个，党员269人；南乡区委（镇涛区委），支部38个，党员298人；南乡区委（石庄区委），支部42个，党员314人；东乡区委，支部2个，党员68人；北乡区委，支部3个，党员69人；城区区委，支部5个，党员79人。

另外有特别区委1个，支部4个，党员51人。该特别区在通如交界处，设有通如交通机关，由通如交通员薛九专递两县来往信件。

工农群众组织已整顿恢复：西乡农民协会2个，会员176人；邻里互助会1个，会员102人。南乡佃农会4个，会员282人，兄弟互助会2个，会员96人。东乡农民协会5个，会员513人。北乡农民协会1个，会员58人。城区职工会6个，会员148人。

这些数字，看上去是枯燥的，但是从中可以看到吴亚苏工作的深入、广泛、细致。从中可以看出吴亚苏及其县委一班人和广大党员所付出的一片心血！

恢复工作速度之快，成绩之大，令人赞叹！

在重建县委，加强组织工作的同时，吴亚苏着手发展武装斗争。

五一农民暴动失败后，只有徐芳德从暴动区内带出的1支手枪。吴亚苏回如皋后，向海门县委借了3支枪，从省委领到盒子枪4支、勃朗宁手枪2支。加上郭锡康变卖田地、房产和家畜，在上海买的一部分枪支和徐芳德又潜回西乡取出暴动时隐藏的一部分枪支。

有了枪支，武装斗争就开始了。

6月中旬苏德馨从上海是和吴亚苏一起过江回如皋的。只是苏德馨改道南通，再与张兆山一起去如皋东乡，暂时隐蔽在下漫灶银杏铺一个农民家里。不幸被坏人黄自媛发觉告密，苏德馨和张兆山于6月15日被捕。苏父也因五一暴动坐牢。王浩然知道苏德馨是中共如皋县委要人，甚至用杀害其父来劝降。苏德馨不吃这一套，他说：“我是共产党员，父亲是老百姓，你们不但要杀共产党，还要杀老百姓，这是你们的三民主义吗？”他在遗书中嘱咐爱人抚养好儿子，并替儿子改名“苏为宜”（苏维埃谐音），要儿子以后继承父志。

多好的同志，他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吴亚苏设法营救苏德馨未果。

原来西乡江安、卢港两区地主为了进行阶级报复，集体贿赂王浩然2000多元。其中申家埭恶霸地主周松平出资800元，要县府从速处决苏德馨。

红军游击武装建立后，吴亚苏决定第一仗攻打江安申家埭周松平的父亲老地主周殿伦家，为苏德馨、张兆山报仇雪恨。

8月22日，吴亚苏、徐芳德带领游击队员连夜潜至蛇头庄苏德馨的岳父张芝山家，先摸清了周家的情况。

第二天下午，申家埭周家门前走来5位身穿杭绸衣裤的商人，说是收购小麦的。周殿伦和其弟周竹青忙把他们迎到客厅内。

正当端茶拿烟招待时，为首的“老板”吴亚苏突然拔出盒子枪喝道：“不许动！”吓得周殿伦、周竹青颤抖得说不出话来。

听到动静，狗腿子倪生儿闻声持枪带人拥进客厅。吴亚苏当即把倪生儿击毙。周殿伦、周竹青趁乱向外跑，被吴亚苏举枪打倒在地。周竹青当场死亡，周殿伦未被击中要害，装死逃过一劫。

在徐芳德率队接应下，吴亚苏等5人安全撤出。

这一行动，不仅震撼了如皋西乡，连县城里也顿时紧张起来。这共产党、红军游击队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

王浩然一面派公安局长沈靖华到西乡捕人，一面在城里宣布戒严，晚7点关城门，9点断绝交通。

过了几天，吴亚苏得知周殿伦没有死，其子周松平仍然反动，欺压百姓，且有邻居汤义方为周家父子助力，反共气焰十分嚣张。因此决定再次袭击申家埭。

9月4日下午6时许，吴亚苏又带领游击队员来到申家埭，直接来到汤义方家。不巧的是适逢汤义方外出未归，正巧碰上地主铁杆走狗许耀三在汤家杂货店买东西。

替死鬼来了。吴亚苏做了一个砍杀的手势，许耀三当场被游击队员打死。

住在旁边的周殿伦听到枪声后，赶紧带着家人出逃。吴亚苏和游击队员冲进周家未找到周家人，即一把火烧了周家的房屋。

经过这两次战斗，虽说还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大家总算出了口恶气。红军游击小组在对敌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吴亚苏、徐芳德也增强了信心。

此后，袭击吴窑公安分局，攻打九华山公安分局，夜袭下驾原公安分局，处决大恶霸沙田局长刘仰琨，击毙公安巡长祝培初，仗越打越漂亮，红军游击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连续的胜利面前，吴亚苏没有被成绩冲昏头脑，而是下工夫、花气力，整顿党的纪律。

县委重建后，为了严明党的纪律，对五一暴动中犯错误的同志，主要是党员干部，进行处分。

“高仙甫”1928年8月1日向省委递交的《如皋七月份报告》中，有一张表：

《执行严格的纪律——铁的纪律》。理由有五项：不努力、自由行动、不守秘密、经济不清、其他。

其中不努力开除1个，警告2个；自由行动开除1个，警告1个；不守秘密开除1个，警告1个；经济不清警告1个；其他方面警告2个。

对经济纪律也是极其严肃。当时省委发给如皋县委的革命活动经费，每月只有60元。自行组织的经费（系向豪绅地主商借或抄没的款子，当时叫“干经济”），规定3/10为党的活动经费，3/10为救济费，1/10补助各县，2/10买枪弹，1/10上缴省委。

这些经费的开支和自行组织的收入，每月都要向省委结报，一丝不苟。

《如皋七月份报告》中，同样有一份《县委之经济报告》：

收入部分：6月19日收省委60元，经济工作100元，2项相加等于收入160元。

支付方面：生活费71.14元，交通费16.60元，文具费5.85元，特别费47.95元，经常费31元。4项相加，共支付172.54元。

注：收支欠12.54元（由苏负责垫）。指由吴亚苏负责垫上差额。

在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县委对在暴动中牺牲的革命烈士，还给予抚恤。据“高仙甫”1928年8月向省委所作《红怖与救济》报告：

县委救济科对“君霞、惠吾同志给予家庭津贴费各50元，德馨同志遗子及妻救济40元（关于他儿子将来问题，负责立据交未来另转办理）。其他受伤及流移失业同志，估定150元”。

这就是共产党的人情味！可见吴亚苏工作细致，对革命同志及家属体贴入微。归根结底，是如皋县委的政策好。

对造成经济损失者，即使是县委书记本人，也同样给予处分。

“高仙甫”1928年8月1日《如皋七月份报告》：“吴××（吴亚苏）在沪遗失45元，无确实之估计与证明，此种粗心，应予警告。”

打铁还须自身硬，影响力源于自律。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然而，纪律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能否遵守纪律，关键还是要看团队成员的自律意识。自律，就是对自我的约束，自觉遵守团队的纪律和规范。

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形势下，吴亚苏注重用铁的纪律打造团队，更注重用铁的纪律打造自己。

自胜者强，自强者胜。

在经济工作中，缺经费，自己补;少了钱，自己给自己警告处分。见过哪个朝代，哪个党派这么做过？只有共产党！只有党的优秀干部！

吴亚苏加强纪律性、严格要求自己的做法，并没有削弱自己的威信，反而增强了自己的影响力，增强了县委领导一班人的凝聚力，增强了党组织和武装团体的战斗力。

 

第九章   踢翻县太爷的宴席

1928年11月，中共南通特委在海门召开所辖南通、如皋、靖江、泰兴、海门、启东6县（后增加泰县、东台2县）县委联席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吴亚苏、徐芳德都当选为特委委员。吴亚苏任特委专职农委会书记，如皋县委书记由徐芳德接任。

1929年1月27日，徐芳德被捕牺牲后，南通特委决定汤士伦接任县委书记，并派吴亚苏回如皋协助领导。

6月15日，南通特委在如皋镇涛陈家市周家空田朱宗宜家召开如、泰（兴）、泰（县）3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如皋出席会议的有吴亚苏、汤士伦等同志。

会议根据党中央六届二中全会精神，决定加强政治活动，组织群众斗争，纠正和解决部分干部不积极发动群众，单纯搞经济工作，以及地区之间各自活动，互不联系、配合不够等问题。会议从早上开到下午。结束后，吴亚苏又与汤士伦商谈下一步工作。

根据惯例，会后离开时各自单独行动。

吴亚苏当夜返回陈家市一个村庄里，睡在一个农民看护庄稼的草棚里。这里也是他的临时落脚点。

是日大约半夜时分，刚躺下休息的吴亚苏听到外面有零乱的脚步声，赶紧从后门走了。

来的是县公安警队，显然是有目的而来。他们拥进草棚子里，却发现空无一人。警队队长用手摸了一下被子，尚有余温。他大喊一声：“人没有跑远，赶紧追！”

出了草棚子，见前边有几个人影子，警队立即追了上去。

见路上行人比平常多，有点反常，是不是有人掩护共党分子？想到这里，队长下令：“把路上人全部抓起来，打死也行，不要让吴亚苏跑了！”

吴亚苏夹在人群中，见追兵迫近，便先下手“砰”的一声，一枪击中队长前面的一个警员。

路上行人即四散而去。

开枪人怕敌人枪弹伤了老百姓，并未随行人散去，反而迎面而上，并接连毙伤四五个警察。

“吴亚苏！”警队有人认识，惊呼起来。

“抓活的！”队长兴奋得大叫。

对射中，吴亚苏弹尽，随手把枪扔进旁边庄稼田里。

淡淡的月光下，警察看到吴亚苏已手无寸铁，立即包围上去。

“是吴亚苏书记吧？”警队队长走上前去，得意地说，“请你随我们走一趟吧。”

回过头去看到路上行人已经散尽，没有受到伤害，气定神闲的吴亚苏微笑着做了一个手势:“请。”

好潇洒哟!旁边的警察都看呆了，这哪里是被捕？倒像是去赴宴！

吴亚苏被关进县城监狱。也就是徐芳德住过的牢房。

县公安局长沈靖华在第一时间到狱中看望吴亚苏，他是奉县长江辅勤之命妄图前来收买吴亚苏的。

尽管吴亚苏一言不发，沈靖华还是把他要说的话全盘托出：

只要吴亚苏供出党组织，就可以在县公安局供职，还能得到一大笔赏金。

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了，这里必然产生徘徊、犹豫、观望、茫然不知所措。然而这里只能心中忐忑、脚下踟蹰、进退维谷吗?在生死考验的关头，吴亚苏坚定地回绝:“你们不要痴心幻想，不要在我身上下工夫!”

见吴亚苏不投降，沈靖华又后退了一步，亲口许诺：“还是先到公安局去上班吧，其他事以后再说。”说着，命令狱警上前去为吴亚苏打开手铐……

“你没有见过共产党员吧？在我的人生字典里只有信仰，没有投降二字！”吴亚苏义正词严地斥责了敌人的卑劣行径。

信仰，是理想和意志的融合，是精神和品格的结晶。

信仰，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更是支撑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力量之源。

信仰，是共产党人走向胜利，走向辉煌的精神保障。

信仰的力量，在于即使身处逆境，亦能帮助你鼓起前进的风帆；信仰的魅力，在于即使遇到险厄，亦能召唤你鼓起战斗的勇气；信仰的伟大，在于即使遭致不幸，亦能拯救你保持崇高的心灵……

当晚，江辅勤亲自出马，在如城老松林饭店设宴招待吴亚苏，并早早地在饭店迎候。江辅勤深谙中国的宴请要义:在谈判桌上和会议桌上不能解决的问题，放在酒桌上就要容易得多。再说共产党员多是硬骨头，所以要把原本放在刑讯室里进行的议程，放到宴席上来。

“吴亚苏到！”外面传来吆喝。

“有请。”江辅勤立即站了起来迎接。

当看到吴亚苏手被铐着进来后，江辅勤假惺惺地说：“怎么把我请来的贵宾铐着呢？赶紧打开！”

“免了，免了，不必打开，省得等一会儿又要铐上。”吴亚苏揶揄地说。

“哪会，哪会，喝酒、吃饭，总不能带着手铐吧？”说着，江辅勤使了一下眼色。两个警察上去为吴亚苏打开了手铐。

“坐、坐、坐，请上座。”江辅勤拉开一张主客位置的椅子，请吴亚苏入座。

吴亚苏站立不动。

“哦，哦，有什么话，边吃边谈吧。”江辅勤见吴亚苏不入座，有些尴尬，“我先来几句开场白吧，我们如城酒楼菜馆很多，比如中华园、江南春、功德林、四海楼等，为什么要选在老松林为吴书记接风呢？”

江辅勤自问自答：“就因为吴书记是上海邮务海关学校英文专修科的高材生，有文化底蕴，有历史内涵呀。这家饭店还是前朝光绪初年创办的，商号取自一副楹联——松间明月常相照……这下一句是——你看看，刚听说的，倒忘了。”

“下一句是‘林外清泉静自流’，饭店名取自联语句首‘松林’二字。”吴亚苏脱口而出。

“还是吴书记知识渊博，想必这里常来哟？”

“自小就知道老松林名号，进来还是第一次。”

“噢，共产党的领导节俭呀！”

说话间，江辅勤请的达官贵人陆续进来了。

“那今天就更应该品尝一下老松林的名肴哟。你看，有松鼠桂鱼、清蒸鱼翅、水晶肴蹄、一品燕窝等。这火腿、香肠、肉松可是闻名暇尔的特产哦……”

“菜是丰盛、名贵又传统呀，那你们还请了谁呢？”吴亚苏发问。

“就请了你一个人。”江辅勤谦恭地作答。他指着恭候在旁的人介绍：“还有政府官员，军界、警界、名门望族的代表。不过，他们都是陪客。”

“光请我一人不行。”

“哦，那就请吴书记点名，我们再去请来。”

“如皋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特别是西乡被恶霸地主欺压得食不果腹，瘦得皮包骨的邻里乡亲……”

“吴书记这就是有意难为我啦。”江辅勤马上脸掉了下来，“你不是存心与我们过不去吧？”

“你们反动政府，包括军警，什么时候和我们共产党人、农民兄弟过得去的？富户一席酒，穷人半年粮。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乡下天天都有人饿死，你们还在这里花天酒地，我能吃得下去吗？!”

说着，吴亚苏一脚把酒席踢翻！

这一脚，踢出去的是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踢中的是土豪劣绅的奸诈、荒淫和虚伪！

这一脚，让我们又一次触摸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真正感悟到了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吴绍穆家。

有人送来江辅勤给他的信。

信不长，意思是吴亚苏已被捕，请吴绍穆写信劝降。

信，是命令式的。不降的后果，信里也已暗示。

对于吴亚苏被捕，吴绍穆并不感到吃惊，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掉水。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他对此早有心理准备。

于是，吴绍穆铺纸、研墨，提笔给儿子亚苏写了信：“亚苏吾儿，你父母在家身体很好，不必挂念，你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抱怨你的父母，你瞑目而去吧，父字。”

如皋城看守所。

接到父亲写来的信，吴亚苏打开看后，复信表明心迹：“父亲大人，拜读来信，收益良深。我承受过无比的酷刑拷打及心灵的痛苦，但我一定要拿出勇气来，为受难的兄弟，铺好一条求生之路！儿亚苏。”

获悉这两封信件的内容后，江辅勤勃然大怒，派自己的心腹去威逼吴绍穆重写。

此时也有不少亲友劝吴绍穆设法营救爱子，只要能活着，哪怕说些违心的话，出来以后该做什么还做什么。吴绍穆谢绝亲友的一片好心，他说：“当局与亚苏形同水火，瓦全非我父子夙愿，看来只有玉碎一途了。”其友赞叹说：“穷举人有傲骨，佼佼者绍穆也！”

这一封给吴亚苏的信，吴绍穆只写了八个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吴亚苏把这八个字，当作座右铭，写在芭蕉扇上。

吴亚苏的姐姐吴亚姝在探监时，看到吴亚苏被折磨得不成样子，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看到姐姐伤悲的样子，吴亚苏却面带笑容，安慰姐姐：“不要难过，我死了，共产党不会死的，将来一定会有人来替我报仇！”

临刑前，敌人给吴亚苏端来闹羊花酒。据说这是一种烈性酒，喝了会有糊涂昏迷的感觉。吴亚苏坚决不喝，他说：“我要死得明明白白！”

1929年8月3日，吴亚苏被反动军警押赴刑场。他越长街，出西门，气宇轩昂，一路呼喊口号。临刑时，吴亚苏高唱《国际歌》，从容就义。

吴亚苏只生活了22个春秋，但是他把整个生命，献给了壮丽的革命事业。

吴亚苏牺牲后，吴绍穆在爱子的照片上方写下“亚苏遗像”，两侧题上：“生死古今如斯，是非久之乃定。”以告慰英灵。

并特地作画《梅石图》，题写“顽石当头压，还有仰面花”的诗句，纪念爱子。

白发人送黑发人，丧子之痛，可想而之。

1931年4月，吴亚苏牺牲还不到两年，吴绍穆终因忧愤过度而病故。其在弥留之际，口吟：

眼前时局已如此，

浩劫茫茫何处家？

不把头颅轻一掷，

惟将血泪染梅花。

而吴亚苏的兄长、引路人吴亚鲁，此时也正在外地与敌人浴血奋战。南昌起义后，吴亚鲁又先后去广东、福建、山东等地工作，曾担任福建省委常委、山东省委常委等职。1930年秋冬至1933年，吴亚鲁三次被捕坐牢，仍在狱中坚持斗争。1936年冬出狱后，几经周折，终于在湖南长沙八路军办事处找到徐特立，被安排到新四军平江留守处任秘书主任，党内职务为中共湘鄂赣特委委员、秘书长。

1939年6月12日午后，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新四军湖南平江嘉义通讯处，气势汹汹地叫嚷:“你们谁是负责的?快出来!”

察觉情况有变，吴亚鲁为掩护其他领导，毅然挺身而出。为了让附近群众知道事实真相，吴亚鲁被敌人捆绑拉出大门后，面对暴徒们的拳打脚踢、强行绑架，他大义凛然地与敌人展开英勇搏斗，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身中数弹壮烈牺牲!

未及脱身的罗梓铭、曾金声等四名同志随后被暴徒抓去，当晚被活埋。

同年8月1日，延安各界人士举行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参加追悼会，并发表题为“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演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收编了此文，题目为“必须制裁反动派”），以悼念“平江惨案”中牺牲的烈士。吴亚鲁、吴亚苏兄弟都是为了心中的信仰，与敌人英勇斗争，不惜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真正的生命是一种壮丽的燃烧。人生因燃烧而壮丽！

 

卷三   韩铁心：铁心干革命的领头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只有铁下心来，

才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

韩铁心——革命运动的播火者:

独闯石桥头，显示出深入虎穴的英雄气概;

活捉周松平，展现了率队作战的文韬武略。

在自己身负重伤时，

还让继任者协助抓好如泰工农红军;

多关心和支持泰兴方面的工作，

体现了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胸怀。

在自己生命垂危时，

还坚信:这是最后的斗争……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会实现！

 

第十章   播   火   者

1929年6月15日，韩铁心出席南通特委在如皋镇涛陈家市召开的如、泰（兴）、泰（县）三县县委联席会议。

韩铁心是南通特委委员、军委会书记。会上宣布：根据省委13日决定，韩铁心任如皋县委书记。

在会上，韩铁心见到了南通特委委员、农委会书记吴亚苏和如皋县委书记汤仕伦。

在这个时候，省委安排自己到如皋来，韩铁心估计吴亚苏可能还会回南通特委工作，而汤士伦将要调到省委去工作。

不管如何，韩铁心希望吴亚苏、汤士伦能指导、帮助他工作一段时间，等自己熟悉了，上了路，两人再走。

未料，当天夜里吴亚苏就被捕了。

天有不测风云啊！

韩铁心1905年9月12日出生于如皋北乡韩洋大桥村（现属海安县），原名韩德渊，字跃龙，号子云。1923年秋考取通师，改名韩灉，字岳南，号南湖，别字少彬。

据说韩铁心先后用了16个名字，此事不谬。上面已经有了8个名字。

通师是五四运动后南通地区的革命摇篮。韩铁心在新思想的哺育下成长很快。

1924年，韩铁心在校参加了“泰东同乡会”“中国维济会”等进步组织，并成为学生会的积极分子。他还与丛允中、徐家瑾等人组织“晨光社”，当选为干事，参加编辑出版文艺刊物，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

五卅惨案发生后，南通成立“五卅血案后援会”，韩铁心协助徐家瑾组织宣传队，到各地演讲、散发传单、募捐，支援上海工人的斗争。还动员各界各行人员举行游行示威、罢工、罢市，抗议英、日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充满爱国热情的韩铁心，经常和同学们一起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

有一次在晚自修时，韩铁心和同学王子安讨论救国道路的问题。王子安鼓吹国家主义，韩铁心宣传革命的三民主义。两人展开了争论，声音越来越大，吸引了周围自修的同学。听完两人争论，大家一致称赞韩铁心见解独特的爱国心。

韩铁心与徐芳德是通师同学，只是徐芳德早一年毕业，1926年夏离开通师。而韩铁心此时还有一年学业。

1926年下半年，同学蒋嘉宾介绍韩铁心加入中国共产党。为表示自己参加革命的决心和信心，原名韩德渊，进校改名为韩灉的他，又改名为韩铁心，又作铁星。

入党不久，韩铁心就担任了通师党支部书记。他除了在本校秘密从事党的工作外，还先后深入南通、如皋等地农村，发展了10多名党员，把他们培养成农运骨干。

至年底，韩铁心与女师有了密切的联系。他送了不少革命书籍给女师的郝之行、袁佩玖、汪蓁子（汪钦曾）等同学看，使她们懂得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道理。汪蓁子等女师学生还看了不少“创造社”的进步书刊。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等书，对她们影响很大。

在韩铁心的帮助教育下，一些要求进步的女同学提高了觉悟，决心参加共产党。

1927年2月7日，是汪蓁子入党的日子，也是女师成立党支部的日子。这个支部三个党员，包括汪蓁子、郝之行和袁佩玖。汪蓁子担任女师支部书记。韩铁心主持了女师支部第一次支部会，还和大家一起唱《国际歌》。

在韩铁心的关心指导下，女师的共青团支部也随之成立了。朱文英担任了团支部书记，不久也入了党。

女师党支部建立后，汪蓁子等学生党员积极参加南通的学生会和学联的革命活动。她们与学联的骨干农业大学的黎昌圣（黎时中）、医专的熊觉、纺专的聂鸿纶、通师的刘瑞龙等常在一起活动。她们不仅接近对反动统治和学校当局不满的同学，同她们谈话交朋友，启发她们的阶级觉悟，还以学生会的名义开办夜校，为校工们上文化课，进行革命宣传。

1928年1月，省委派来特派员黄逸峰（化名张文采，1906-1988，又名黄承镜，江苏东台人，学生时代即投入革命活动），指示汪蓁子等女师党员到八厂去做女工工作，教工人唱革命歌曲，把工人们的革命精神和情绪鼓舞与调动起来。

朱文英入党后，任青年团南通县委妇女部长。由于她品学兼优，在同学中有威信，群众关系好，经过艰苦工作，她争取了许多人同情或参加革命。她参加了发动南通城郊工人和农民的工作。在朱文英的启发、引导下，她的父母也都由支持女儿革命，进而自己参加革命。

其母朱姚参加革命后，把自己位于寺街的家先后作为中共南通县委和通海特委的秘密机关与联络点，开始为党做掩护工作。

从1927年秋到1930年底，县委、特委和红十四军的主要负责人李超时、刘瑞龙、韩铁心、袁锡龄、陈国藩、吕继英等同志经常来往她家。朱姚不仅为他们收藏文件，掩护开会，而且还用洗衣、帮工、借债以至典卖衣物得来的钱，供同志们生活和活动所需。

而韩铁心则是掀起女师革命运动的播火者。

万丈高楼平地起。基础打得好，楼房才能筑得牢、建得高。韩铁心善于扎扎实实、默默无闻地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用在韩铁心身上很准确贴切。

1927年2月中旬，中共江浙区委派韩铁心到武汉国民党中央举办的党务训练班受训。结束后，他又去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韩铁心经常在同学们中灌输革命道理。他认为，学生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队，而工农群众则是革命队伍的主力军。所以，他动员学生到农民中去，到工人中去。

在组织学生到工人、农民中去的热潮中，韩铁心自信：青年学生只要与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就像水藻和芦苇草一样，具有极其强大的生命力。后来韩铁心还用了“藻苇”的化名。

韩铁心离开南通后，通师党支部书记由刘瑞龙担任。韩铁心认识刘瑞龙时，刘瑞龙才十五六岁。比韩铁心小五岁的刘瑞龙1926年加入共青团后，就与同学陈国藩、袁锡龄等人，在通师党支部的领导下，去棍梓街小学召开有数百农民参加的大会，揭露地主阶级的罪恶，发动组织农民协会。1927年9月，刘瑞龙由陆景槐介绍加入共产党。

在韩铁心眼里，同学之中刘瑞龙是与工农群众结合得最好的一个。刘瑞龙虽然年纪小，但是胆子大，人又灵活，而且点子多，善于变通，处理事情认真执著，沉着老练，锲而不舍，令人信服。

由于刘瑞龙是土生土长的南通人，所以他对城里城外的情况非常熟悉。有一次傍晚活动，刘瑞龙把韩铁心等同学带到城南的一座堰头庙去。

这里真是开展活动的好地方。

从通师南门一直向南，沿狼山路（今城山路）朝狼山方向走约四五里，西侧路边就是堰头庙（现易家桥中学）。

站在庙东面，可以隐隐约约看到北边通师、女师楼窗里的灯火，还可以清晰地听到东边大生副厂（后通棉二厂）纺纱织布的隆隆机器声响。再向东南方向走不多远，就是刘瑞龙的家乡所在地陆洪闸了。

进得庙来，可闻庙前院子里一棵大银杏树上宿鸟的啾啾鸣叫。

这座明朝建筑的寺庙显得破落荒凉。和尚因香客不多而不知跑到何处去了，剩下近百斤重的铁钟，静悄悄地挂在庙里，不动声色。尽管香火不盛，但还有大大小小的佛像，数数竟有108尊。

这座庙十分静寂，在这里若潜伏下一个排三四十名游击队员，是不会有人知晓的。

当时，刘瑞龙不时会带一些人来这里活动。此后一段时间，韩铁心也把堰头庙当作联络点。

如皋五一农民暴动前夕，省委农委书记王若飞偕省委特派员杭果人、南通特委委员顾仲起经南通去如皋前，就在这里落脚。时任南通县委委员、城区区委书记的刘瑞龙在这里接待他们。

通师党支部的重任由刘瑞龙担当，韩铁心一百个放心。他可以放开手脚，开展校外的其他工作。

1927年夏，韩铁心从武汉又回到通师，因毕业考试已过，便插入下一届学习，并以回校复习为掩护，全力从事党的工作。

8月中旬，韩铁心到崇明下河曹家镇严大所家中，参加了一次江北活动分子的碰头会议，着重研究了在江北地区发展党组织和工作上互相配合支持等问题。

会后，韩铁心深入南通、如皋，在栟茶、安丰等地农村先后发展了10多名共产党员，推动了这些地区的农民运动向前发展。

初秋时节，党派韩铁心打入国民党南通县总工会工作。10月，他当选为总工会会长，后改任宣传部长。

为了贯彻中央八七会议关于组织武装暴动的精神，韩铁心又转入南通东乡余东、余西一带，帮助建立农民武装，准备暴动。

1928年，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如皋县委原定5月1日这一天举行农民暴动，后因情况有变，准备提前到4月25日夜。4月22日，韩铁心奉省委特派员杭果人的命令，火速赶到如皋传达指示精神：条件尚未成熟，暴动暂缓进行。

接着，韩铁心在如泰配合了“黄村夺枪”行动，并参与了五一农民暴动的筹备和领导工作。

6月，韩铁心任南通特委委员，奉命在南通的唐闸、平潮等地开展活动。

6月28日，因叛徒告密，韩铁心在唐闸被捕。国民党县政府如获至宝，大肆吹嘘。《中央日报》《时报》《新闻报》《通通日报》都刊登了“江北共党总司令韩铁心在唐闸被捕入狱”的消息，并将韩铁心解送南京特种刑事法庭。

从被捕时，韩铁心就声称自己名叫王平生，祖父王尚福，父亲王申海，家住如皋县。

党组织得知韩铁心被捕，便积极组织营救。通过如皋律师史国藩的弟弟史达泉的关系，到南京花钱打通关节。并请王申海冒着风险到南京出庭，与韩铁心当庭互认父子。

因为韩家与王家世代相处，关系密切，所以在法庭上，韩铁心所说王家情况头头是道，对答如流。与敌人事先盘问王申海的情况丝毫不差。庭审员觉得无懈可击，只好当庭确认错捕，宣告受尽磨难的韩铁心无罪释放。

人生的命运是一尊雕像，磨难犹如一把锋利的雕刻刀，革命者就是用这把刀来刻划命运的雕塑家。历经磨难，如同月穿云层，才能光华照人。经受炼狱的磨难，反而增强了韩铁心荡涤旧世界、创造新时代的信念和决心。韩铁心出狱后，又用“铁心”的谐音“涤新”为名，继续与同志们一起战斗。

1928年11月，韩铁心出席了南通特委在海门茅镇召开的通、如、海、启、泰（泰兴）、靖六县县委负责人联席会议。韩铁心化名王平，在会上继续当选为南通特委委员，并被选为特委军委会书记。

此后，韩铁心在南通东部地区开辟工作，发展了海门县四甲乡石头镇小学四名教师和一名工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该校建立了秘密支部，为通东地区开展革命活动建立了立足点。

 

第十一章   成立如泰工农红军

1929年6月中旬，韩铁心继任如皋县委书记后，化名刘汉卿、张明理开展工作。

面对徐芳德、吴亚苏两位前任书记相继牺牲，韩铁心下定决心要力挽狂澜于危局。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内外结合，双管齐下。

第一着棋：首先整顿内部。

天时、地利、人和，是战争取胜必须掌控的三大要素。其中天时、地利属客观因素，在战场上可以因势利导，随机应变。而人和完全是主观因素，必须着重处理好。

纵观人类历史，大凡成就伟业者，无不是深谙人际关系的人。他们能够洞悉世事的变化，审视自己的位置，适时改变自己的处境，从而打造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团队。这就离成功不远了。

韩铁心知道，吴亚苏一年前到如皋担任县委书记时，就已经开始整顿纪律，也处理了一些人。然而，如皋地区党内部分人中存在的帮会习气、流氓无产者作风和土匪行为等歪风邪气，在吴亚苏被捕之后，又有抬头之势。

一些人明摆着对韩铁心不服。他们认为，徐芳德、吴亚苏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本地的革命事业作出过不朽的贡献。

特别是徐芳德，他刚从通师毕业后回乡就表现不凡，具有将帅风范，深得广大农民群众拥护。

虽然吴亚苏长期在外地干革命，但是一回如皋便显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具有不可抵御的亲和力、影响力，战斗业绩可圈可点。

而韩铁心是如皋北乡人，到西乡时间不长，人们对他不够了解，还要有一个认识过程。

在整顿作风的斗争中，一些别有用心的领头人物得到了惩处。

对大部分不明真相的人，即使反对过自己，不信任自己，韩铁心一概表现出宽容大度，既往不咎。犯过错误的人，只要改了，照样信任，照样任用。时间一长，那些曾经不服韩铁心的人，对他另眼看待了。

宽容是美丽的情感，宽容是良好的心态，宽容也是崇高的境界，宽容自己的家人、朋友、熟人容易，因为，他们是我们爱的人。然而，宽容曾经深深伤害过自己的人或者自己的敌人则是最难的。韩铁心就是这样一位被大家公认为宽容大度的人。

韩铁心通过在江安、卢港、搬经、芹湖、石庄、镇涛等地大力整顿，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基层组织与农民协会。要求党组织和游击队，要有凝聚力、执行力和战斗力。一句话，要能打仗，打胜仗。

第二着棋：与王玉文配合，大力发展武装力量。

1929年春，王玉文已从海门县委书记调任中共如泰中心县委书记，兼任泰兴县委书记。

韩铁心和王玉文都是南通特委委员，彼此非常熟悉。徐芳德、吴亚苏被捕牺牲后，韩铁心感到有点孤独。第一时间想到了联系王玉文。

正巧，王玉文也要找他。在对重大问题的看法上，两人不谋而合：

组建如泰工农红军！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组建如泰工农红军，这是如皋和泰兴武装斗争史上的重大突破。

首先是人。

这个地区的农民饱受恶霸地主的欺凌，只要振臂一呼，就能百应。前期整顿、健全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已经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人没有问题，关键是枪。

提到枪，韩铁心首先想到了季恺。

季恺是西乡夏堡人，青年时代曾在北平平民大学攻读法律，受李大钊教诲。北京“三一八”惨案后，他跻身国民党左派。1926年回家乡建立如皋县国民党地方组织，迎接北伐军。次年任国民党如皋县特别委员会委员，兼农工商部部长。反“清党”斗争中，配合共产党人力挫国民党右派阴谋。共产党人对季恺的评价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一个月明星稀之夜，韩铁心头戴瓜皮帽，身着杭罗衫，装扮成地主模样，轻车简从来到大夏堡季恺的家中拜访。韩铁心看到，从门卫到贴身随从，每人都配备着德国造的上好武器，真是眼馋不已。

韩铁心和季恺也算是老相识了，季恺也知道他是中共如皋县委书记，只是不说穿而已。

看到韩铁心望着客厅墙壁上挂的枪支顾左右而言他时，季恺直言相告：“自己喜欢收藏新式武器，要想买他的枪是不可能的。要么，借几支去玩玩是可以的。”

韩铁心一听喜出望外，弦外之音听得明明白白：分明是愿意支持共产党的游击武装。连忙顺水推舟：“方便的话，借十支八支枪给我，待我订的货到了，定当奉还，且重金酬谢！”

“你我是多年的老交情，重酬就不必了。”看看茶过三巡，韩铁心已经没有心境再闲坐下去了。季恺站起来爽朗地一笑：“备枪，送客。”

再就是向地主老财们缴枪了。对一般地主，写一张条子派人送到他家。迫于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压力，他们大多能拿出几支枪来。作恶多端的恶霸地主不会轻易就范，就打上门去，收缴武器。

对于特别难啃的骨头，如泰两县委集中力量，联合行动。

7月21日，王玉文、韩铁心进攻芹湖，摧毁了大地主朱玉清、朱彭二两家反动据点。同时，在沈家桥、沈巷和丁巷等村庄开展群众工作。

有一次，王玉文、韩铁心等几个同志出现在黄桥北六七里路的张家庄，并安排人去报信，说共产党只有几个人在张家庄开会，没有武器。黄桥国民党公安分局果然派了10多名警察奔袭张家庄。

刚进庄，报信人突然不见了。警察尚未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四周枪声骤起，当场打死几个妄图顽抗的警察。其余的吓得丢下枪支，举手投降。这一仗就缴获长短枪10多支。

约两个月时间，竟收集了60多支长短枪。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有了人，又有了枪，韩铁心开始狠抓军事训练。他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儿，组织党员和战士以少打多、以弱战强，苦练射击、拼刺刀的真功夫、硬本领。还根据本地河网地带的特点，多练水中格斗。通过训练使大家明白，平常训练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

与王玉文商定成立如泰工农红军后，韩铁心赶到南通城里，向特委汇报。

到了通城，韩铁心直接去寺街朱文英家。这里是南通特委及南通县委的秘密联络机关。

过去，这里是韩铁心经常来的地方。无论是培养朱文英担任通师团支部书记、南通县团委妇女部长时，还是担任南通特委委员、军委会书记期间，韩铁心都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一样。

在寺街及附近的小巷子转了两圈，确信没有人跟踪时，韩铁心闪身进入朱家。

朱文英母亲朱姚见到韩铁心很高兴。她告诉韩铁心，朱文英被上级党组织调到上海去工作了。韩铁心说知道这件事。他嘱咐伯母朱姚去通知刘瑞龙夜里过来见面。

入夜，朱家的门窗被遮得严严实实。东侧不远处十字街钟楼旁，就是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也是敌公安警察的大本营。

越是靠近敌营中心，越是安全。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韩铁心与刘瑞龙彻夜长谈……

从南通回如皋后，韩铁心将县委领导班子作了较大的调整。

汤士伦、汤士佺调省委工作。县委宣传委员郭锡康因多次去上海买枪，终被敌人察觉，于5月9日在上海被捕，6月23日牺牲。

县委委员除于咸、王朋年、苏朗如、马志远外，新增加朱松寿（化名老戈）、孙盛、黄竹庭、徐永传等。

这位新增加的县委委员朱松寿原来是中共江阴县委军事委员，曾在江阴农民暴动区一人使双枪击退10多名追捕的敌警。他与茅学勤并誉为江阴的小“朱茅”。

1928年6月，朱松寿作为农民代表，去苏联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并留下接受半年军事训练。回国后当选为省委监察委员，被派往苏北参加中共南通特委。后兼任红十四军二支队一大队长。

朱松寿参加如皋县委工作，可见上级领导对如皋非常的重视。对如皋的同志来说，不仅增加了领导力量，还多了一个学习的榜样。韩铁心常向朱松寿询问了解中共六大召开的盛况和会议精神，还常请朱松寿为党员干部上政治课，并参与训练红军游击队员。

韩铁心和于咸一起，把工作重点转至江安、卢港一带。通过整顿，健全了江安、卢港、石庄区委，分别由刘志舒、葛瑞庭、赵仁甫任区委书记。

此时，如泰两县的武装力量，不包括镇涛红军游击队，就已经发展到100多人，60多支枪。

为了更有效地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便于统一指挥，经南通特委同意，把两县游击队集中编队，正式建立如泰工农红军。

8月28日，中共如泰中心县委在如皋江安宝庆寺召开如泰工农红军成立大会。

会上，王玉文代表南通特委和如泰中心县委，宣布成立如泰工农红军，由王玉文、韩铁心统一指挥。下设两个分队：第一分队长由如皋县委军事委员于咸担任；第二分队长由泰兴县委军事委员戴奎担任。

原镇涛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镇涛红军游击中队，由吴汝连担任中队长。镇涛红军游击中队仍坚持在镇涛区活动为主，以便加强和通海游击区的联系。

 

第十二章   独闯石桥头

如泰工农红军成立之夜，韩铁心率部驻石桥头北首的蒋家庙。

与部队战士住在一起，正是做思想工作、切磋武艺的好机会。

自从韩铁心在组织内部整顿后，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精神面貌大为改观，韩铁心的威信也有很大提高。

天气炎热，在庙里也睡不着，不少战士坐在一起闲聊。韩铁心听到战士们在谈论打仗时要智勇双全，便插话说：“这‘智’和‘勇’，是《孙子兵法》作者孙武说的‘五德’：智、信、仁、勇、严中的两个字。”

想不到这平常说的“智”和“勇”，还是《孙子兵法》的五德，战士们便要韩铁心解说一番。

“所谓‘智’，是指智谋、计谋，将帅必须具备高超的预见预测能力、分析判断能力、谋略策划能力和变通权衡能力。

“‘信’，是指信义、信用、诚信等。除指言而有信、行而有果等外，还包括赏罚分明。

“仁爱、仁义、仁慈就是‘仁’，仁主要是将帅用来构筑自己与部队、兵士的关系的。”

说到这里，韩铁心见大家听得津津有味，便问：“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吴起‘为卒吮疽，视兵如子’的故事？”

“我知道一点。”一位年纪大一点的战士跃跃欲试。

“那你把故事讲给大家听听。”

“古时候有位大将吴起素来爱兵如子。有位士兵身患脓疮，被吴起看到，他便亲自用嘴把士兵疮里的脓吸出来吐掉。吴将军如此爱护士兵，自然在军中广为传播。这位士兵的母亲听到以后，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旁人见状，开导她说：‘你的儿子是一名小卒，而将军都亲自为他吸脓，你还哭什么呢？’士兵母亲回答说：‘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往年吴将军也曾为我丈夫吸过脓，他作战就从不后退，结果死于战场。如今吴将军又为我儿子吸脓，我不知道儿子又要死在哪里了，怎么能不伤心呢？’”

另外一个战士听后深有感慨地说：“换个角度看，吴将军对待士卒如此仁爱，又有谁不会为他英勇杀敌、冲锋陷阵呢？”

“将帅对部下‘仁’，关心爱护士兵，士兵必然感到温暖，从而激发士兵的感激之情。表现在行动上，就会转化为战斗力。”说着，韩铁心话题一转，“不过，现在与2500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大不一样了。我们的干部、战士，都是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这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英勇奋斗！”

大家都表示赞同，还想听听韩铁心对“勇”和“严”的解释。

“简而言之，‘勇’，就是英勇果敢的性格、勇往无前的精神、不畏强权的气概、敢打必胜的信心、雷厉风行的作风等。常言道：狭路相逢勇者胜。”

“打仗是一个综合因素，能否打胜仗，有三句话：小胜靠勇，中胜靠智，大胜靠德。”

“什么是德？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为了拯救至今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劳苦大众。能够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军队，必然获得最后的胜利。”

“弛不掌兵，严则生威。只有纪严，军队才能服从命令；只有令严，兵众才能一呼百应。军队必须统一意志，士兵必须统一行动，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就是‘严’字的作用。一句话，人民的军队，必须一切听从党的指挥。”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大家听得热血沸腾，睡意全无。

夜里睡得较晚，韩铁心想，以后还要给部队上上兵法课，以适应战争的需要。当然，可以自己讲课，也可以兵教兵。看来，部队里的能人还不少呢。

第二天一大早，韩铁心就起来了。他去查岗，看看有没有情况。

隐蔽在庄稼地里的哨兵看到韩铁心过来了，便出来向他汇报。

正在此时，韩铁心看到石桥头方向急匆匆跑过来一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许银匠。银匠许耀庭是中共地下交通员。韩铁心心里的弦立即绷紧了，他感到肯定有情况，更急忙迎上前去。

果然，许耀庭报告：国民党江安区公安分局局长朱介卿和周庄头地主的管家严子昂、丁伯仁带了三个警察，在石桥头镇上江福田包子店吃早点。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韩铁心问明情况后，心想：如果等队伍集合起来再去打，要耽搁时间，这些家伙可能要跑掉。又考虑到敌人正在吃早点，警戒松懈，可以攻其不备。再说，自己对付四五个人问题不大。随即命令在场的交通员宗子祥跑步到石家埭通知王玉文来接应。韩铁心把盒子枪向腰间一插，单枪匹马向石桥头奔去。

蒋家庙距离石桥头只有半里地。过了桥，韩铁心一眼就看见三个挟着长枪的警察坐在江福田包子店门口的桌子边吃喝。看到有人跑过来了，其中两个敌人端起枪来正想盘问，韩铁心已一个箭步冲到桌前，亮出盒子枪“砰砰”两响击倒一双。剩下的一个，吓得枪都不要了，拼命向东南方向逃去。

北边厢房里，朱介卿正夹着肉包子往嘴里送。估计吃的是如皋名点灌汤肉包，俗话说“打嘴也不放”，口味好得很。听到枪声，知道出事了，但是嘴里还咬着包子舍不得松口。他赶紧跑出来一看，原来是韩铁心！吓得朱介卿把口中的半个包子硬是生吞了下去……

真是冤家路窄。朱介卿不得不硬着头皮连发数枪，未打到韩铁心，却打了一发哑火。他慌忙逃跑，溜出了东篱笆门。

往哪里逃！韩铁心紧追不舍，一枪击中朱介卿左肩，把他打倒在荞麦田旁。又赶紧冲上去，把朱介卿的枪先缴过来，别在腰间。然后一脚踩住朱介卿，大喝一声：“你也有今天！”

王玉文很快率部赶到，有的红军战士上前把朱介卿捆起来，有的闯进包子店，把吓得躲在床底下的严子昂和丁伯仁揪了出来。

经过分别审讯，朱介卿、严子昂、丁伯仁供认，周庄头周新堂、周德卿等地主听到如泰工农红军成立的消息，非常惊慌不安，他们即派人去卢家庄找几个人商讨对付红军的对策。

当晚，韩铁心在石桥头召开有1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朱介卿、严子昂、丁伯仁的罪行，根据老百姓的要求，将他们当场处决。

 

第十三章   击毙周松平

首战石桥头获胜后，如泰工农红军即兵分两路：一路由王玉文、戴奎带队，到泰兴的广陵镇、季家市一带活动；一路由韩铁心、于咸带队，来到大石家庄。

大石家庄有个洪姓地主，家里有手枪、土炮、九支连及其他枪械。韩铁心带领红军于晚上冲进去，缴获全部武器。

庄附近有个周姓地主，家里有盒子枪、手枪各1支。经做工作，答应送给红军。但是，他暗地里还是把枪送到石庄街上闵家。因为闵家势力大，家里养有保卫团，可保平安。

韩铁心、于咸得到消息后，觉得说定的事情一定要办到，不然的话，就是言而无信，难以对其他地主构成有效震慑。当即选派五六名红军战士，由周维生带领去闵家缴枪。

慑服于红军的威力，闵家没有敢反抗，不仅被搜走盒子枪和手枪，还被缴盒子枪子弹40条、手枪子弹300粒。

如泰工农红军在如泰边境的系列战斗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警觉和恐慌。

9月15日，国民党如、泰（兴）、泰（县）、靖4县县政府在黄桥举行联防会议，泰兴县长孔充主持会议。会上公举泰兴公安局长程鹤年为4县联防区主任，在黄桥设立办事处。同时，决定抽调如皋两个班士警，泰兴、泰县、靖江各一个班士警，听候联防区主任调遣。

根据形势变化，王玉文和韩铁心研究，如能在如泰交界处打开一个缺口，如泰两县的红色区域活动就可以更自由一些，并且能打乱反动政府的联防部署。

这个缺口在哪里？怎样才能撕开？

王玉文和韩铁心多次在如泰边界处踩点巡视，又一次来到申家埭。当看到周松平家走出一队巡逻的人马时，两人对视，眼睛一亮：这个缺口，就是他周家这里了！

如泰交界处，一贯反共反动的地主堡垒当数申家埭周松平。

提起周松平，韩铁心的仇恨和气愤就不打一处来。

就是这个周松平，先后坑害了苏德馨、徐芳德等共产党员干部。血债要用血来还！

就是这个周松平，欺压剥削周围的贫苦农民，真是罪大恶极，罄竹难书！

再说，这个申家埭靠近贲家巷，拔除申家埭据点，除掉周松平这颗钉子，驻贲家巷的县公安中队也就孤立起来，甚至待不下去了。这样，东到老户庄，西至季家市，南抵周家庄、徐家庄，就可以连成一片，成为红军活动区域。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韩铁心与王玉文又一次取得对重大战略问题的一致看法：攻打申家埭，击毙周松平！

在决定攻打申家埭后，王玉文和韩铁心利用夜色的掩护悄悄走进贲家巷庙，布置僧俊如去申家埭摸清情况。僧俊如一口承诺：“保证完成任务！”

第二天，僧俊如身披袈裟，头戴僧帽，脚穿布鞋，手敲木鱼，出去“化缘”了。来到申家埭后，他先在全庄转了一阵，和几个熟人拉了拉家常，摸到了周家庄园兵力的大致分布情况。

来到周家门口，僧俊如双手合十道：“施主，周老爹多次约我到府上来喝茶，烦请通报。”

不一会，周殿伦出来把僧俊如迎进去喝龙井好茶。两人就金刚经、法华经等经文闲扯起来。

恰好又有访客到。趁空隙，僧俊如以如厕为由，在庄园内转了一圈，回头向周殿伦告辞：“周老爷有客人，我就前客让后客了。”借机脱身走了。

当夜，僧俊如到水洞口找到王玉文和韩铁心，详细汇报了他所侦察到的情报：周家庄园北边有一座土炮楼，有20多名武装家丁驻守，其余家丁分守四面。四周墙面都有枪眼，可以向外射击，而外面很难打到里面的人。东西有竹篱笆，南北有界河，河不宽但比较深，河边的芦苇已经全都割尽，让人不可藏身……

10月9日，如泰工农红军100多人进驻水洞口。从这里可以看见周松平家的炮楼。

在对周松平家采取集中行动前，先派开明绅士刘华斋到申家埭周家劝降。

刘华斋是泰兴小西庄地主。如泰工农红军建立后，他支持家中两个伙计参加红军，并送给红军4支枪。后又将家中所有的长、短枪及数10箱子弹，全部送给红军。

刘华斋与周松平有私交，算是老相识了。那天晚上两人在周家见面后，刘华斋力劝周松平要识时务。谁知周松平不但不肯投降，相反口出狂言：“请带个信给韩铁心和王玉文，就讲我说的，要和红军打一仗，死才闭目！”看样子，这个周松平是死不改悔了。

翌日凌晨，如泰工农红军分三路包围申家埭。

天刚微明，红军发起攻击。

四周群众听到攻打申家埭的枪声和冲杀呐喊声，知道严惩恶霸地主周松平的时候到了。他们有的拿着铁叉、锄头等农具作为武器，有的挑着装有馒头、糕点、鸡蛋等食品的担子，从四面八方涌向申家埭，支援红军作战。

准备顽抗到底的周松平登上炮楼督战。

看到红军冲锋受阻，王玉文指挥用土炮向炮楼轰击。

指挥东路的韩铁心派人放火烧了在炮楼上风的竹篱笆。

炮轰枪打，火燎烟熏，迫使周松平的保家兵将武器从炮楼上投掷下来，表示缴枪投降。但是在周松平的威胁阻挡下，迟迟不开门。

此时，部分红军指战员已经冲到炮楼下。

爬在屋顶向炮楼射击的一位战士中弹，从房子上滚落下来。徐名章冲上去抢救，这位战士已经牺牲。

听到分队长于咸悲愤的呼喊“同志们冲啊！活捉周松平，讨还血债，为烈士报仇呀！”，徐名章即放下战友的遗体，一跃而起，冲向炮楼……

徐名章又名徐建如，如皋江安六甲人。他幼年丧父，家贫无力读书，经人介绍到上海东洋纱厂做工，饱尝洋老板和工头的压榨之苦。1928年秋，徐名章回家祭父去世10周年，经徐芳德动员介绍，参加革命，加入共产党。他担任过县委委员，现时是如泰工农红军中的一员猛将。

说时迟，那时快，徐名章冲到炮楼下，抢过另一名战士手中的锛，奋力砸开炮楼的木头门。然后他带头冲进炮楼里。

擒贼先擒王。徐名章在炮楼里一把抓住躲在角落里受了伤的周松平，骂道：“周松平，你害死了徐芳德、苏德馨，今天要跟你算总账！”说着，就像捉猪似的，把周松平拖出了炮楼。

其他保家兵丁见状，随即向红军缴械投降。

在场的红军指战员和参战的群众看到抓住了周松平，个个咬牙切齿。只见一位50多岁的农村妇女从人群后面挤上前来，用木棍边打边骂：“你个狗东西，杀死我儿子，今天我要你偿命！”

在旁的韩铁心认出来了，她就是徐芳德警卫员杨春轩的母亲。前些日子韩铁心还刚刚去看望过她老人家。县委有规定，凡是牺牲的烈士，都要定期慰问其家属。如果家里有老人和孩子的，还要按时发放抚恤金。

韩铁心一边安慰杨妈妈，一边与王玉文商量了一下如何处置周松平等地主恶霸。

听到两位领导人的决定，徐名章对杨妈妈说：“你儿子的仇，今天就报！”

随即在上千人的群众大会上，王玉文代表如泰中心县委和如泰工农红军宣布：“周松平是个坚持反动立场的恶霸地主，根据大家的要求，把周松平交给大家惩办。周家的财产全部没收，粮食衣物全部分给大家。”

在一片喊杀声中，徐名章上去揪住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周松平的衣领，拖到场边，一刀砍了！

同时处决周松平的父亲老地主周殿伦及狗腿子等5人。这是他们罪有应得的下场。

群众大会后，红军指战员把周松平家三四万斤粮食、30多头壮猪和衣物，全部分给附近的穷苦农民。红军也收获颇丰，缴到长短枪30多支，还有大量弹药。

申家埭这一仗，打了一夜加一个整天。如皋地区的反动派妄图报复。同时，红军组建不久，交通、情报、给养全靠地方组织解决。申家埭不能久留。所以，战斗一结束，公审大会刚开过，王玉文、韩铁心决定当夜即转移到沿河，以防敌人奔袭。

 

第十四章   这是最后的斗争

沿河在芹湖北边，离反动据点卢家庄只有10多里地。

驻扎在如皋卢家庄的国民党保卫团100多人，他们听说如泰红军攻克了申家埭，击毙了周松平，立即倾巢出动，经芹湖向沿河庄扑来。并联系古溪的国民党军队，想趁红军在沿河庄立足未稳时，一举聚歼。

10月11日，如泰工农红军到达沿河庄，很快得到卢家庄群众送来的情报：敌保卫团已经出动，离沿河不远了。

王玉文即与韩铁心、于咸等同志开会商量：

打，还是不打？

打，很容易被敌人两面夹攻，包了饺子。

不打吧，红军跑到哪里，敌人就会跟到哪里，后患无穷。

反正要打，何时为宜？

三人意见一致：晚打不如早打，早打不如现在就打！

原因有三：

一是红军虽然人数不多，但刚刚打了胜仗，士气旺盛。气可鼓而不可泄，须趁势而上。

二是国民党的兵虽人多势众，武器也好，但是卢家庄的国民党保卫团一向骄气十足，且纪律松散。

三是按照卢家庄保卫团前进的速度，肯定先到，而路途较远的古溪敌军应该不会准时到达。

怎么打？三人意见一致：

迎前到沿河口伏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同时派出小股部队去阻击古溪方向之敌。

部署就绪后，卢家庄保卫团果然慢吞吞地向沿河口走来。他们无论如何没有料到，如泰工农红军已经到了沿河庄，又回过头来伏击。过去，红军游击队都是被追着打的，避之犹恐不及。

卢家庄保卫团刚进入红军伏击圈，一声令下，红军指战员一齐开火，走在前面的顷刻倒下一大片，走在后面的吓得纷纷往回逃，沿途丢下不少枪支弹药和尸首。真没有想到这帮乌合之众这么不经打，一触即溃！

再说古溪方面来的敌军，听到密集的枪炮声，不知虚实，吓得半途缩回窝巢。知道古溪敌军不会与卢家庄保卫团同时到，真还没有想到他们根本不敢正面较量。

此后，韩铁心参与指挥了在如泰地区一系列战斗。10月21日下午，如泰工农红军进攻黄桥，激战三小时之久，因敌人死守城池而撤出战斗。10月25日，又在挖尺沟与敌遭遇，红军安全突围，但刁守善不幸牺牲。

11月，中央军委和江苏省委派中央苏区干部薛衡竟到如泰地区，对红军进行整编，扩建为大队，设立军事委员会、士兵委员会，随后，红军夜袭马家坪、奔击小马桥、血战野吴庄……

1929年12月，韩铁心出席了通海如泰地区6县县委书记会议，听取了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会后，韩铁心回如皋贯彻落实。他曾到如皋东乡江家园向县委委员叶胥朝传达。并在江家园支部会上作政治报告，指示他们成立赤卫队，向海边发展，组织渔民武装，加强对海盗的争取工作。

此时，王玉文已被抽调到上海刚成立的红十四军交通办事处工作，或者说是去筹建红十四军驻沪办事处。

至1929年底，通海如泰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农民自卫武装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

同年冬，敌人组织南通、海门、如皋、泰兴、泰县和靖江6县的反动武装，向红军发动了“包剿”。

如泰工农红军预先获得情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国民党新任如皋县长刘昌言在黄家市一带抓不到红军游击队，就捕去农民40多人，多数沿途加以杀害。

为了反击国民党的凶残气焰，如泰工农红军决定攻打黄桥以北的顾高庄。

1930年1月18日夜，如泰工农红军大队长薛衡竟派精干的指战员组成一个突击班，换上精良武器，带足弹药，先突至敌据点，将哨兵击毙。

接着，韩铁心率如泰红军主力部队从四周扑向据点，突击班战士首先冲进据点。企图顽抗的敌军见红军人多势强，只好乖乖地放下武器当俘虏。

整个战斗不到1小时，共俘敌40多人，缴获步枪38支，红军无一伤亡。

攻打顾高庄获胜后，稍作休整，韩铁心和薛衡竟决定向东进攻老户庄和高家庄。

老户庄是大地主张符秋的巢穴，驻有县警队一个中队和保卫团，旁边的高家庄也有保卫团。两庄遥相呼应。

2月9日，国民党“清乡”督查队到高家庄搜捕共产党干部及群众8人。韩铁心、薛衡竟闻讯后立即组织截击，击溃敌军，救出被捕人员。

随即又乘胜打下刘家渡，将当地土豪开设的“大丰公粮行”的粮食及官盐栈的官盐，分给附近的农民。

这时，老户庄张符秋率保卫团，伙同县警队向高家庄袭来。

如泰工农红军也正在向老户庄进发。

这是一场遭遇战。

双方一交火，韩铁心就明显感到敌强我弱。

撤退已经来不及了，只有硬着头皮上。

这仗比较难打：人没有敌人多，枪也没有敌人好，关键是子弹也有限。韩铁心一面指挥部队占据房屋、田埂、树木等有利地形，要求大家看准了再开枪；一面从战士手中接过一把步枪，主要打敌人当官的。

这一招果然有效。只要敌人阵地上有指挥的人出现，韩铁心基本上就是一枪一个。另外，冲锋在前的敌人，也成了他的枪下鬼。

自然，战斗在前沿的韩铁心也成了敌人重点打击的对象，他身中数弹仍带伤坚持指挥。

这样打下去，如果敌人增援部队来了，将十分不利。于是，韩铁心考虑“变阵”。他安排一个尖刀班突然从敌人侧旁打过去……

主阵地加强火力顶住。

敌人忽遭旁敲侧击，不知虚实，怕被包围了，只得撤兵，退回老户庄去。

这是韩铁心参加和指挥的最后一次战斗。

战斗结束后，韩铁心才感到腿脚钻心的痛。他的小腿被打穿了一个窟窿，已经不能跑了，闻讯而来的薛衡竟和于咸等人立即把他安排至江安治疗。

后因伤势过重，组织上把韩铁心送去上海救治。

在受伤后，韩铁心就把于咸叫到身边嘱咐：

在上级任命新的县委书记前，先把县委工作重担挑起来。

要协助大队长薛衡竟及新来的负责政治工作的黎昌圣（黎时中），抓好如泰工农红军。

王玉文在上海负责筹建红十四军交通办事处，泰兴县委军事委员戴奎又牺牲了，要多关心和支持泰兴方面的工作……

一切联系妥当，于咸和几个同志把韩铁心藏到一条运猪的驳船上，从张黄港过江去上海。王玉文已在上海安排好韩铁心去宝隆医院医治。

在医院治疗之初，王玉文还常来看望他，告诉他红十四军领导干部是如何过江去如泰地区的，何昆率领的正规红军部队是怎样打仗的……

韩铁心听了非常高兴，恨不得赶紧治好伤，跨过大江去，与红十四军将士们协同作战。

不久，王玉文也回如泰地区了。韩铁心还是请照料他的小范打听如泰地区的情况。当他听到4月初红十四军正式成立的消息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感到十分欣慰。他觉得，前一阶段组建如泰工农红军的艰辛努力没有白费。就像一个老农，春天播下种子，洒下汗水，终于看到禾苗出土了。此时，韩铁心心里真想念过去与王玉文、于咸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日子。

伤情不像韩铁心自己先前认为的那么简单、乐观，从医生的治疗方案，以及来看望的同志与自己的议论中，韩铁心感觉到伤得不轻，且伤口已经恶化，自知已无生望。于是，韩铁心向精心照料自己的小范口述遗言：“要效忠于共，报国利民，再接再厉，战斗勿懈！”

在韩铁心处于半昏迷状态时，在旁边的人还能听到他在低声地吟唱着《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1930年5月23日，正是如皋西南乡高沙土上迎春花盛开时，韩铁心与世长辞，时年25岁。

龙游河波光粼粼，芦苇丛依旧碧绿。这河畔漫野的迎春花的黄色花瓣间，竟有着殷红的血色花蕊，那么坚定执著地簇拥着太阳和春天。

 

卷四   王玉文：如泰军民一家人

他本是一介书生，却投笔从戎。

在胸襟博大、儒将风度的王玉文眼里:

如泰地区、红军农民、

党员和老百姓都是一家人。

只有团结起来，

才能抗击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

党的地下工作战线，在他手里启程。

筹建驻沪办事处，

安排领导会见，接送红军将领。

主持红十四军建军大会，参与叱咤风云的战斗。

在追击叛徒的生死关头，

他不顾个人安危，欲力挽狂澜。

冲破云遮雾障、波峰浪谷，而魂牵周家荡。

 

第十五章   转战如皋城乡

王玉文给人的印象是秀气书生。生就一副瓜子脸，浓眉大眼，下巴有些尖，头发常理成小分头，面带笑容，天生的儒雅风度。

王玉文是如皋西乡搬经人。1905年出生，他先在芹湖读完初小，后到江苏省第二代用师范（如皋师范）附属小学高级部上学。1923年考入江苏省第二师范（上海龙门师范）。

在学校，王玉文学习认真刻苦，各科成绩优良。他特别爱好文学，常在《学灯》《觉悟》上发表文章。学校里的老师、同学都喜欢看王玉文的文章，认为他文笔优美，文章故事性强，引人入胜。有位老师预言，王玉文未来将会成为作家。

1926年，王玉文自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飘鸟之死》，倾吐了他对真理的追求，对旧社会的憎恨，还寄托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和美好愿望。

有人说王玉文将来会成为作家，王玉文自己也是这么想的，而且也在为此不断努力。

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王玉文想当作家的美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王玉文义愤填膺地站出来，积极参加上海学生和工人在南京路上的示威游行。两天后，王玉文又和一些进步同学到邑庙与老西门一带宣传，揭露英、日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当年夏天毕业前夕，王玉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毕业回乡后在芹湖小学当教师。

为了改变现状，揭露地主老财剥削农民、欺压劳动人民的本质，王玉文和如皋的早期共产党员陆景槐、苏德馨等一起，经常在夜晚走村串户，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道理。

1927年元旦，国民党如皋县党部秘密成立。王玉文以国民党员的身份担任宣传干事。

当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蒋介石进行“清党”，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进行血腥的镇压。

这股风也很快刮到如皋城，中共如皋独立支部马上转入反“清党”斗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前，国民党如皋党部执行委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4月26日，北伐军抵达如皋后，国民党在群众中公开，同盟会会员、如皋人李济华被委任为国民党如皋县特派员。但李济华在如皋没有基础，就求助于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的共产党员陆景槐、王盈朝、叶胥朝等人。

根据省委指示，王盈朝、苏德馨、叶胥朝、任百川、王玉文等同志趁机打进了重新组建的国民党如皋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并担任了重要职务，取得了反“清党”斗争第一回合的胜利。

不久，北伐军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委任乐济安为如皋县长兼警察局长。乐济安到任后马上建立了反动军警组织。同时，国民党党棍成昌五被任命为如皋县党部特派员。

7月，如皋县党部奉命撤销，重组新党部，但是共产党的力量仍然占绝对优势。

7月底，以成昌五为头子的如皋县“清党”委员会正式成立。

由于共产党员苏德馨、王玉文等人的工作，争取了“清党”委员国民党左派人士季恺，利用了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使王盈朝、苏德馨、叶胥朝分别担任了“清党”指导员。因此，“清党”的实权仍然控制在共产党人手中。共产党人利用“清党”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凡四月十五日以后投机党员，一律不许登记。”这样就顺理成章地把一批土豪劣绅清洗了出去。500多名国民党员只剩下15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接着，王玉文、王盈朝、苏德馨等人又抓住成昌五敲诈勒索的劣迹，发动200多人联名向省里告发，省党部不得不革了成昌五的职，解省查办。国民党右派偷鸡不着，反蚀了一把米。

8月，国民党省党部派何士雄、叶冠千来接管县党部。他俩仗着有来头，一到如皋就勾结县公安局长武力强占县党部。中共如皋县委抓住何士雄和叶冠千嫖妓宿娼的丑行，发动群众召开大会，揭露他们的劣迹，终于将他们逐出了如皋城。

此间，因害怕孙传芳残部卷土重来而携巨款潜逃上海的反动县长乐济安，见到局势平静，于9月下旬又回到如皋企图复任。

在与王玉文等同志商量后，由苏德馨出面，通知如皋各团体到县党部开联席会议。决定组织清理账目委员会，推派代表去见乐济安，要求迅速清理账目。谁知乐济安竟然蛮横地到县公署强行复任。于是，苏德馨以县党部的名义联合11个团体，于29日在南门小校场召开拒乐市民大会，并通电省民政厅和各报馆。

这样，省民政厅不得不改委王浩然为如皋县长。天下乌鸦一般黑，王浩然到如皋接任后，对乐济安贪污一事迟迟不作处理。党组织又以“惩乐委员会”的名义，召开数千人大会，要求新任县长严惩乐济安，追缴他侵占的公款，并惩办污吏乐济安的第一科主任王遐龄、第二科主任叶灿章等。乐济安终于被拘禁，并交出赃款1万元。

反“清党”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清党”阴谋和反动势力的气焰，共产党组织和群众团体得到了发展，总工会和学联组织也恢复了活动。而国民党反动派煞费苦心“清”了半年多，连一个共产党员也没有“清”出来，几个头面人物反而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王玉文在反“清党”斗争中始终处于幕后，主要参加筹划和联系地下情报。

这期间，省委派吴丹枫（宗益寿）为特派员驻如皋工作。同来的有李旸谷、徐溪英、宗钟、蒋梧汝等。中共如皋县委将他们安排住在如皋城里的尔雅巷。

吴丹枫来后，将他的妹妹李蕴玉（也有人说是表妹）介绍给中共如皋县委的同志。吴丹枫说，李蕴玉原来是中共宜兴地下工作人员，有情报工作阅历和经验。

1927年10月，李蕴玉随董雪山到如皋完婚，也就准备在如皋工作了。董雪山是国民党如皋县政府总务科长。李蕴玉正好利用丈夫的职务和工作，为中共地下情报工作做掩护。

李蕴玉于1923年7月毕业于江苏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曾在徐州任小学教员，那时董雪山是她的同事。李蕴玉有文化，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根据吴丹枫的推荐，如皋县委的同志正在想方设法使她打入敌人的衙门里。

王玉文初次见到李蕴玉时，刚来如皋不久的她正在法院门口卖状纸。据了解，李蕴玉还曾兼任县立女子小学教员，刚来时只能算是代课教师，有课就去教。

虽然是苏南闺秀，李蕴玉却是如泰小媳妇妆饰，来的时间不长，她已经入乡随俗了。隐藏在长长睫毛下的一双稍圆的眼睛，似一潭静水，深不可测。也许不算美女，但看上去顺眼，有亲和力。李蕴玉脸上几乎没有表情，又不多言辞，甚至有点冷漠，让人捉摸不透她的心思。适中的身材，不大引人注目，走在大街上会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

沉默，是一种深刻的语言，内涵有一种博大和恢弘。王玉文读懂了:倒是一位适宜担任地下工作的人选。他相信，省委特派员吴丹枫推荐自己的妹妹，自有道理。

沉默是金。能够用沉默来交谈的人，不是由于聪睿，就是因为默契。交谈中，李蕴玉得知面前的青年叫王玉文，忽想起他就是哥哥吴丹枫提起过的中共如皋县委领导，沉默的她顿时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让王玉文感觉到其内心无声春潮的涌动。

通过王玉文、苏德馨等人的努力活动，千方百计使李蕴玉成功打入了国民党如皋县政府任秘书，实际做的是文书工作。其主要任务和工作，就是重要会议记录，以及文件的登记和保管等。

战争可以让女人走开，但是有一种职业却更能发挥女性的聪明才智，这就是特工。她们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为了完成组织交派的任务，深入虎穴，从而演绎出许多惊险曲折、不让须眉的故事来。

与此同时，县委还派接近共产党的进步分子许秀龙，打进国民党如皋县公安大队任大队副。1927年元旦，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如皋县党部就是在他家中秘密成立的。当时，王盈朝、叶胥朝、葛克信、刘君霞、周惠吾等人常在他家里开会。人一到，不仅许秀龙忙着照应，其妻吴秀英也在门口纳鞋底望风。许秀龙个性刚直，常常公开指责国民党右派、土豪劣绅及政府的劣迹，人称“许大炮”。他任职后广交朋友，在瓦解敌人和教育士兵方面尽心尽力。到职不久许秀龙就处了几个生死之交的警官朋友，他们甚至可以参加地下情报工作。王玉文和苏德馨曾经专门关照他:注意不要参加任何激进的活动，也不要说与自己警官身份不符的话语，千万不要暴露自己，要隐藏得深一些，争取长期潜伏下去。总之，一切行动听从县委的指示。当然，该出手时就出手。十分重要的事情，可以随机应变，灵活处置。

叶胥朝、王玉文也分别被选派到马塘区、搬经区担任行政局助理。

在如皋五一农民暴动中，王玉文参加组织和领导工作。他与向北方向的王盈朝、顾仲起一起带队。王玉文和张兆山指挥先攻进蒋家埭，烧毁了恶霸地主卢荫南的巢穴，又向卢家庄进发。沿途王玉文领着大家高唱：“打倒土劣，除军阀，工农革命成功，齐欢唱……”充分激发了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斗争热情。

为了扩大声势，北路人马沿途又搜集了一些洋油筒和爆竹。到达卢家庄时，王玉文一声令下，怒火冲天的人群在冲杀的“机枪”声中攻进村庄，保卫团哪见过这种场面，未敢抵抗就逃走了。暴动农民缴获10多支枪和2门土炮，并开仓放粮。

农民们高兴地唱道：

棒头棍子换步枪，

洋油桶里放爆竹。

单声爆竹当步枪，

连串爆竹当机枪，

打得敌人都缴枪。

这首民歌很能表达暴动农民勇敢机智的英雄气概。

利用在洋油桶里放爆竹壮大声势，开创了如皋革命斗争史上的先例。

五一暴动失败后，敌人疯狂镇压。据说，第一批通缉上名单只有13人。不少人被敌人抓去“灌肚肺”、坐“老虎凳”，坚贞不屈。但也有个别人叛变投敌，帮敌人把名单核对了。加上混入暴动队伍里的坏分子又供出许多人来，所以，第二批通缉名单扩大到30多人。

这两次通缉名单通过时，都是由李蕴玉作记录的。情况紧急，事不宜迟，会议刚结束，李蕴玉马上通过地下联络站报告了县委。

如皋东乡的同志不知道具体情况，县委委员叶胥朝来到如皋城里打听消息。

有人见叶胥朝来到县公署，便向县长王浩然汇报，说是通缉13人的名单上，就有叶胥朝。王浩然说：“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

在场的总务科长董雪山说：“叶胥朝是来验契的，假如他是共产党，他不在家里把田契烧掉，还来验契？”

一位保卫委员会成员郭仲达也在旁边插话：“这个叶胥朝是个公子哥儿，他家里还有点田，他能够向自己家里共产吗？他是不是共产党，要看他今后的行动，暂时不要抓吧？”

结果，不但没有抓叶胥朝，第二批通缉名单上就没有他了。

这些内幕，都是李蕴玉向县委报告的。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董雪山有事会与李蕴玉通气，特别是关于共产党方面的情报。

李蕴玉的情报工作，早从五一暴动前就开始了。

4月下旬，徐芳德在西乡见到县城地下联络站的联络员。听联络员说，国民党如皋县政府委托镇江省保安处购得一部分枪支，拟经泰州运送到如皋。已派县政府总务科长董雪山带人去泰州接枪，再乘第二天的轮船回如城。地下联络员说这是李蕴玉安排来报告县委的。特别关照:截枪时千万别伤害到她丈夫董雪山。还说，只要一碰面，董雪山便会缴枪……特别强调他不会抵抗的。

此时正需要武器，县委决定去截枪。徐芳德便和杭果人带了10多个农民，分4个小组沿河岸向泰州进发，准备在姜堰和冯甸之间的黄村行动。

4月28日，先行的杭果人及魏兴奎、孟致祥、刁春仁走到一处公安分局附近，遭遇警察搜查，双方交起火来。因仅魏兴奎有1支盒子枪，寡不敌众，被敌警抓去。杭果人与孟致祥、刁春仁四散而去。

后面的徐芳德一看魏兴奎被敌人抓去，心急如焚，真想冲上去抢救，可是却没有枪，其他人也没有武器，只能干着急。看到几个警察端着枪过来了，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只能撤退……这一次枪未截到，反而失掉1支枪。徐芳德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枪，就要挨打!

预先安排在船上盯梢董雪山一行的县委委员陈其理等人，当船行经黄村时，不见岸上有动静，也未看到徐芳德、杭果人等同志，怕计划有变化，陈其理未敢单独行动。

这是李蕴玉打入敌县政府内第一次传出信息。事实证明，由于意外原因没有得逞，截枪虽未成功，情报却是千真万确的。

好在被警察抓去的魏兴奎还算灵活，他承认自己是强盗，枪是在上海买的，是用来吓唬人的。敌人一了解，魏兴奎在村里是个农民，所以后来把他释放了。

暴动失利，敌人有什么新的消息，有什么动作?找到李蕴玉，王玉文了解到国民党县政府最近的部署。同时得知县公安局悬赏500元通缉他。知道自己暴露了，王玉文即将近期地下工作的打算吩咐了李蕴玉。并做好有关人员和工作上的安排，然后隐蔽起来，准备转移到上海去。

赴沪之前，王玉文专程到贲家巷庙找到住持僧俊如。

还在1926年9月，中共如皋独立支部在鄂家埭小学成立后，王玉文和苏德馨见僧俊如为人正派，就常向他灌输革命道理，也常安排他参加一些革命活动。1929年，王玉文和苏德馨介绍僧俊如加入中国共产党。僧俊如也成为共产党在如皋西乡的秘密地下工作者。

这次专程来找僧俊如，是安排他继续按兵不动，不参加任何活动。规定他的任务是长期隐蔽，只为党传递情报，保管党的文件和武器。

为了防止暴露，王玉文还关照僧俊如，在这特殊时期，暂时只与徐芳德、吴亚苏、于咸、汤士伦等少数几位县委领导成员联系。

同时，还告知其与县城地下工作者李蕴玉的联系方式。不是紧急情况，不要轻易启动这条线。

离开贲家巷庙，告别了僧俊如，回首望去，在晚霞辉映下，那庙宇似一幅绚丽的油画渐渐斑驳。暮鼓悠悠，经音袅袅，让人默默体味寺庙里那炷烧不尽的黄昏与玄妙的佛境。

五一农民暴动失败了。输一回并不可怕，挫折一次也无需忧伤，只要心中的原野没有冬季，即使暴雨滂沱、冰封万里又算得了什么?!连跳出三界外的僧人都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了，共产党人注定要赢得胜利的辉煌，但是也同样注定要跋涉人世间的沟沟坎坎。不要企图幻想享受到所有的光环，还得咂一咂不愿品尝的苦涩滋味。

5月中旬王玉文到上海，两个月后省委派他担任海门县委书记。

党的工作需要，就是自己的志愿。王玉文化名李达三来到海门，主要在海门和启东地区进行开辟工作。

不到半年时间，王玉文首先健全县委领导班子成员，并先后发展200多人入党，为启海地区继续开展革命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根据省委1928年7月通过的《江苏农民秋收斗争决议案》中有关加强组织领导的规定，11月，党的南通特区委员会成立，委员有范森（叶守信）、韩铁心、王玉文、徐芳德、林子和等。南通特委统一领导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泰县、靖江、东台8县的革命斗争。

是年底，省委和南通特委考虑到泰兴县委书记沈毅牺牲后，泰兴力量比较单薄，就安排陆克到海门县委工作，接任海门县委书记。调王玉文回南通特委，重点放在指导泰兴恢复发展工作方面。

 

第十六章   “借枪”记

王玉文一到泰兴，即与转移到上海刚回来的刁九善、戴奎、王庆生等同志组成中共泰兴县临时委员会，并迅速开展工作。他们首先在黄桥河西、印家院、唐家庄、段家庄、马家庄一带没有组织过农民暴动的地区发动群众，建立组织。接着，又到刁家网一带，把参加过五一暴动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

在恢复工作中，王玉文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

在敌人血腥镇压后，群众心有余悸，但对共产党的感情未变。群众知道党又回来了，内心虽高兴，一时却不敢有所行动。

进行恢复工作的同志，开始没有找到可靠的群众关系，只好以青纱帐为家，昼伏夜出。有时夜里到村上人家去敲门，也常半天不见回应，还常闻女人饮泣声。有的同志埋怨农民群众变了，工作难以开展。

听到这些质疑声，王玉文坚定地说：“老百姓没有变，也不会变。出现这些情况，是因为农民群众在白色恐怖下受的残害太深了。”他同时指出，“这只是一时的现象，或者说是表面的现象。只要我们坚持把工作深入下去，情况不久就会改变。”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王玉文带领几位县委成员，利用夜色，打击了几家恶霸地主。

同时派人到海安河南地区，联系隐藏在家或在亲戚家的党员，向他们传达中共六大精神，要他们分别通知在外地避风头的党员干部，迅速回来恢复党的组织。

经过骨干分子耐心深入地宣传，以及铲除恶霸地主的实际行动，广大农民群众心头的阴影终于扫掉了。再经过一个时期努力而又细致的工作，广大农民群众便又主动地要求向地主展开斗争。

群众的斗争情绪不断高涨，一致要求王玉文领导开展武装斗争，把恶霸地主的反动气焰压下去。

开展武装斗争，必须首先解决枪支弹药的来源问题。不少同志要求县委发枪。

王玉文知道特委武器的分配情况。当时南通特委只有驳壳枪36支、手枪16支。分配给各县使用的情况是：如皋12支、南通12支、启东7支、海门7支、泰兴8支、靖江6支。僧多粥少。

8支短枪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还没有发下来，怎么办？群众看党员，党员看县委，县委成员看书记。王玉文总是底气十足地回答：“有枪，多得很！”

枪在哪里？难道王玉文财大气粗，有钱可以买枪吗？

当然不是，实际上枪在地主手里。

五一暴动后，大小地主都买枪防共反共，枪确实是不少。有些小地主只有一两支枪，力量单薄，只要大家有决心，想办法，要缴枪也是不难的。

王玉文与县委几个同志商量，觉得如果一开始就叫群众赤手空拳到地主家去缴枪，群众伤亡会大，也会造成不良后果。因此决定，县委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先动手。

在一次会议上，王玉文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同志们要枪，现在枪已经有啦，只是没有钱去运回来。大家看看，是否可以每人先借出一两元运费?”

急着要枪的同志们一听有枪，别提多高兴了，都认为不要说每人一两元，就是多一点也情愿。会后就筹集了五六十元。

有了钱，戴奎随即派人买来几件杭绸衣服，几顶漂亮的礼帽。几位县委领导同志迫不及待地穿戴起来。

有的同志不明就里，背后议论起来：“现在吃饭都有困难，县委领导却借运枪为名，叫大家出钱，给他们买杭绸衣服穿。”

虽然王玉文口口声声说如泰是一家人，但他毕竟是从如皋到泰兴来的，其部下对他还不够了解，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也有的同志叫大家别瞎嘀咕：“县委自有安排，杭绸衣服可能另有用途。”

听到了群众的议论，王玉文一笑了之，也不作解释。过了几天，县委就挑选了几位精明勇敢的同志，秘密地到黄桥港东去了。万一行动不慎，出了问题，不致影响到在这一带开展工作的同志。

8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天气十分炎热，乘着天色将暗，王玉文穿了绸长衫，戴了礼帽和黑眼镜，摇着芭蕉扇，扮成反动政府的官员模样。戴奎和其他同志则化装成随员和听差，出现在珊瑚庄地主黄子昂家门口。

听报有县政府官员来了，黄子昂立马出来迎接。戴奎介绍王玉文是泰兴县政府的科长，因出差路过，天热歇歇脚，喝口茶就走。

珊瑚庄地处泰兴东部边界，县里不常有人到此。科长出差，必有要事。黄子昂不敢怠慢，安排人倒茶递烟，忙个不停。

这一带的地主有枪的总爱挂在身上，抖威风，吓穷人。黄子昂也不例外。

当王玉文被接进堂屋，正在礼让寒暄之时，王玉文说：“我们这次下乡是来验枪的，你们这支枪先给我们验一下。”说着，他便顺手拔出黄子昂腰间的盒子枪来，装着鉴赏的样子，并问子弹登膛没有。

黄子昂有点受宠若惊，躬身哈腰地回答：“科长放心，没有登膛。”

王玉文便把盒子枪递给身边的队员。黄子昂觉得苗头有点不对，刚想上前夺枪，随来的人即刻上前，将他的手反背过来。

黄子昂吓得浑身如筛糠：“你们是……”

“我们是共产党泰兴县委的，向你借枪来啦！”王玉文笑着说，“怎么样，愿意配合吗？”

站在王玉文后面的戴奎，从袖口微微露出了假盒子枪的枪口。顿时，黄子昂的脸色变得铁青，只求饶命。

“我们是来借枪的，不要你的命。”王玉文警告黄子昂说，“你放漂亮点，把枪都拿出来，若要反抗，你就死在这里！”

就这样，黄子昂把家里仅有的一支盒子枪、一支手枪和全部子弹都交了出来。

“还有多少武器？”王玉文发问。黄子昂颤抖着说：“就你们进来时看见的，门口岗哨还有一支长枪。”王玉文说：“那就请你送我们出去，顺便取一下枪吧。”黄子昂连连点头称是。

于是，王玉文走在前面，两个队员夹住黄子昂随后跟着，好像送客的样子。到了门口，黄子昂乖乖地又从站岗的手里，把长枪拿来给了戴奎。王玉文又客套地招呼：“黄先生，借用一下，不几天就送来。”

“好说，好说。”黄子昂眼睁睁地看着王玉文“借”去了三支枪，还恭敬地把王玉文等人送出了门。

“借枪”的故事传开了，群众、党员情绪振奋，说什么的都有：“怪不得县委领导总说枪多得很，原来是向地主去缴啊！”“只要我们能像王玉文书记那样干，还愁没有枪吗？”“马家庄周围十几个村庄，哪家地主没有几支枪？只要我们去‘借’就是了。”

有的同志还悟出缴枪比买枪好的道理：“我们多缴一支，地主就少一支，我们天天缴，地主天天少，我们枪越多，力量就越大。”

还有就是“买枪需要用钱”，缴枪就不需要了。省下钱来，可以用到革命事业的其他方面。

思想一通，情绪就高了，事情就好办了。每个同志几乎都在为缴枪的事动脑筋、想妙计。

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王玉文教育同志们要胆大心细，以智取为主。

为了配合缴枪工作，王玉文还指示各党支部迅速建立雇农工会。因为有些地主枪支的使用和收藏情况，必须通过雇农工会才能弄清楚。

这一时期王玉文考虑的建党和恢复工作，也都围绕着缴枪和准备武装斗争、镇压反动地主来进行。

缴枪工作有时进行得很顺利，甚至送张条子给地主，约定某时把枪送到某地土地庙，到时就能拿到枪。但也遇到一些坚持顽抗的家伙，不但不缴枪，而且出言不逊。

为了把缴枪斗争推进一步，王玉文和县委领导成员商定：要拿一个不缴枪的地主开开刀，让大家看看不缴枪的下场！

选谁开刀？

南沙楼庄恶霸地主孙小康。

为什么把他作为镇压对象？因为前几天几个游击队员去孙小康家“借枪”，孙小康不但不“借”枪，且回话很难听。说什么“要借枪没有，要命有一条！就是王玉文来也不借！”

杀鸡焉用宰牛刀？9月21日夜，王玉文没有去，派了戴奎和几位战士去缴枪。

戴奎和几个战士到了孙小康家，即从院子外翻墙头进去。

本来王玉文的意思是，君子不计小人过，让戴奎再问问孙小康，到底借还是不借？如果借的话，就要枪不要命了。

他们几个人刚进院子里面，孙小康已经听到动静，他拿着枪冲出来举枪就要打……还是戴奎动作更快，一枪把孙小康打倒在门槛儿上了。

听到枪声，周家的两个保家园丁早已跑得无影无踪，还是保自己的命要紧。这一次缴获手枪、盒子枪各一支。

成绩不算大，影响可不小。

“惩孙”行动，把不少小地主吓得不轻。黄子昂缴枪保命，孙小康抵抗丧命，两条路摆在他们面前，是非分明。

命和枪孰轻孰重，这个账大家都会算的。不少小地主都表示：“只要枪有地方送，共产党担保不来第二次，情愿早日送去。”

大地主害怕小地主动摇，要他们带枪集中进大庄去住。但小地主多数不愿去，因为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逃得了今日，还有明天。有少数去了的，家里派人传言，不回来，房子靠不住。于是，他们又只得回来缴枪。

王玉文带领县委一班人和广大指战员发动与掀起的缴枪高潮，把农协会员中的积极分子都吸引到武装行动中来，并逐步建立了小型游击小组。

对一些已被缴了枪的小地主，则安定他们的情绪，要他们在家安分守己，按时资助军饷。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样做的结果，是缩小了打击面，更加孤立了少数恶霸地主。

两三个月后，效果渐显。红色武装声势大振，使拥有三四支枪的中等地主也不得不缴枪。

有的地主为了掩人耳目，往往先与我方约好，由游击小组去打几枪，他们就把枪交出来。

在短时间内，老叶庄及附近的地主各主动缴枪两支。游击队还缴到地主朱文卿长短枪四支，唐家庄地主吴佩玉长短枪八支。其他零星缴到一两支的，也不在少数。

游击小组的活动一直延伸到泰兴城东，在十溪、鞠家庄等地缴了地主的枪支。连广陵镇国民党公安分局，也被智取缴来六支枪。

港西地区的缴枪胜利，影响到港东。港东曾参加过农民暴动的群众，斗争情绪也昂扬振奋起来。他们秘密串连，建立组织，要求县委帮助打开局面，恢复工作。

恢复暴动地区的工作，鼓舞暴动地区群众的信心和斗志，正是县委的要求。而且，自从暴动后，恶霸地主反攻倒算，大搞白色恐怖，现在已经到了该予以反击的时候了。

经过调查摸底，仔细研究，王玉文集中县委一班人的意见，决定选择古溪钱家荡保卫团头子、恶霸地主钱文斋开刀，要求这一仗打开港东地区的局面。

根据情况分析，钱文斋及其保卫团枪支虽不算多，但他是东西乡地主恶霸的狗头军师，罪恶累累，且有血债在身。铲除了钱文斋，就能杀鸡儆猴，较快地恢复暴动地区的革命活动。

1929年1月7日傍晚，王玉文指令戴奎、刁九善、王庆生带着余大新、任启东等精干队员，悄悄地包围了钱文斋的住宅。戴奎和一名队员手持盒子枪，首先冲进钱家大门。

这时保卫团的团丁已各自回家吃晚饭，戴奎一看钱文斋手捧水烟袋，正坐在藤榻上吞云吐雾。听到动静，钱文斋以为是团丁吃好晚饭回来了，所以继续抽着烟。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戴奎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把抓住钱文斋的衣襟，将他拉起身来。

“你这个混账东西，作恶太多，让你见鬼去吧！”戴奎边说边朝钱文斋的后脑勺就是一枪，结果了这个恶霸的性命。

随即，大家在钱文斋家里搜出四支长枪和一支盒子枪，及数百发子弹。

钱文斋被打死的消息，迅速在泰兴东乡传开了。广大农民拍手称快，群众斗志受到鼓舞。

 

第十七章   组建驻沪办事处

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斗争形势，1929年秋，省委决定成立党的通海特区委员会，指定李超时为书记，王玉文、张辛（吴锡仁）、陆克、石钧（刘瑞龙）、顾臣贤等为委员。

同年11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场地点设在黄浦江畔的泉漳中学。

省委通知李超时、刘瑞龙，作为通海如泰地区的代表出席会议。

会上周恩来、李立三代表中央指导会议，并分别作了政治形势、军事问题和组织工作等报告。省委书记李维汉作省委工作报告。省委常委陈云就江苏农民运动的趋势和今后的斗争问题作了报告。陈云说，江苏农民运动是一种发展的趋势，在南通、如皋、泰兴等党的影响比较大的地方，已发展成游击战争，有的甚至有红色乡村的存在。江苏农运虽然还有缺点，但它的确是广大贫苦农民为切身利益所需要的斗争。

陈云还指出，在国民党军阀统治较为巩固的江苏，斗争是十分艰苦繁杂的，从地主那里夺取武器武装自己，小的队伍的存在是可能的。而且，即使游击战争暂时失败了，它的影响将会扩大，农村斗争一定能够开展起来。

大会讨论了上海和外县的工作。李超时、刘瑞龙汇报了通海区的工作，周恩来和省委李维汉、李富春、陈云、何孟雄、李硕勋等同志听了很感兴趣，认为提出了值得重视的问题。

1929年冬，党中央决定在苏北通海如泰地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

省委书记李维汉最初提出成立红十四军的建议，还亲自为省委起草了成立红十四军的文件。

从上海回通不久，在通海特委传达贯彻省里会议精神时，刘瑞龙通知王玉文，即与李超时去上海，负责红十四军交通办事处工作，主要任务是接送红十四军主要领导干部从上海去如泰通海地区。

当然还包括安排省委、军委领导会见军队同志，以及购买枪支弹药等事宜。李超时在上海时间不长就回南通了，红十四军交通办事处的工作就主要由王玉文负责。

回顾前一阶段工作，王玉文感到很欣慰。自从8月28日在如皋西乡戈家堡西首宝庆寺召开如泰工农红军成立大会，作为南通特委委员兼如泰中心县委书记的王玉文代表特委和如泰中心县委宣布如泰工农红军成立以来，至1929年底，已形成红军游击区。从初期范围仅在镇涛、江安和卢港一带，已发展到与泰兴、泰县红军游击区连成一片。西起扬州的吴家桥、许庄；东达南通的平潮，包括九华山和白蒲；南抵长江边；北到东台的莫庄、青墩（今属海安）。区内人口200多万。中心区位于江安、卢港。

当时，如皋红军游击区，含江安、卢港、石庄、镇涛、磨头区的全部或大部，城西、下原区的一部，共91个乡，648平方公里，44万人口。如泰工农红军已发展到近600人。

红军游击队是人民武装骨干力量。如泰工农红军已初具红军雏形，是当时江海平原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军警作战的主要力量，在武装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证明，镇涛游击队与如泰工农红军的成立和发展，为今天组建红十四军——这一正规的红军武装，积累了经验，培养了骨干，提供了必要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回首往事，王玉文认为，值得一提的，还有如泰地区的赤卫队。

早在五一农民暴动失利后，根据省委“发动群众，反击敌人的白色恐怖，发展革命力量”的指示精神，如泰地区党组织进一步重视发展地方赤卫队的工作。

在江安、卢港的中心地带，首先着手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并恢复发展各村庄农协会，吸收广大贫苦农民、青年积极分子秘密组织起赤卫队，以大刀、梭标为武器，发展地方武装。

至1929年夏，江安地区的各村庄都先后建立了赤卫队组织。

根据上级党组织对赤卫队的要求，以及如泰地区的实际情况，王玉文布置赤卫队的主要任务：

一是协助红军作战。在如泰工农红军发起的历次战斗中，赤卫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二是搞好地方治安，打击坏人的破坏活动。对各村庄的恶霸地主、坏分子严加监视，一经发现有不轨行动，立即打击。

三是给红军不断输送新鲜血液。红军的主要兵源，大部分来自赤卫队员，这是红军迅速发展壮大的源头活水。

至1929年底，通海如泰地区的工农红军已发展到近千人。加上游击队及农民自卫武装，差不多有3000人。

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中央军委和省委派来军事干部。

成立红十四军指日可待。

满怀着希望，王玉文（化名老丁）与李超时来到上海。

上级委派王玉文在上海组建红十四军交通联络办事处，是非常合适的。王玉文不仅熟悉通海如泰地区，也熟悉上海。他曾经在上海上学，在上海参加五卅运动。他熟悉上海的大街小巷，了解沪上的人情世故。

王玉文与李超时一到上海，首要任务就是物色办事处的地点。

为了安全起见，开始时没有定下固定的办事处机关，两人住在旅馆里，还经常换来换去。

有一次，李超时带王玉文去找一位在法南区委工作的邳县老乡石光，就暂时住在石光处。住了几天，李超时起草了一份筹建部队的报告，请石光誊清后，由王玉文和他一起去省委，交给军委书记李硕勋。

后终于在先施公司后面、杨树浦、延安路富民路口电厂对面皮鞋店楼上等处，先后设立了办事处机关。

办事处经常换地址，甚至同时有多处联络点，有时也安排在旅馆里会谈，接洽有关事宜。这也是为了迷惑敌人。

大约在元旦过后不久，负责红十四军组建工作的李硕勋在王玉文等同志的陪同下，亲临如泰地区视察和指导工作。通过考察，省委军委书记李硕勋对通海如泰地区有了进一步认识，成立红十四军的条件已经具备。

1930年春节期间，中央军委、省委已定下第一批去如泰地区的红十四军领导干部。

王玉文决定农历正月初六（2月4日）的晚上，在上海三马路惠中旅馆的房间里开碰头会。旅馆里人来人往，比较混乱，反而不易暴露。

中央军委和省委初次定下的红十四军领导有何昆（化名李维森）、张爱萍、何扬等几位同志。交通员有周方（化名许坤）和孙大椿（化名沈诚）。

见面后，王玉文作了介绍，大家互相认识了。王玉文安排周方作好准备，近日护送第一批同志去江北。孙大椿准备护送第二批。

过了几天，王玉文把2月13日早上的船票交给周方。同时告诉他，约好在薛家滨大通轮船码头集中，开船前一小时会齐。以各人手拿一份《时报》为标识。

交通员周方有意提前到了码头。开船前，他看到何昆、余乃诚、张爱萍、何扬、宋奇等人都陆续到齐，大家手持《时报》，互相照面后上了船。前来送行的王玉文并未与大家握手道别，只是若无其事地远远地望着，待船开航后，目送轮船远去。确定能够安全离岸，王玉文才转身离去。

在船上坐的是大菜间，也就是统舱。大家进舱后都坐在互相看得见的地方，却有意不坐在一起。

事先王玉文交待过，为了在船上不暴露，大家要装作互相不认识，不要交谈，免得口音不同，引人注意。还特别关照：张黄港、新生港等港口已被敌人封锁，检查很严，可到口岸下船。

船经过张黄港、新生港停靠，都有人下船。在船上就可以看到江边码头上荷枪实弹的警察，挨个地检查上岸的旅客，连手提箱包，包括身上都要检查彻底。周方暗暗叫绝，佩服王玉文调查观察仔细，部署得当。

2月13日下午约四五点钟，船到了口岸，果然一个警察也没有看到。上岸后，周方叫了一辆独轮车带路，一些行李就放在车上。

到郭家庄郭子福家里，天已经黑了。周方出示了王玉文写的介绍信，郭家热情接待。这天正巧是农历正月半，大家吃了几个汤圆，就连夜赶路。

顺利到达如皋西乡东燕庄，已是2月14日凌晨。

知道红十四军新领导要来，很多人在东燕庄迎候，有通海特委委员张辛，如泰工农红军领导薛衡竟、黎昌圣(黎时中)，如皋县委书记于咸，县委委员朱松寿（老戈）、孙盛（破凉帽）等人。大家见面后高兴极了，亲切地握手互致问候，比多年不见的亲友还要亲。

稍事休息，何昆、余乃诚、张爱萍等红十四军新领导，与张辛、于咸等地方领导，薛衡竟、黎昌圣等如泰工农红军领导，谈论起整编部队、建立红十四军等问题。

至此，交通员周方等人才知道，何昆原来是红十四军新任军长。但对外还是保密的。

隔了大约半个月，根据王玉文的安排，孙大椿、宗子祥又作为第二批、第三批的交通员，分别从上海护送红十四军干部过来。周方也赶到泰兴县城里，住在一个小学校里接应。

将三批红军干部护送到如泰地区后，听说何昆军长要求把在上海办事处工作的周方、孙大椿调进部队，王玉文表示大力支持，要谁给谁。后来，许坤（周方）任一师五营政治指导员，沈诚（孙大椿）任师直教导队队长。

1930年2、3月间，王玉文在上海红十四军办事处期间，参加了两次重要会议。

2月初，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5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在上海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通海区关于接受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决议案之决议》《通海政治状况和党的工作路线》，以及由李超时、刘瑞龙起草的《游击战争行动大纲》三份重要文件。规定了通海如泰地区各县红军的军事活动路线，确定通海区的党组织必须“发动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没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

3月26日，省委又在上海召开南通、如皋、泰兴、海门、启东5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宣布正式成立通海特区委员会，人员与去年秋通海特委停止活动时基本未变：李超时为书记，委员有王玉文、张辛、陆克、刘瑞龙、顾臣贤，刚到如泰地区的红十四军军长何昆参加特委（委员）。

4月初，红十四军在如皋正式建立后，鉴于上海与通海如泰的通讯联络更加密切，人员往来愈趋频繁，王玉文参与创建的红十四军交通联络办事处改名为红十四军驻沪办事处。

驻沪办事处的主要任务：

一是接收干部。有从上海到通海如泰去的干部，也有负伤来沪治疗或联系工作的红十四军将士和地方干部。

二是采购物资。例如通过与洋行有关系的人员购买武器、药品等。

三是传送文件。当时省委给通海特委及所属各县的指示、训令，以及书刊材料等，都是由办事处经手分送。

四是安排会议、会见等。

在非常艰苦危险的情况下，办事处始终保持与中共长江局军委、省委和红十四军军部、通海特委的密切联系，为红十四军的政治、组织、军事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办事处曾安排党中央长江局军事部长刘伯承、省委常委陈云与红十四军、通海特委负责同志会谈。

刘伯承和李超时在办事处安排的威海卫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会见。

军事特派员徐德视察红十四军后，在办事处安排的西藏路东方旅馆内向刘伯承汇报。

陈云多次在办事处与李超时、刘瑞龙等人会面。

红十四军一师师长张世杰、如皋县委书记于咸等部队和地方领导到省委汇报联系工作，都先到办事处来。由办事处与上级领导联系后，再安排会见时间和地点。

包括如皋县委书记韩铁心受枪伤赴沪，以及红十四军四营政治指导员张爱萍、连指导员何扬等同志负伤到沪，都是办事处安排去医院治疗。

1930年5月下旬，省委军委书记李硕勋（石心）派刚从苏联回国的黄火青、秦超去红十四军二师（通海地区），也是办事处安排会见地点。与黄火青、秦超见面的，还有李超时、刘瑞龙、黎昌圣等。

1930年春，为组建革命武装，急需一笔款项，王玉文在上海办事处接受筹款任务后，即派交通员回如泰地区找沈诚。沈诚即率游击队员去大地主黄明斋家，责令他向其他地主豪绅设法征款。数日后，筹到现款6000元，火速护送至办事处王玉文手中，保证了应急之需。

1930年4月中旬，红十四军二支队（一师）政委黎昌圣到沪疗伤，伤愈后即负责办事处工作，然后是石光（石德俊）。在办事处工作过的还有戴蔚侠（交通秘书，后任红军独立师政委，为掩护主力北上，于战斗中牺牲）、王斌（行政秘书，四川人）、吕继英（李超时的爱人）、红六军军长邝继勋的爱人、孙启玉、赵兴仁、老侯、吴某（女）、罗尹静（广东人，黄埔四期学生，后叛变）等。

通海如泰地区红十四军的斗争，以及土地革命的消息，不断传到上海，引起了沪上文化艺术界的注意和重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同志着手搜集关于红十四军的素材，胡也频、丁玲等作家在5月中下旬曾到红十四军驻沪办事处采访，了解红十四军在通海如泰的战斗事迹。

上海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通过办事处，积极推动南通地区的文艺活动。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第一个分盟在南通建立。党领导的上海艺术剧团由刘保罗、郑君里等率领到南通演出。继而，南通兴起了话剧活动，逐步建立起进行革命斗争的一块新阵地。南通的学生赵丹、顾而已、朱今明、钱千里等青少年走上舞台，积极参加了当时南通的革命文艺活动。

这些情况也许是王玉文创建办事处之初所未能预料到的。

王玉文完成了办事处初期接送红十四军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务后，重又回到了如泰地区。

 

第十八章   参与创建红十四军

王玉文回到如泰地区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参与和李超时、何昆等领导商讨红十四军建军仪式。

此间于1930年2月，在通海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江苏第一大队已经成立。

何昆自2月中旬到如皋后，即着手组建红十四军军部，强化部队军事建设。明确红十四军接受党的领导，执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任务。在部队中建立各级党组织，设立政治委员制度。明确规定红军执行打仗、做群众工作、筹款三大任务。掀起练兵热潮。将月饷由六元减为三元。加强地方赤卫队建设。

如泰工农红军已经完成了地方部队向正规红军的转变，已经具备了建军的条件。

1930年4月3日，晴空万里，风和日丽，通海特委和红十四军军部在如皋西乡贲家巷召开了有数万军民参加的建军大会。

正当井冈山星火燎原、大别山红旗漫卷之际，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在如皋、在江海平原诞生了，这是江苏境内唯一一支中央序列的红军部队。

筹备工作就忙了好几天。由王玉文发展的党员王长生，主要是为王玉文、韩铁心、于咸等县委领导传递情报，是他们的交通员，同时担任赤卫队大队长。他听说要在贲家巷召开建军大会，就带领一帮子赤卫队员忙着借桌子、搭台子、贴标语、站岗放哨，做好大会的安全保卫工作。还动员各家各户烧好开水，送到会场。

天刚蒙蒙亮，精神焕发的红军将士，以及来自江安、卢港、石庄、磨头，还有泰兴的古溪、黄桥等方圆七八十里内数百个村庄的赤卫队员、农协会员、妇女会员、少先队员约万余人，身着盛装，高举红旗，带着大刀、梭标、洋枪、火药枪、铁叉，拖着水桶粗、丈把长的土炮等各式各样的武器，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

贲家巷庄西头路北的大皂荚树上和东头一棵高大的白果树上，都升起了巨幅红旗。

广场正中搭起的司令台，是用四部牛车拼起来的，牛车上放着门板，门板上再放上两层八仙桌子。

因场面太大，站在远处的人听不清，就在场内外分散摆着几十张方桌，几十个人站在方桌上，拿着王长生从家里找来做鞋子浆布卷成的喇叭筒子，大家你一声我一声地传达司令台上的报告内容。

11时许，建军仪式由通海特委委员、如泰中心县委书记王玉文主持。特委委员张辛在建军仪式上庄严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正式成立！”

宣告声中，一面鲜红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军旗冉冉升起，在蔚蓝的天空中迎风飘扬！

鞭炮齐鸣，锣鼓喧天！

全场沸腾了！人们欢呼着、跳跃着！穷苦大众们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从此，他们可以不再忍受压迫剥削，可以挺直腰杆做主人了！

贲家巷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

穷苦人沉浸在欢乐的希望中！

是呀，红十四军的成立，标志着通海如泰地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更标志着革命的火种必将在通海如泰大地熊熊燃烧，化成燎原之势，烧毁一切旧制度，迎来日月新天地！

红十四军成立的消息如同一声惊雷在如泰大地轰轰作响，劳苦大众喜笑颜开，奔走相告，纷纷携子送夫参加红军；地主老财胆战心惊，如临大敌，整日里坐立不安谋划出路。不少恶霸地主吓得纷纷逃到城里或大一点的据点去避难，有的甚至逃到上海租界去了。大小据点的敌人龟缩、撤并，夜里更是不敢露头。

国民党控制的上海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江北匪势猖獗。”南京国民党当局则惊惶不已，并调兵遣将，加强部署，积极准备对红军“围剿”。

在大好形势面前，王玉文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认真细致地做好扎实的基础工作。

王玉文有几条雷打不动的原则，是那种任尔东西南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型的。

一是依靠人民忠于党的原则。

二是如泰一盘棋的原则。两个班子，一支队伍。两县相互支持，取长补短。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有分有合。

三是军民一家人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红十四军（一师）的前身就是如泰工农红军，如泰工农红军的前身就是红军游击队，游击队的前身就是农民群众，红军和农民群众就是一家人。

虽然如泰工农红军是以王玉文为主参与创建的，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把红军部队当作自己个人的政治资本或私人武装。

王玉文在与何昆的合作上，总是以军长的意见为主、为准、为决策，而自己则处在服从的位置，以配合为主。即使在一起研究商讨战斗部署时，王玉文也是注重学习军长的军事指挥才能。

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有明确的分工，一般不兼职。红军每到一地，由地方区委、支部负责安排食宿。红军每攻一个据点，同样由区委、支部组织发动赤卫队、妇女会、少年先锋队参战和支前。这些费精劳神的事儿，都由王玉文包揽了。

据1930年5月《通海特委报告——转发如泰工作情形》记载：“如皋已组织赤卫队5万人，和红军配合作战。”

心系苍愚比春蚕，总与人民共苦甘。1930年春荒，如泰地区的贫苦农民大都断了炊，不少人靠吃野菜芦草度日。此时，如皋县委书记韩铁心在战斗中负伤去上海治疗。于咸刚接任县委书记，而红十四军的战事又需要他参加。于是，王玉文又主动地把领导如泰地区开展春荒斗争的重担，挑到自己肩上。

根据农民群众的需求和通海特委的指示精神，王玉文到如皋西乡调研，同时也组织红十四军与赤卫队员去地主家“借粮”，帮助农民渡过春荒难关。

在西乡调研中，王玉文了解到广大农民群众已经不满足于分粮分衣，迫切需要分配土地。他们说：“分了田，这块土地就是我们穷人的了，地主豪绅就没有份了。”土地，是农民心目中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啊。

古往今来，征战杀伐，攻城掠地，血与火浸透的历史，哪一次不是为了土地的争夺?当年皇帝在地坛用茅草包一块泥土封赠给公侯，这就是土地的封赠仪式。殖民主义者在太平洋岛屿掠夺杀戮，强迫土人跪在地上投降，要将砂土撒到头顶。而飘零于海外的华人，多少人枕箱里、衣袋中，都珍藏着一捧取自家乡的乡井土……土地，就是人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

王玉文和于咸商量后，及时引导如西农民把春荒斗争转入到分配土地的斗争中去。

首先领导各区乡建立了革命行动委员会，组织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收缴并烧毁地主的田契、租约、借据。

5月1日，如泰中心县委又与红十四军在贲家巷联合召开纪念“五一”大会。

这一天，是如泰农民暴动两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数万农民在会上选举成立了江苏省县级唯一一个红色政权——如皋县工农革命委员会。省委也派人到如皋，帮助江安区的六甲、朝阳、陈堡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江安、卢港、石庄、镇涛等区，还在各村建立了土地委员会。

分田分地运动，在如皋西乡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为了取得经验，王玉文与于咸商量，首先在江安区的六甲乡试行分配土地，以点带面。经过一番人口、土地的调查，六甲乡按照当地人均土地面积，将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贲家巷的地主李占梅听到分田地的风声后，感到硬顶不行，于是就找一个私塾先生秘密地在家里做了假字据。当赤卫队开到他家时，他伪装着开明的样子，把假字据捧出来，交给大家烧掉了。

没有不透风的墙。当赤卫队员了解到烧的是假字据时，立即赶到李家，在猪圈底下的一个罐子里搜出了真字据。愤怒的赤卫队员们立刻把李占梅捆起来，召开群众大会镇压了。从此，其他地主再不敢耍花招顽抗了。

如皋西乡分配土地斗争初战告捷。接着，王玉文在如泰地区如法炮制，一直扩展到泰兴的城黄、广陵，泰县的雅周、曲南、大伦等地区。

广大农民分到土地，怀着翻身后的喜悦之情，欢欣鼓舞地唱道：

一把大火烧起来，

烧融头上大冰山。

千年冰山解了冻，

穷人抬头把身翻。

一把大火烧起来，

烧掉借据不还债。

烧掉田契分土地，

穷人翻身心花开。

是啊！这宝贵的土地，不事稼穑的剥削阶级只知道想方设法地掠夺它，把它作为榨取劳动者血汗的工具，只有亲自在上面播种五谷的劳动者，才真正对它具有强烈的感情，把它当做命根子。如今，他们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怎么能不欢欣鼓舞、欢呼雀跃呢？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红十四军指战员在4月16日攻打如城西南的重要据点老户庄时渡河受阻。不会游泳的张爱萍在水中差点淹没时，幸亏抓住一扇飘来的门板。同时，他又把将沉下水去的何扬一把拉上门板来。

进攻受阻，何昆军长为掩护部队攻入庄内，用手提式机枪向敌人射击时，却不幸左胸中弹牺牲。

二支队政委黎昌圣在这次战斗中也腿部负伤，后送去上海治疗。

仅过了几天，4月24日，军参谋长薛衡竟在泰兴横垛乡刘家桥掩护红军主力突围时身负重伤。他爬进芦花河中奋力游到对岸，一手揪住浅滩上的芦苇，一手握着盒子枪，却未能爬上岸来，牺牲后还保持着奋力攀爬的姿势……

红十四军随即于5月下旬进行整编。由李超时任军长兼政委。如泰方面，二支队改称一师。师长由张世杰担任，政委由黎昌圣担任。通海方面，红十四军一支队改称二师。师长秦超，师政委黄火青。后来黄火青回忆自己是担任团政委。其实是这样:所谓师的编制仅是号称，实际仅有团的兵力，所以师长兼团长，师政委也是团政委了。

整编后不久，红十四军一师就打垮了敌人所谓的八路“围剿”。

山雨欲来风满楼。敌人出动之前，我方已获得情报，这时出现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是特务大队负责人李吉庚提出来的：主张把部队开到黄桥西北面的村庄驻扎，威胁黄桥敌人，使其不敢出动，破坏敌人的“围剿”部署。

另一种意见是以如皋县委书记于咸为主提出的：就在根据地内和敌人周旋，伺机突围。

李超时和张世杰一时也拿不定主意。于是，他俩把王玉文请来，想听听他的意见。

李超时、张世杰把两种意见全部说给王玉文听，但未曾说是谁提的。

王玉文听后立即作出判断，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黄桥西北是新区，群众条件差，部队吃住不便，行动保密不严，容易暴露目标。黄桥据点又是敌人主力所在，我军没有足够的实力吃掉它，这就起不到威胁的作用。身近虎口反而被动，甚至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相反，根据地的群众条件好，便于打运动战。估计敌人不会在我根据地过夜，怕奔袭他们的巢穴。我方可以造成要进攻其大本营的假象，让敌人一日之间来回往返据点，疲于奔命。而且敌军之间并不团结，都怕自己吃亏，想保存自己的实力。他们貌合神离，畏缩不前，相互观望，这样就可以找到敌人的薄弱环节突围，达到反“围剿”胜利的目的。这是符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战术原则的。

听完了王玉文对战局的判断，李超时、张世杰感到他知己知彼，不仅非常熟悉民情地情，对敌方也十分了解，二话没说，当即采纳了王玉文和于咸的意见。

6月14日，红十四军在如皋西乡江安六甲伏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攻敌一点的战术，在弥漫的大雾中，激战3个多小时，将敌人先头部队的一个连大部歼灭，毙伤100多人，缴获枪支70多支，子弹千余发。

其他各路敌军到达东燕庄、申家埭时，听到先头部队吃了败仗，不知红军虚实，就慌忙撤回原防。敌人大吹大擂的八路“围剿”顿时受挫。

新任通海特委书记刘瑞龙战后总结认为：这一战斗的胜利，创造了我军在平原地带，在全局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讲究战术，变全局的劣势为局部优势的克敌制胜的范例。

在敌人八路“围剿”期间，张爱萍部驻扎在六甲营，以阻击宝庆寺敌人东窜，同时监视敌人增援。关键时刻，忽接报部下一位本地战士宁方根带枪逃跑了。张爱萍即派兵寻找，并命令加强警戒。3天后已投敌的宁方根率敌军来劫营，被红军击退。战斗中红军1名战士牺牲，3人受伤。张爱萍得知后，派人摸清宁方根的下落后，下令设法把宁方根从西来镇活捉了回来，并经上级批准，召开审判会，宣布对宁方根处以死刑。张爱萍在审判大会上说:“在人类的一切罪过中，叛徒是最不可饶恕的。谁背叛革命、背叛人民、背叛同志，谁就是这样的下场!”随即把宁方根拉出去。天色已晚，张爱萍亲自操枪，把宁方根击倒在野外稻渠沟里。

次日一早，巡逻哨报告:宁方根的尸体不见了!

可能是其亲属悄悄收尸走了。张爱萍就没有把这事儿放在心上。

谁知当天下午，连长跑来报告，说有人在西来镇看到宁方根了，头上还缠着绷带。

不会是诈尸还魂吧?

在战场上，张爱萍的武艺高强，本事了得，基本上是弹无虚发。这近距离对着后脑勺的一枪，绝对不会不中——确实未曾打偏。

张爱萍是很要强的。他亲自带领两名战士去西来，终于打听到宁方根的下落。那天夜里硬是把宁方根从他亲戚家里的被窝里提溜起来活捉了回来。扯开他头上的绷带，后脑勺上露出了一条直上直下的弹痕。

原来，几乎在张爱萍枪响的瞬间，宁方根因害怕就势前倾，真是无巧不成书，子弹这时赶到，从后脑勺表皮上擦过，他当即昏死过去……好景不长，就在他沉醉在劫后余生的庆幸之中时，又被送到死亡线上。还是那句老话:子弹宝贵，请吃一刀吧!

6月下旬，通海特委委员王玉文和红十四军一师师长张世杰决定攻打如泰（泰县）边境的迥家垛和黄柯庄。

这是王玉文和张世杰共同指挥的一次重要战斗。张世杰是韩国首尔人，早年流亡中国，1925年进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过北伐战争。1930年被江苏省委派至如泰地区，任红十四军一师师长兼二团团长。此战前，已参加过反八路“围剿”、攻打石庄等多次战斗，显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

6月25日，战斗打响，红军迫近据点，发起进攻。守敌见红军来势凶猛，即放弃据点，只顾逃命，被红军战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当地赤卫队和农民群众如潮水般冲进恶霸地主周宇臣的庄园，缴获部分枪支弹药，将其房屋烧毁。

这时，大伦庄、曲塘、曹家埭等据点守敌来援。

本来红军可以迅速撤离，但考虑到参战的群众较多，王玉文与张世杰商量后，命令红军先掩护群众撤退。

战斗中，张爱萍率部击退敌人援兵，使群众安全撤走，不幸的是张爱萍在阻击战中负伤。

此时，县委组织干事徐明耀受王玉文的指派赶到了。他急忙到村里找来民间医生孙蓬仙，为张爱萍治疗。张爱萍伤在左手，孙医生首先为他上药、包扎后才止住血。经过仔细观察，经验丰富的孙蓬仙作出诊断:这是一颗炸子，打进手腕后爆炸，形成粉碎性骨裂。还说如不及时到大医院手术，就会恶化甚至有保不住手的危险。

战后，王玉文即安排张爱萍去上海治疗。王玉文代表通海特委和如泰地区军民送张爱萍到长江边乘船赴沪。

这是一条木帆货船，船老大是红军一位连长的哥哥，担负着党的地下工作。他多次来往于上海和如皋之间，有行船和应付敌警检查的经验。船上装有六头猪，似乎是经营生猪，其实是为了应付途中和码头上敌人的检查。伤病员被藏在底舱里，不容易被发现。王玉文和张爱萍先到江边，还有位伤员六营政治指导员曹玉彬尚未赶到。

在等候过程中，王玉文把一些生活用品和治疗经费交给张爱萍，并表示感谢张爱萍对如泰地区的贡献。而张爱萍则为不能在红十四军继续战斗感到遗憾，同时提醒王玉文，要尽快地彻底解决已经不可救药的腐败分子“破凉帽”孙盛。临走时他还在思考着部队的组织建设和反腐问题。

说话间，部队战士用担架把曹玉彬送过来了，他腰部中弹受伤，也同船赴沪治疗。

握别后，王玉文目送着张爱萍、曹玉彬乘船渐渐远去。

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三年的艰苦奋斗，革命事业开始走向复兴。在农村，红军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与扩大。

但是，在“立三路线”的错误指导下，红十四军又面临着“准备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南京”等力不胜任的战斗任务。

7月29日，省委军事特派员徐德和李超时召集如泰地区红军与地方干部开会，布置以黄桥为中心的总暴动。

会上成立了暴动委员会，王玉文、于咸都是领导成员。

虽然王玉文不大赞成硬攻黄桥，他认为敌我力量悬殊，我军尚不具备进攻黄桥的实力。但是，他的声音显得势单力薄。

马上还要“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南京”，这小小的黄桥哪里还在话下？！

个人的意见，只能保留。王玉文对组织上的决定，还是要坚决执行的。

黄桥在泰兴境内，镇四周环水，河宽七八丈，深数米，四门有桥通向镇内。李长江的“剿共指挥部”就设在镇上。

黄桥镇驻有省保安队杨蔚的两个团、寇子卿的游击队两个营及保安队的两个营。

敌军在四门要道口筑了四个大碉堡，沿环镇河还筑了许多小碉堡。兵力集中在西、北两门，其中北门占三分之二，而且武器精良，配有重机枪、迫击炮，此处易守难攻。

 

第十九章   魂牵周家荡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8月3日，黄桥暴动打响了。徐德和李超时指挥主攻部队分四门进攻。北门红军强行泅渡外围濠河，战士用手榴弹炸开敌碉堡，冲进了北关桥；西门红军也突过封锁线，攻入赤柏桥。两路红军乘胜突进，直逼镇中心。

配合红军作战的四五万武装农民也扛着大刀、棍棒，胸前佩着“共产党”“共产军”“共产赤卫军”等红色标记，呐喊助威，向黄桥镇冲去。

应该说：红军指挥得当，广大指战员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又有广大群众支持，眼看就要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战斗任务。忽然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

正当部队向纵深突进之时，突然内奸李吉庚、李治平率队分别从南门、东门撤军，并把李长江部暗中引到我军背后，守敌乘机反扑。

红军腹背受敌，伤亡很大，被迫撤出战斗，功败垂成。

黄桥之战失利后，军部撤到如皋西乡水洞口，开了一次高级领导人的秘密会议。军政治部主任余乃诚在会上提出：“黄桥战斗失败，与李吉庚、李治平关系很大，应该立即惩办。”

李超时看着王玉文，他想听听王玉文的意见。

李吉庚是泰兴野庙垛人，流氓无产者出身。曾参加农民运动。王玉文利用和团结了这批力量。李吉庚活动能力强，曾为如泰红军多次到上海买枪，向地主筹款，对革命有所贡献，被吸收入党。先前担任如泰工农红军别动队队长、红十四军特务大队大队长。

但是，李吉庚没有得到真正改造，背地里生活腐化堕落，影响极坏，公开反对外地干部整顿军纪。

李吉庚会造假象，弄得很多人以为他与王玉文私交深，有意见也不大好向王玉文当面提。

更使王玉文蒙在鼓里的是，黄桥暴动前一个月，李吉庚已经与敌人谈妥叛变条件。

所以，王玉文向李超时说，李吉庚的问题，还涉及特务大队几十个人，要把特务大队的一般士兵与李吉庚区别开来，慎重处理。

李超时当即表态：此事交给地方，由王玉文处理。

可是，当李超时刚把队伍带去镇涛，李吉庚、李治平叔侄就于8月23日带领特务大队及一帮他们的铁哥儿们去黄桥公开投敌了。

降将可纳，叛徒难容。

得到信息，王玉文带领五六个人去泰兴宁界乡找特务大队这帮人。他想通过努力，把不明真相跟着李吉庚走的人争取回来。

这一天是8月30日。王玉文赶至宁界周家荡。

顾名思义，在很多年之前，周家荡地区原来是一片长满芦苇的溪、河、塘，水塘干枯后地势高了，也就住了人家。周姓人先期开发居住，或住户中周姓人居多，也可能周姓人是住户中的大家名门望族，所以就叫周家荡了。

一到周家荡，王玉文就发现了特务大队的一些士兵。

“李吉庚在哪里？”王玉文压住心中的怒火发问。

“在前边季家。”话刚说定，一个个拔脚开溜。有的跑去向头头报告。

王玉文也不管他们，只是安排一名交通员在此警戒。并嘱咐：如发现苗头不对，赶紧回部队去报告。

随即，王玉文闯进季家。一看有几个人在里面，但李吉庚不在。

正在此时，李治平带着10多人拥进屋里。一见情势有变，王玉文立即拔枪。对方一叛徒大叫：“自己人，不要打！”王玉文稍一迟疑，那家伙冲上来一把抱住王玉文。

王玉文怒斥道：“你们这些叛徒，革命的败类，人民是不会饶恕你们的……”话音未落，叛徒杨志对准他的头部开枪，王玉文当场牺牲。

情况突变！随行的警卫人员立即英勇还击。终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

李吉庚随即赶来，叫人把王玉文的头取下，送到黄桥“剿共总指挥部”表功。

听报王玉文被害，30日当天，省委军事特派员徐德通知东进镇涛的红军全部开回中心区镇压反动派。

31日，徐德主持召开军部和如泰两县负责人会议，决定兵分两路：

一路由李超时率三团、教导队和在镇涛的第三连，留在如皋西乡，准备反击。

一路由张世杰率领二团去泰兴。红十四军失利后，张世杰随即被中央军委派至中央苏区，任红一方面军红二十二军参谋长，参与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3年6月红军整编后，张世杰率部参加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同年11月在江西宜黄大雄关激战时壮烈牺牲。张世杰是担任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并战死沙场，牺牲在中央苏区的唯一一名国际主义战士。

9月3日，李超时率部开到西乡陈庄，隆重召开王玉文追悼大会。

在追悼会上宣布李吉庚、李治平、顾仁武等叛徒的反动罪行。同时用计将李吉庚的亲信张大（杨子俭）及张大的特务队长王侉儿捕来杀了。

听到红十四军将士隆重祭奠王玉文的消息，李吉庚带领叛军于9月4日赶到横家埭。看到红军已在横家埭设防，李吉庚狂叫红军过去，不仅不会受到伤害，还封官许愿，保证吃香的、喝辣的……

红军见是杀害王玉文的仇人到了，回答李吉庚的是狂射的子弹，个个奋不顾身地冲锋。

李吉庚招架不住，狼狈逃走。

枪击王玉文的叛徒杨志，后被我抗日民主政府逮捕伏法。

王玉文虽然牺牲了，但是他对如皋的农民运动、地下工作，他对如泰地区的武装斗争和创建红十四军所做的贡献，人们有目共睹，永远不会忘记。

王玉文永远活在如泰人民和红十四军将士的心中！

 

卷五   汤士伦：“龙华惨案”中的如皋人

从兄弟俩打击地主豪绅，

到配合吴亚苏、徐芳德向敌人叫板;

从强调执行力，到擎旗导向;

从如皋西乡，到地处大上海的江苏省委……

左手文，右手武，神出鬼没惩凶顽。

敌重兵压境，“三路妙策”应对抗御。

支持何孟雄，同受“左”倾错误路线的迫害。

多少次华丽转身，信仰和眼界决定人生的走向。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

坚信胜利之后，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

在如皋怀着闲情逸趣去休闲和探幽访古，

也会有的……

 

第二十章   兄弟加同志

要想区别开汤士伦、汤士佺，是比较困难的。

从相貌上看，长方脸型，眉较浓，眼睛较长，鼻梁长而宽，嘴巴较阔，两只招风耳，身材差不多高，连头发都是一样向后梳的。

这是谁？汤士伦。对了。

这是谁？汤士佺。不错。

兄弟俩长相太像了，不是十分熟悉的人，几乎是辨别区分不了的。

俗话说，跟哥哥进城。对他们弟兄俩来说，反了，而是随弟弟出征！

汤士伦，字叙五，曾化名李秀生、李修来、周发。1906年生于如皋西乡东燕庄。兄弟四人，汤士伦最小。汤士佺，又名汤益生，是汤士伦的三哥，比弟弟大两岁。小时候，兄弟俩在一起玩，有谁欺负弟弟，哥哥总是拔拳相助。

汤士伦幼年在江安第六国民小学校上学，毕业后考进如皋乙种工业学校。后因家庭贫困，辍学回家自学。

汤士伦不满20岁，就出面为社会办事。当时，他看到家乡吸鸦片的人较多，不少人吸得鸠形鹄面，家庭不和，有的甚至沦为窃贼。

当年英国人用鸦片捏住了大清朝的命根子，使得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主张禁鸦片的林则徐大人在奏折里预见中国人会抽鸦片抽得流失命根子: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汤士伦深知鸦片之毒害，所以他不仅到处宣传鸦片的害处，还把这些人集中在孙氏宗祠戒烟。每期召集20人左右，饭食由各户自送；所需火油、柴火，由汤士伦解决。先后办了3期，共有50多人戒了鸦片烟，深受戒烟者家属欢迎。

对于戒鸦片烟者来说，真是巨大的成就。戒烟已经很难，戒鸦片尤其难。可见大家下工夫之深。

对于汤士伦来说，真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帮多少人脱离了苦海。当然，功劳还不能完全记在汤士伦一个人的身上。还有在旁边打下手的汤士佺，出钱出力的事，他没有少干。

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1925年，汤士伦到马庄初级小学任教，校长马志远是一位革命志士。在汤士伦心中，马志远首先是一位行善之人。汤士伦受马志远影响很深。

李庄原来没学堂，马志远动员小学时期的同学，出身地主家庭的李子实拿出8亩田，并花钱盖教室、办公室、宿舍和厢房，还堆了假山，建了花园，四周开了小河，成了一所环境优美的农村小学，方便了附近贫苦农民的子女就地入学。

马志远还筹款买火龙，办救火会，动员附近农民参加。一旦有了火灾，及时扑救。

同时还办了一所“贫民施药局”，李子实也出资砌了两间瓦房，请医生为贫苦农民行医施药。既然是“施”，一般看病开药是不收费的。

1927年冬，经徐芳德、石勋光介绍，马志远参加了共产党。入党以后，马志远又与王玉文、张子沐、苏德馨、朱恒秀等人经常在一起活动。这些同志，自然也成了汤士伦、汤士佺的朋友加兄弟。

在马志远的影响下，汤士伦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6年冬，陆景槐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汤士佺也于1928年被吸收入党。

在1928年五一农民暴动中，汤士伦与徐芳德、苏德馨一起带领向南进攻的一路，在暴动中起了主力军的作用。

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如皋县政府悬赏通缉暴动领导人的布告于5月10日贴到如皋西乡：缉获汤士伦与葛显功、苏德馨、王玉文、徐芳德、朱恒秀、石勋光7人归案者，每名赏洋500元。同时在上海、南通各地报纸上刊登。

在如皋西乡是待不下去了，汤士伦和汤士佺随吴亚苏、苏德馨等领导去上海向省委汇报。

6月间，汤士伦和苏德馨等人取道南通回如皋途中，遇到张兆山，得知国民党反动派仍在西乡大举武装“清剿”，封锁极严。苏德馨因在如皋西乡影响大，决定与张兆山暂去东乡。

而汤士伦化装成商人，汤士佺扮成随从，来到如皋城里，去找秘密联络站的李蕴玉。

此行的目的，汤士伦是要去会见徐芳德的，县委领导中就徐芳德一人在原地坚持斗争。

说实在的，在认识的人中，汤士伦最敬佩徐芳德了。他认为，群众赞誉徐芳德是革命军中的当头炮，是非常贴切、恰如其分的。在对敌斗争中，徐芳德总是像出膛的炮弹一样，奋不顾身地冲在最前面，从不畏惧，从不犹豫，从不退缩。

一个好汉三个帮。不能让徐芳德孤军作战，他要助徐芳德“两臂”之力。他自己“一臂”，还有老兄汤士佺“一臂”。

怎样才能找到徐芳德？如皋这么大的地方，他会在哪里呢？

还在上海时，吴亚苏告诉汤士伦，省委王若飞已通知他准备回如皋重建县委，待省委领导决定后，他将回如皋去。

汤士伦等不住了，他表示要先行一步，去援助徐芳德。吴亚苏赞同汤士伦先回如皋，还告诉他先去如皋城找地下联络站的李蕴玉，就会知道徐芳德的下落。因汤士伦与李蕴玉没有直接联系过，所以，吴亚苏同时告知了联络方式。

傍晚时分，在如皋城里的一条古朴幽静的小巷子里，汤士伦找到李蕴玉的家，但是“铁将军”把门，门紧锁着。

此时尚未下班，李蕴玉应该不在家。于是，汤士伦兄弟就在巷子里的维扬茶馆里坐下来等候。两人刚一落座，才点的扬州富春茶社的名茶魁龙珠就送上了桌，还配送一份以鸡汤煮成，加金钩虾米、金华火腿及姜丝、蒜末的干丝。兄弟俩就着干丝，喝着茶等着。

看着跑堂的吆喝着送茶水、点心，汤士伦心想，这个如皋实在与扬州、泰州，包括泰兴、泰县相似之处太多。其他的风俗、人情、口音固然相似，就是小巷深处的小茶馆店也别无二致。俗话说川菜扬点，就拿这家号称维扬茶馆的点心来说，自然也是扬州风味。虽说不如人家扬州的富春茶社那样齐全，但也是应有尽有。听到那些茶客点的，看到跑堂伙计盘子里端的，就有汤包、烧卖之类。当然也有自己的土特产董小宛创制的董糖、白蒲茶干、林梓潮糕之类。早上皮包水（上茶馆），夜里水包皮（进浴室）。别看这家茶馆规模不算大，晚市还设书场。扬州和如皋两地的习俗大致差不多。

下班的时候到了，不多久，李蕴玉和她的丈夫董雪山两人的身影出现在巷子里。当走到茶馆门前，汤士伦即招手示意。

看到有人向她打招呼，李蕴玉即让她先生先回去，她一个人进到店里来。

“是找我吗？你们是……”李蕴玉虽然觉得面前的人应该是认识的，也知道是谁，甚至是打过交道的，但还是警惕地发问。

“哦，我们是从上海来的，有一笔毛货生意，想通过董科长牵线……”

说话间，汤士佺已通知伙计添了一盏茶具，自己则坐到门口桌上去了。

“这件事目前有点难办，现在兵荒马乱的，不是做生意的旺季呀。”话虽这么说，李蕴玉还是坐了下来。

伙计送茶续水后刚离开，汤士伦赶紧放低声音说：“吴亚苏让我来找你……”

“哪个吴亚苏？”李蕴玉一脸茫然，似乎不认识。

“噢，是这样，吴亚苏让我带一句志勤禅师的偈语给你。”汤士伦直奔主题，“青山元不动……”

“浮云任去来。”李蕴玉脸上略现一丝笑意，“对不起，你是汤士伦吧，我现在是只认联络暗号，不认人啦。”

没有工夫说闲话，汤士伦直入主题。听说汤士伦要去找徐芳德，李蕴玉说：“你们可去镇涛找马剑华，徐芳德就住在他家里。马剑华公开身份是郑庄小学的教师，白天总会在校里上课。”

想了一下，李蕴玉又告诉汤士伦：“县委地下机关已经转移到如皋城里冒家巷李府刘诚一家。城中区委书记徐家瑾就住在她家里。如果找不到我，或不方便时，也可去刘诚一家里。”

还得告诉你们一件要事，据多方了解和敌人内部信息，县委委员徐名友被捕后，受到了毒刑拷打，至今仍关在大牢里。五一农民暴动时有一些坏分子混进革命群众中，掌握了我们领导人的信息，所以第二批通辑对象扩大了。”

事不宜迟，汤士伦和汤士佺连夜离开县城。

根据汤士伦的安排，出城后兄弟俩分头行动。汤士佺先去西乡一位亲戚家，安排日后的住所。而汤士伦，直奔镇涛而去。

 

第二十一章   做一片绿叶

利用夜色行军很安全，沿途没有看到敌人的流动哨和暗哨。这说明，共产党员和党领导下的游击队还在活动。所以，一到夜里，敌人就不敢动，龟缩在碉堡、据点里不敢出来。

找徐芳德也很顺利。找到郑庄小学，就找到了老师马剑华；找到马剑华，也就找到徐芳德了。

看到战友汤士伦来了，徐芳德自然十分高兴，两双粗糙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挑灯夜谈。徐芳德告诉汤士伦：前些日子，敌特种公安伙同当地豪绅地主，天天轮番到西乡“清乡”。

在调查了大量事实后，徐芳德首先回到家乡六甲，干掉了当地最反动的恶霸地主徐明慎，把他家的房屋一把火烧了。

这一赤色行动，又使地主阵营惊恐不已：共产党、游击队又回来啦！于是戒备更加森严。但也有些中小地主想与共产党组织及游击队暗中联系，一脚踩两条船。

汤士伦听了直叫好。他对徐芳德说：“你布置任务吧，下一步，我干什么？”

“你干什么，我也正想听听你的意见呢！”徐芳德真诚地说。

“跟着你走。”汤士伦谦虚地说，“有你老大哥在前面导向，我和汤士佺只有跟着走！就像过河的卒子，一步步地向前拱。”

“过河的卒子赛小车呀！”徐芳德话锋一转，“我的几招套路，都快被敌人摸熟啦，正想换换战术思路。你也是本地土生土长的，也熟悉情况，我们确实要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

话说到这个份上，汤士伦把自己的几点思路全都搬了出来：

一是要打持久战。思想上不能急躁，要有长期打算，不要急功近利，一口吃不成胖子。要有后劲，这就要求有一支真枪实弹的武装队伍。

二是要打歼灭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先挑好打的先打，打一个少一个，打一个影响一片。

三是要打速决战。打之前须经过周密思考，打得赢就打，速战速决。打不赢就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叫敌人无从下手。

四是要打运动战……

具体说，还要两条腿走路：

坚持在镇涛打基础。趁这里敌人力量相对薄弱，充分发动农民群众，建设游击武装。

坚持在西乡打游击。在哪里跌倒，还在哪里爬起来。要让乡亲们知道，共产党和游击队还在身边！

因此，汤士伦说，他准备到西乡去。当然他不会住到家里，那里是敌人防范的重点。他有一个亲戚是东燕庄的地主，与当地大地主都有来往。但是因为他有“通共”的亲戚，所以当地农民也不侵扰他。他也乐得两边都不得罪。汤士伦准备就住在这个亲戚家里，汤士佺已去打前站。他想听听徐芳德的意见。

听完汤士伦的一番话，无论是战术方面的分析，还是下一步的行动，徐芳德都表示赞同。两人定下联络方式，只要徐芳德到西乡去，两三个人就联合行动，当然少不了汤士佺。

却说汤士伦住到东燕庄后，他们兄弟俩白天在屋里写标语、传单和警告信，夜里出去散发。

好几家恶霸地主都从门缝中、院子里收到了传单、警告信。出来一看，外墙上还贴了标语。内容无非是：

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

铲除作恶多端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

建立苏维埃政权！

共产党是我们劳苦大众的大救星！

……

落款又出现了“中共如皋县委”“中国工农红军江北总指挥部”字样。

不但共产党没有离开西乡，红军也来了！

这可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这在西乡地区，引发了极大的震动！

国民党县公安大队的中队长吴公超天天带着“狗队”①下乡搜查，都能搜到标语、传单和警告信，搞得他昏头转向、惊慌失措。

肯定是夜间出了问题。

派巡逻队搜索，一无所获。而巡逻队刚过去，标语、传单依旧。

派暗哨，潜伏在暗处。第二天哨兵回不去了，潜伏之处留下两具尸体，枪也被缴了去。从此，吴公超不敢再派一两个人的暗哨。

警察队里人心惶惶。

6月下旬，新任县委书记吴亚苏回到如皋。他很快找到徐芳德和汤士伦。

当务之急，是建立健全新的县委领导班子。经过艰难而又细致的工作，重新建立了县委。

据1928年7月16日吴亚苏给中共江苏省委的报告称：“如皋县委已成立，要求集体的指导及县委力量的健全，决定7人，各乡均有同志参加。执委：杨国昌，农；孙忠明，农；汤士伦、吴亚苏、徐芳（徐芳德）均智。常委3人：吴亚苏，书记；徐芳，组织；锡康，宣传。

“县委已开两次会，决定恢复城市和西乡工作，派徐芳德赴西乡，马剑华赴县城。”

汤士伦被任命为西乡区委书记。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还要绿叶配。可以说，凡是吴亚苏、徐芳德率队奔袭敌人时，汤士伦兄弟肯定是打头阵的马前卒、急先锋；凡是吴亚苏、徐芳德作出部署，汤士伦兄弟总是坚决照办，带头执行。

有了正确的导向，执行就是前提。汤士伦特别强调执行力，对县委的决策，必须无条件地坚决快速地执行。

贴标语、发传单、写警告信，仅仅是对敌斗争的一种方式。用汤士伦的话说，是“文斗”。

确实，“文斗”也震慑了敌人，使一部分地主土豪不敢乱说乱动，规矩多了。但也有相当多的地主老财不买账，甚至放出风来，说共产党、游击队已经伤了元气，成不了大气候了。

左手文，右手武。有的人敬酒不吃，要吃罚酒，那也没有办法。汤士伦兄弟捉摸了一天，把西乡顽固不化的土豪劣绅、地主老财排了个队。然后，根据县委的决定，把排名前三位的作恶多端又顽固不化的分子，在一个星期内全部“做掉”。

在死者身上还要白纸黑字地写着：这是我们根据表现评选出来的作恶多端的顽固分子前三名。

下一轮评选已经开始，欢迎参加竞选，前三名同样待遇（一周内享受）。

乍听有点像现代选秀的味道。其实是不大一样的：一个要“名”，一个要“命”，大不一样啊！

同时贴出盖着“中国工农红军江北总指挥部”、“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章的布告，还具体说明死者该杀的理由。特别强调：有不服者请跳出来与“共爹爹”较量一番。

吴亚苏、徐芳德、汤士伦先后三任县委书记在一起，开始公然向国民党反动派叫板了！

这一叫板，给了西乡顽固不化的作恶分子狠狠的打击，也是警示。

比打击更重的是精神方面的。这些共产党人、红军游击队员来无影去无踪，悄无声息，神出鬼没。看来不像是从外乡进来的，因为西乡通往邻乡的道路都有关卡。外来人或不熟悉地形的人是难以进出的。

那就是说：这些共产党人、红军游击队，就潜伏在本地？！本乡？！

哪里是他们的藏身之地呢？

每一农民家都有可能。

河塘芦苇里，野外庄稼中，都有可能。

然而，每一个农民家都搜过，有的还挖地三尺。

田野庄稼地里，小溪河旁芦苇丛中，也都梳理过……

真是防不胜防啊！

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哪一个是“共爹爹”下一个目标呢？

不少地主老财，特别是中下地主放出风来：请“共爹爹”明示，只要不要我们的命，要什么给什么。

正好，吴亚苏交给汤士伦兄弟一个特殊而又艰巨的任务：筹款。

县委刚恢复建立，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红军游击队员的生活费、买枪、救济穷苦农民、抚恤烈士家属、县委活动经费……

筹款的任务并不比杀敌容易。杀敌固然不容易，但是看准了，一刀一枪，爽快。筹款同样不容易，筹多少，还要根据不同对象、实际情况，掌握政策有分寸。还有最难的是:人家的款，肯不肯让你筹呢？

如何筹款，没有经验，心里没底，先试一试再说。

汤士伦兄弟俩商量着找了一家心还不是那么黑的地主，当然不用见面了，还是采用发传单的办法。

却说那天早上起身后，这位地主看到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一封信，紧张得直冒冷汗。

打开一看，大意是：你们的钱财是剥削穷人的，请支持一些钱款给革命队伍。不愿无偿，暂借也行，多少随意。如愿意，三天内请放到……收到后，我们将开具收据……

还好，要钱不要命。这位地主紧张的心情立即放松了。

凭良心说，“共爹爹”很讲诚信，是说得到做得到的。不久前，这位地主听他的一位做生意的亲戚说了这么一件事：

那天，他的亲戚坐着马车，带着不少货物，特别是数量可观的银元，从上海回到如皋。途经村头，从芦花河边的芦苇丛中出来几个拿枪操刀的红军游击队员。

游击队员叫了个名字，是村里的一个恶霸。其亲戚赶紧回话：我是某某，不是某某某。

他们询问了几句，检查了货物与钱财，又商量了一下，确定是搞错了，为首的那位游击队员连连打招呼：“对不起，是个误会，你们可以走啦！”

一场虚惊。其亲戚随即打开箱子，拿出一捧银元送给游击队员，说：“一点小意思，请笑纳。”

游击队员个个摇头说：“不能拿，我们有纪律。”

由此可见，共产党的游击队是不会乱来的，是守信用的。所以，他愿意拿出钱来。

第二天，汤士伦兄弟从约定的地方取到了他们筹的第一笔钱。

此后，他们经常写条子跟地主借钱。地主接到借款信，慑于革命威力，大多不敢抗拒。

在较短的时间里，汤家兄弟圆满地完成了筹款任务。据说，不仅吴亚苏满意，而且省委分管领导也赞赏有加。搞经济工作不容易，任务完成得快又好，自身又十分廉洁，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难能可贵。

1928年11月，特委召开的6县县委联席会议上，吴亚苏当选为特委委员、专职农委会书记。由特委委员徐芳德接替他任如皋县委书记。

吴亚苏调特委工作前，特别召集徐芳德、汤士伦开了一个碰头会。

前不久的10月，汤士伦被马志远校长在马庄办的一所小学聘为教员。聘为教员的还有卢梅卿等人。他们志同道合，以学校为基地，秘密开展工作。

在马志远家里召开的碰头会上，根据汤士伦的提议，大家一致同意吸收马志远为县委委员。在这个时候当“官”，意味着要准备牺牲。

碰头会的主要议题，是如何贯彻中共六大精神。吴亚苏说，中共六大指出：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全国性的起义。中共六大总结了党领导的军事运动和红军建设的经验，提出了加强军事斗争的任务。指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

吴亚苏指出：以后看问题和处理问题，必须更加宏观加客观，不要计较一地一仗的得失。

徐芳德插话：中共六大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积极恢复和发展各级组织，发扬党内民主，实行集体领导，肃清各种错误倾向，努力加强自身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我们坚决照办。

“中共六大教会我们如何看形势。”汤士伦说，”在革命的低潮中，我们要善于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当前，要把红军游击队的基础打好。”

临别时，吴亚苏又关照说：“县委一班人聚集在一起不容易，风险也大，有情况你们两人商量着办。”

“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县委的决定，把西乡和镇涛的红军游击队员集中编组。”三个人的意见一致。

在马志远家吃完晚饭，吴亚苏就告辞去南通了。未料，这竟然是三个人在一起最后的晚餐。

1929年1月10日，徐芳德在西乡被捕，27日牺牲。

但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

 

第二十二章   擎旗导向

徐芳德被捕，汤士伦似乎感到是自己受了重创，心里非常懊丧。

那一天大约半夜时分，汤士伦、汤士佺与徐芳德及杨春轩、李二还在一起。徐芳德说，吴公超中队最近在附近活动频繁，大家还是分开走，目标小，以减少牺牲。可惜不幸言中。

凌晨刚刚分手不久，就听到六甲方向传来“乒乒乓乓”密集的枪声……

汤士伦兄弟立即杀了个回马枪，迅速赶去六甲。看到敌人里三层、外三层，已对徐芳德等形成包围圈。

兄弟俩分开东一枪、西一枪，干扰敌人的注意力。然而敌人不为所动，围住不放，继续抓捕徐芳德。得手后，即组织兵力向汤士伦、汤士佺反扑过来。兄弟俩寡不敌众，只得撤退。

不甘心徐芳德就这么被捕，汤士伦兄弟又立刻赶到贲家巷，组织部分农民群众，准备在路上拦截。吴公超获悉后，怕夜长梦多，从周松平家绕道，把徐芳德直接火速押解至县城。

这段时间，汤士伦有点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也难怪，过去无论是与吴亚苏还是徐芳德在一起时，他总是处于服从地位。现在他们都不在身边了，怎么办？

战争的目的是打倒敌人：目标感指引着战斗方向。

汤士伦感觉到，自己必须赶快从失落中跳出来。为了到达目的地，必须坚定不移地向前航行，不能漂流，更不能抛锚。

猛然想起，三人碰头会时，吴亚苏、徐芳德都说要积蓄力量。于是，他们兄弟俩和于咸，准备从西乡转移到镇涛去。

离开西乡前，汤士伦有意识地与汤士佺带着几名游击队员来到驻贲家巷的吴公超的县警察中队门前，举行“告别仪式”。

“乒、乒……”几声枪响，门口两名岗哨应声倒地。顿时，院子里枪声大作。

谁敢在老虎口中拔牙？有一个胆大一些的敌警察头伸出来欲一看究竟，被汤士伦一枪击中眉心。

再也没有一个敢出来送死了，满院警察只是一个劲地向外放空枪，“乒乒乓乓”打得很热闹。

枪声夹杂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游击队员放的，哪个是警察放的，也就弄不清究竟来了多少游击队员。

枪声，似乎在欢送汤家兄弟。

第二天凌晨，警察们出来一看，红军游击队员早就跑得没影儿了。

几张传单飘落在门前地上，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要作恶，留条后路！”

落款：中国工农红军江北总指挥部、中共如皋县委。

徐芳德虽然不在了，但是中国工农红军江北总指挥部还在继续战斗，中共如皋县委仍然是砥柱中流！

汤士伦到镇涛没几天，吴亚苏就匆匆赶来了。

吴亚苏来了，汤士伦好像吃了定心丸，打心眼儿里高兴，真心希望吴亚苏还回如皋，领着大家重振旗鼓，为徐芳德报仇雪恨！他把县委一班人重新召集起来，听听特委有什么新的部署。

在人员不齐的县委成员会上，吴亚苏首先宣布南通特委的决定：任命汤士伦为如皋县委书记。他这一段时间留在如皋，协助汤士伦领导县委工作。特别强调，他是“协助”。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关键是要打好武装队伍的基础。好比把拳头拢起来，打出去才更加有力量。

根据特委指示和吴亚苏的讲话精神，汤士伦与县委军事委员于咸商量着，在原来的游击小组的基础上，成立红军游击队。

两人说好，汤士伦看着吴亚苏，等他拍板。吴亚苏没有像过去那样，总是总结性、决定性地发言，只说了一句：你们自己定。

对汤士伦，吴亚苏十分了解和理解。汤士伦是一位赤胆忠心的好党员、好干部，为革命事业不惜赴汤蹈火。他真诚又兼顾细致，胆大也不缺灵活。“执行力”有余，而“决策力”，尚须给他一个充分展示的舞台。

1929年3月29日，在镇涛区庄屋圩刘宝川家召开的镇涛红军游击队成立大会上，特委委员、农委会书记吴亚苏宣布：镇涛红军游击队正式成立。县委书记汤士伦宣布镇涛红军游击队负责人名单：队长王世元。下辖3个分队，分别由陈奎、胡老虎、陈德光负责。

镇涛红军游击队共有50多名队员。大家都当场领到一寸宽、三寸长的毛红布符号。

在当时的情况下，斗争还属于保密的、地下的，不适宜穿军装。这个毛红布符号，就是红军游击队的身份和活动标志。

50多名队员不算少了，但是总共只有10多支枪。汤士伦问吴亚苏怎么办？吴亚苏说：你拿主意。汤士伦当即拍板：老办法，到地主家去夺！

听说长江圩地主李昌太家近日买了几支德国造，汤士伦和于咸决定去“拜访”一下。

4月11日傍晚，太阳刚落山，有10多个挑担的人从一号圩来到李昌太家后门口。

敲门进去后，汤士伦发问：“听说你家新近买了几支德国造的短枪，可有这回事？”

李昌太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没有露面。他太太一口回绝：“没有，没有，没有枪。”

“乒、乒！”站在后门口的于咸不耐烦了，对天连开两枪。

枪声后，一阵死一样的沉寂。

知道躲不过去了，李昌太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手里捧着崭新的4支德国造短枪，连同弹药，乖乖地交到汤士伦的手中。

李昌太解释说：“枪是买了防身的，绝不是同红军游击队对着干的，请共爹爹明鉴！”

“这就对啦。”汤士伦接过枪，交给队员们，又对李昌太说，“只要你们不武力对抗，我们是要枪不要命的。请转告你的亲戚朋友，凡支持我们枪支弹药的，我们红军江北总指挥部、中共如皋县委，是会把他们同恶霸地主区别对待的。”

于咸的两枪，不仅促使李昌太缴了枪，也惊动了附近敌人的驻军。

当小马桥的敌人闻风吹号出兵时，汤士伦、于咸和他们的红军游击队已乘渡船过河到一号圩去了。敌兵赶到河边，只见一望无边的青青芦苇在风中摇荡，不时发出“沙沙”的声响，茫茫水际中，依稀可辨的小船在暮霭中飘行，哪里还有红军的影子？

首次缴枪，大获全胜，红军游击队员们情绪高涨。打这以后，汤士伦只要得知哪个庄上地主有枪，总是要想尽办法去缴来。

时隔不久，又打听到六十步口地主陆桥麻子家有3支长枪和1支盒子枪。汤士伦即派区委书记王朋年带领10多个同志前往六十步口。

担任前哨的是祝和尚与王世元。他俩装作换油的，来到陆桥麻子家门口。

大门紧闭，从门缝里看到一个胖乎乎的保家兵正背着枪在里面踱步。祝和尚与王世元便轻轻地敲起门来。

“谁呀？”

“我们来换油的。”

“换什么油？”

“换菜籽油、豆油。与你家主人说好的。”

从门缝里看到门外只有两个拎着油桶的庄稼人，那个胖保家兵这才慢吞吞地开了门。

门刚开了半面，王世元就冲进屋里，右手抓住他的枪，左手挽勒住他的颈项。祝和尚随手就是一枪，击毙了胖保家兵。

门外的红军游击队员冲进屋里，一搜查，枪都挂在堂屋板壁上。队员们顺利地取下枪，凯旋而归。

这一来，凡是备有保家枪的地主都害怕了，感到枪放在家里反而不安全。

此后，有的地主见到红军游击队的信就把枪送出来，也有的地主自动把枪送给红军游击队。

九华山义龙昌、茂春鼎两家商店有3支手枪。他们看到有枪的地主老财主并不能保卫自己，就主动联系红军游击队交了枪。

还有白雁桥的地主王熙同经常有30多条船做粮食生意，赚钱很多。他和王祥云家合买了11支枪。红军游击队派薛窑的商人薛世元去与他们联系，动员他们交枪。

他们看到不交不行，交了反而安全，只得答应。到了约定之日，王世元、陈奎与十几个红军游击队员来到王熙同家。王熙同敬烟上茶，把11支枪全部交了出来。

当然，水有缓急，路有曲直，缴枪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地主要枪不要命，或者说是要命也要枪，抗拒缴枪。冯恩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九华山北边冯庄的恶霸地主冯恩寿远近闻名。他家里除靠200多亩田收租剥削外，还开了个皮货店，赚昧心钱。而且经常以到上海卖皮货为名，偷偷摸摸地运回大量的鸦片，高价出售，毒害四乡群众。

他家除有9支枪外，还配备凶器，如铁铃子、标枪、大刀等。

当红军游击队缴枪的消息传到冯恩寿耳朵里后，他安排爪牙日夜忙碌，在四合厢房的天井里密密麻麻地缠满了铁丝网。保家兵平时就有七八个，又增加几个长工站岗。经过精心安排，冯恩寿自以为稳如泰山，无人敢去惹他，根本不把红军游击队放在眼里。

获得情报后，王朋年写了一封信动员冯恩寿缴枪。过了几天没有动静。王朋年又写了两封限期缴枪的信，冯恩寿仍置若罔闻，信也不回，还放出话来：“带个口信给汤士伦，枪在我家里，有种的来缴好啦！”

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对于这种藐视红军、气焰嚣张的土顽恶霸，如不予以狠狠打击，便会产生恶劣影响，严重削弱红军游击队对反动势力的威慑力。汤士伦指示王朋年：必须彻底缴获冯恩寿家的枪，以儆效尤！

缴枪的这一天来了，王朋年率队直奔冯庄。冯恩寿家的门开着，有长工在站岗。长工见红军游击队来了，没有一个反抗，立即退让在旁。

大队人马一拥而入。冯恩寿见状吓得想赶紧从后门逃走，可是门一打开，外面也有红军游击队员。

冯恩寿只得又回转过来，王朋年微笑着打招呼：“你不是带信叫汤士伦来吗?告诉你，我们头头很忙，他今天没工夫。就是有工夫，像你这个狗东西，也没有必要劳我们县委书记的大驾吧？”

“是，是，是，你们谁来都一样。”冯恩寿自知此劫难逃，紧张得抖簌簌地应答着。

“那好，我问你，为什么不缴枪，今天必须说个清楚！”王朋年一脸的严肃。

冯恩寿吓得浑身如筛糠，谎称自己不在家，没有及时看到信。

“我现在就缴枪。”说着，叫保家兵去把9支枪全部捧出，并跪下求饶。

也许是看到平日里威风凛凛的冯恩寿现在这副卑躬屈膝的模样，也许是看到业已到手的铮光发亮的9支钢枪，王朋年的嘴都笑得合不拢了，那种从心底里发出的笑容只有胜利者才能享有！

笑罢，王朋年也许是想树立一个改邪归正的典型，于是他警告冯恩寿说：“根据你的罪行，完全可以把你一枪崩了！今天且饶你一命，但要改邪归正，如果继续作恶，我们再打上门来，那就不客气了。”

“我保证今后规规矩矩做人，如再作恶，天打五雷轰……”冯恩寿叩头如捣蒜地连连保证发誓。

就这样搞到一些枪后，红军游击队的力量不断增强壮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4月下旬，汤士伦获得情报，国民党江苏省警察总队长李长江将率几百人，兵分三路进攻镇涛。

情况紧急，汤士伦当即向吴亚苏汇报。吴亚苏还是那句老话：“你拿主意。”

“强敌来袭，当避其锋芒，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汤士伦全盘托出自己设想的的方案，“敌人兵分三路袭来，我也兵分三路避之：一路驾船下江，一路潜伏在南通平潮附近，一路隐藏于江边花鱼荡……”

不待汤士伦说完，也不由他解释，吴亚苏笑了起来，赞许地说：“狡兔三窟，亏你想得出来，你看着办。”

从这“三路妙策”可以看出，汤士伦已从当初的“跟着走”，转变为“领着跑”了。吴亚苏相信，给汤士伦一个舞台，他就能导演出有声有色、引人入胜的话剧来。

商量好对付敌人三路来袭的具体办法后，吴亚苏通报了南通特委近日的决定：如泰中心县委成立，由特委委员王玉文任如泰中心县委书记兼泰兴县委书记；由特委委员刘瑞龙任南通中心县委书记兼南通县委书记。

“以后，有新的决策及行动部署，可多与王玉文商量、通气，也可以说要多请示汇报。”吴亚苏关照后，又告诉汤士伦，这一阶段，他准备先去如皋县城，处理好一些事情，然后回南通。

吴亚苏刚走不久，哨兵来报，贲家巷庙的住持和尚僧俊如来访。汤士伦即出去迎接。

看到僧俊如身披袈裟，头戴僧帽，手里还敲着木鱼，完全是一个云游和尚的形象。

见有陌生人在侧，僧俊如两手合掌：“无事不登三宝殿，前来化缘而已。”

“好说，好说。”汤士伦把僧俊如请进屋，在内室坐定。未及寒暄客套，僧俊如便开门见山禀报：“王玉文书记特地到庙里找我，要我来告诉你们，4月底，李长江部将进攻镇涛。李蕴玉也派员送来信息，县警队也将同时出动。请早作准备。”

另外，僧俊如说，他来时，在村外路边已发现敌人的暗哨，且不止一两处，请千万当心。

说着，僧俊如从袈裟内取出两支盒子枪及子弹交给汤士伦，说是王玉文带给如皋同志的。

“请代为感谢王玉文书记，告诉他，我们已作部署，请他放心。”如此这般地又把“三路对策”说给僧俊如听，请他转告王玉文。

到了告辞时，僧俊如起身走了，口中念念有词：

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静方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前。

汤士伦听出来了，这是五代契此、俗名布袋和尚的《插秧诗》。

僧俊如走后，汤士伦即召集镇涛红军游击队长王世元和陈奎、胡老虎、陈德光三位分队长开会。具体进行分工，各分队分头准备。

月底，果然李长江率大队人马分三路杀到。他们到处寻找红军游击队决战，却到处扑空。他们要想会会的汤士伦没有见着，连红军游击队的影子也不知到哪里去了。

其实，汤士伦就隐藏在江边花鱼荡里。白天，他们还驾着渔船随渔民在江上捕鱼捞虾，夜间则枕着波涛睡觉。“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汤士伦把江边芦花荡当作自己的新家了。

听镇涛这个地名就知道，涛字从水旁，镇在江边，就是江边的一个小集镇。一百多年前这里是如皋南乡一号圩，正是因为江水汹涌常决堤，所以把地处一号圩的宏然庙宇一带易名为镇涛。

虽然常在江边走，但是真正领悟大江之美，对汤士伦来说，还真是第一次。

春色迷蒙的清晨，江面上浮动着一层层轻纱般的白雾，像洁净的丝巾缠绕在少女项颈上，飘逸柔媚。白天，放眼望去，大江浩浩荡荡向东奔腾而去，烟波浩淼，气势雄浑，水天相接，一群群白色的江鸥“叽叽”鸣叫着，时而掠水而过，时而凌空翱翔，像一只只白色的大江精灵令人引发出无限的遐想；近处波光粼粼，远方诸帆点点，柔波如语，清风送爽，真是江阔天高，令人心旷神怡。

长江边上的这块斑斓平原，无数灾难、无数期冀、无数挫败，以及无数难以诉说的痛苦与忧愁、惊悸与困惑，似乎都化作浪花滚滚东去……

李商隐诗云:“春水船如天上坐。”恍兮惚兮，置身于江水扁舟之中，汤士伦仿佛自己就是一个渔夫。他甚至颇有诗意地想到，今后革命胜利了，没有战争不打仗了，做一个渔夫也是挺好的。忙时生产捕鱼，闲时游山玩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引荷尔德林的诗云:“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深刻地触到了人类生活的本质。

太阳快落山了，霞光把江水染成橘红色。虽然不是专业渔民，扁舟归来，却也网到不少刀鱼、白条和鲈鱼。这几天的下饭菜有了。

掀篷系缆青溪头，芦稍浸月天如水。渔舟驶进花鱼荡，就忙晚饭。顿时，芦苇丛中，炊烟袅袅。

这几天李长江没有闲着，早在他率部来之前，已经派人在镇涛四周设下关卡，严密监控所有人员进出，企图把镇涛红军游击队一网打尽。他特别得到信息，如皋新任县委书记汤士伦就在镇涛，也想见见面。但是，汤士伦不曾有会见的安排。

然而挨家挨户地折腾了五天，一无所获。难不成汤士伦及其5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插翅飞了不成？

但又百思不得其解。虽心有不甘，李长江也只得灰溜溜地率部走了。

李长江前脚刚走，汤士伦率部就上了岸。

神了！

原来江边不少帆船上挂起了红被面。这是暗号，意味着敌军已经离开，通知汤士伦和红军游击队上岸。王朋年当众念了自己创作的一首打油诗：

省县狗队来“扫荡”，

红军战士下长江。

粮草齐备无忧虑，

有鱼有虾美肚肠。

幽默的诗句，诙谐的朗诵，引得大家眉开眼笑。

根据群众举报，在敌人骚扰的五天中，有表现恶劣者，都被汤士伦的部下，根据罪行大小，分别处置了。群众称是镇压行动。

端午节到了，在如皋，包括镇涛地区，不论贫富，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到芦花河塘旁摘取芦叶包裹粽子，欢度这个传统节日。

这一天，国民党镇涛区公安分局局长带领警察到赵家园一带搜捕革命人士。这也算是对我方不久前镇压行动的一次报复。

接到情报，汤士伦即派于咸率一个分队快速赶去，自己与王世元带着另两个分队随后前去接应。

却说10多个警察抓到几个“亲共分子”正准备押回分局，忽遭四周枪击。被俘人员趁机迅速逃离，剩下的警察不愿做活靶子，跑得更快。

而跑得稍慢的巡官贾明堂，被当场击毙。

真是“假明”堂，没名堂，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

想让革命群众吃不成粽子的贾明堂，自己反而吃不到粽子了。

武装斗争，不忘“文斗”。端午节的这天下午，汤士伦与黄锡五来到江安区戴家堡唐克明家，连夜赶印传单。在第二天清晨前，派多人散发到镇涛至宣家堡的广大地区。落款仍然是“红军江北总指挥部”“中共如皋县委”。

所做的这一切，汤士伦是要让敌人知道，什么是前仆后继！你们可以杀死一个徐芳德，但是正如徐芳德所预言的“拿枪的共产党员是杀不绝的”，更多的徐芳德涌现出来了！

6月15日，南通特委在如皋镇涛陈家市召开如、泰、泰三县县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把如泰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集中编队。

会后，吴亚苏单独与汤士伦交谈了个把小时。

原来，省委领导看中了汤士伦兄弟，拟调他们到省委工作。于是，南通特委作了调整，新的如皋县委书记前天（6月13日）已经任命，是特委委员韩铁心。

省委看中如皋的干部，这是好事，南通特委不能拒绝，不能借口如皋重要，战事紧张，离不开谁，而不放行。

今天向汤士伦征求意见，是形式上的，是干部调动的一个程序。下级服从上级，这是党的原则。没有困难，要执行；有困难，克服困难也要执行。

听了拟调省委的消息，汤士伦感到突然，如皋这么多精兵良将，怎么就选中我们兄弟俩呢？

不是说不想调到省里去工作，汤士伦主要是不曾有思想准备，或者说是没有想到。

从感情上来说，汤士伦离不开如皋。如皋这块热土，对汤士伦来说，太熟悉、太厚重、太古老、太邈远了。

“九步三座庙，三步两搭桥”，是如城的风景。前一句说古运盐河北岸的灵威观、增福财神庙和火星庙三座观庙紧邻；后一句说护城河东北角东通东水关、北通水绘园的分叉处，有玉带、众善两座桥相连。

随便在如皋城里的街头巷尾转转，抬眼便可见到隋时建的定慧寺等古建筑和古城墙。定慧寺庙门北向，曲水环寺，群楼朝殿，为中华寺庙一绝；而内外城河外圆内方，形似古钱，趣味盎然;明代建筑文庙大成殿，却又是国内罕见的全楠木结构，别有风韵。侧耳则可听见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冒辟疆、董小宛的风流韵话。在地摊上，也许还可以淘到李渔小说和王观诗文的老版本线装书。三国大司马吕岱及宋相范仲淹的后代，说不定会与行人擦肩而过……

然而，现在是战争年代，就连浓得化不开脂粉气的水绘园，也增添了横空出世的刀光剑影。早就没有了闲情逸趣，也不可能去探幽访古了。但是汤士伦坚信以后会有的。不禁让人想起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中瓦西里的那句经典台词:“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当然，那要等到战争结束之后。

当然，汤士伦知道，幸福不会从天降，得要付出汗水和辛勤的劳动。战争后要掀起生产建设的高潮，使贫瘠的高沙土地区变成美丽富庶的家园。

离不开如皋最主要的原因，是徐芳德的仇还没有报！

三人行必有我师，汤士伦感到幸运的是自己遇到了吴亚苏、徐芳德这两位好老师。熟悉汤士伦的一些同事认为，从汤士伦身上，特别是在对敌斗争中，可以依稀看到吴亚苏和徐芳德的影子：像吴亚苏那样大度、淡定、睿智、善变、细致，似徐芳德那样真诚、坚毅、执著、顽强、果断……难不成就这样生离死别了？

见汤士伦陷入沉思之中，吴亚苏笑笑说：“不着急，今天只是与你通通气，暂时还不让你走，韩铁心来后，你还要帮助他熟悉一下情况，大概要一两个月吧，带上了路，你才能走。”

汤士伦从沉思中醒悟过来，真诚地说：“总而言之，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到哪里都是干革命。晚一点走更好，对我来说，可以有所准备。”汤士伦突然想到，吴亚苏曾在上海上学，也曾在省委工作过，随即对吴亚苏说：“你对上海和省委都熟悉，也要帮助我，把我带上路，你和我才能走。”

一句话，把吴亚苏说笑了。随即，吴亚苏与汤士伦谈起上海十里洋场、省委机关及省委领导的一些情况。

说到最后，吴亚苏把事情挑明：“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放不下徐芳德，我也是。只是，为徐芳德报仇，不仅仅是靠个人的努力，更要依靠组织的力量。甚至还要依靠更高层次的组织领导。到省委去，就是为你提供一个更大空间的舞台。”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到了省委，眼光要放远一点，胸怀要更广一些。为了共产主义，有多少先烈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徐芳德是我们县委领导中第一个牺牲的书记，但不会是最后一个。我们都要作好为革命牺牲的准备。”话锋一转，吴亚苏又具体嘱咐说，“首先让韩铁心与王玉文尽快接上关系。还要把地下工作者介绍给韩铁心。”瞧，想得多细致周到。

汤士伦从吴亚苏口中得知，韩铁心是文韬武略高手，不仅能够顺势而为、借势而上，还善于造势，分寸感极强。而且，度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吴亚苏对韩铁心的评价是:思维有角度，视野有广度，办事有尺度。

“我又遇到一位好老师了。”汤士伦心里想。当问及吴亚苏下一步去向时，他回答说：“特委人员变化较大，我先回特委。”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根据惯例，参加会议的人员，都是分头个别离开。

6月15日夜，吴亚苏在陈家市被捕。8月3日，吴亚苏英勇牺牲。

“徐芳德是我们县委领导中第一个牺牲的书记，但不会是最后一个……”一言成谶，可惜被吴亚苏不幸言中！

痛苦愤怒中的汤士伦告诫自己：不管牺牲多少人，后面总会有人站起来，冲上去，挺得住！他相信，即使前面有100个人倒下，总会有第101人冲上前去……

 

第二十三章   战斗在大上海

在协助配合韩铁心初步打开如泰地区局面后，汤士伦、汤士佺兄弟来到了大上海十里洋场。这时，已是秋末金风送爽的季节。

在省委工作，一个县级干部、一个区级干部一般不需要“领着跑”，而是“跟着走”就行了。但是“跟着走”必须有个前提，“看得清”。也就是要认人、认路。不能盲目地“跟着走”，那可能会犯方向路线的错误。

认识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主体是群众。在创建井冈山根据地进程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武装斗争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的一种特征，是因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反动统治者总是依靠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其统治的。在这里，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共产党不可能经过合法斗争来教育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党要领导人民群众起来革命，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战斗，就必须坚持主要是在农村区域进行革命战争。

回顾在如皋前一阶段走过的路，汤士伦感到很欣慰：

从吴亚苏、徐芳德开始的游击小组（自己曾经参与），到吴亚苏、汤士伦成立红军游击队，再到最近王玉文、韩铁心组建如泰工农红军（自己也曾参与），这一步步走得坚定而踏实。

回顾历史，汤士伦进一步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必须把工作重心首先放在农村，不仅是由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所在的广大农村应当成为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而且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繁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必须在反革命力量相对薄弱的农村建立根据地，以积蓄、锻炼和发展革命力量，经过长期的斗争，逐步地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正确地认识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却是非常不容易的。

1929年3、4月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新的军阀混战爆发，敌人内部矛盾激化，全国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展加快。

通海如泰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和武装游击队运动，也有了新的发展。

1929年11月中下旬，省委在上海召开了省第二次代表大会。

这是汤士伦兄弟第一次参加这样规模的会议。

当然，不仅是参加，还包括与通海如泰等地区领导人的联系、对会议的服务、保卫工作等。

党中央周恩来、李立三、项英等领导参加会议并作政治形势、军事问题、组织工作和职工运动等报告。省委书记李维汉作省委工作报告，陈云作关于农民运动的报告。

通海地区负责同志李超时和刘瑞龙参加会议，汇报了通海如泰地区的工作。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听了很感兴趣。

省二大后，党中央同意省委建议，决定在苏北通海如泰地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

随后，李超时、王玉文到上海组建红十四军驻沪交通联络办事处。

省委成立红十四军的几乎所有的相关事宜，王玉文都是通过汤士伦兄弟来完成的。因此，在省委领导和机关干部同志眼中，汤士伦、汤士佺也都是红十四军中的一员，似乎成了红十四军的“副官”。

一直到1931年敌人抓汤士伦、汤士佺，定他们兄弟俩的身份也是红十四军“副官”。两人牺牲后一段时间，烈士身份明确为红十四军干部。人们几乎忘记了汤家兄弟分别是如皋县委书记、江安区委书记的真实身份。

其实也有一定道理，请看红十四军一师的指战员，不大多是来自如皋的干部和农民群众吗？

确实，汤家兄弟也为红十四军做了不少工作：护卫省委领导与军队干部会面；为部队伤病员联系医院治疗，购买枪支弹药……

汤士伦和汤士佺刚到省委工作时，主要是从事宣传工作。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宣传口径，汤士伦、汤士佺写了大量的标语、传单。只是把过去贴在乡村地主豪绅家门墙上，变成了上海马路边高楼大厦的墙壁上、电线杆子上。

起初是夜里出来贴标语，一人涂浆糊，一人贴标语。有好几次，遇到敌人巡逻队，差一点被抓住。

夜里出来有危险，就改在白天干。为了造声势，多次到车水马龙的南京东路上的永安公司、先施公司，以及剧场、影院等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

有一次在南京路上的一家电影院二楼，正逢电影放映结束，灯光还未开时，汤家兄弟迅速地把大量传单从楼上撒下去……随即飞跑到楼下……这时，全场灯亮，传单还在空中飘。他们也跟着广大观众一起捡传单，并拿着传单大声念出来：

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

推翻蒋介石的独裁政府！

中国共产党万岁！

……

经过大革命失败后两三年的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逐步从极其严重的困境中走出来，革命事业开始复兴。在农村，红军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与扩大。在城市，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

从总体上说，革命斗争的局面比起大革命失败时，有明显的好转。但敌强我弱的形势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更没有形成高潮。

虽然这期间频繁不息的军阀混战加深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苦难，也削弱了军阀自身的力量，在客观上为革命力量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力量仍然相当强大，敌人对革命势力的防范还很严密。

在这种形势下，中央一些领导人看到形势发生了一些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又受到共产国际“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头脑开始发热。他们无视国内国际革命力量仍然相对弱小的基本状况，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逐渐形成“左”倾冒险错误。一些比较系统的错误主张，主要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李立三提出的（史称“立三路线”）。

1929年底，党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富农、游击战争、赤色工会等问题上也发生了激烈争论。在争论无法解决时，党中央政治局决定派周恩来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

1930年3月初，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在这期间，由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向忠发缺乏领导能力，中央的工作实际由李立三主持。

李立三等人在错误思想的主导下，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1930年7月间，重点部署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暴动准备工作。受其影响，江苏省委和通海特委对红十四军提出了为配合南京暴动，“准备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南京”等地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冒险计划。

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在形成和推行的进程中，曾受到党内一些做实际工作的干部的批评和抵制。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何孟雄是比较早而明确地提出反对意见的人。他认为李立三他们对革命高潮的估计是过分的，进攻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是没有前途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掀起世界革命，举行总同盟罢工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会离开党的总路线，葬送中国革命。

何孟雄在党的会议上多次提出反对意见，为此一直遭受打击。

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一些“左”的指示也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抵制。在不得不执行中央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时，他们采取措施，尽力使红军少受损失。

1930年9月，朱德、毛泽东率红一方面军3万多人遵照中央指示再度攻打长沙不克。便撤离长沙，去攻打周围都是革命根据地的孤城吉安。10月4日打下吉安后，又占领了附近的县城，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

在其他革命根据地，一些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对李立三“左”倾错误有所抵触。

然而，抵触的结果是，何孟雄被撤销江苏省委常委职务，降职使用，先后改任上海沪西、沪东、沪中区委书记。

何孟雄抵制和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提出革命斗争要“以农村运动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在受到撤职处分后，何孟雄于9月向中央写了2万余字的《政治意见书》，要求中央反对“左”倾机会主义，指出它“多半脱离群众，离开列宁主义路线”。

12月，在周恩来、瞿秋白等领导人的努力下，中央作出《关于何孟雄同志的决议》，确认他的《政治意见书》中关于反对“立三路线”的观点一般是正确的，撤销了对他的处分。1931年1月，何孟雄等18人反对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控制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党内发表了《告同志书》。

 

第二十四章   血洒龙华

汤士伦兄弟到省委时，正是何孟雄常委分管农村、军事工作之时。何孟雄欣赏这两位来自农村、又拿过枪杆子和笔杆子的基层干部，经常与他俩交谈，了解如泰地区农村的情况。汤士伦、汤士佺遇到这样的好领导，接触也就多一些，跟得也就紧一点。特别是看到何孟雄在党内路线斗争中刚正不阿、襟怀坦白，敢于秉笔直书，在受到错误的批判时，直到降职，都对党忠心耿耿，不改初衷，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兄弟俩从心底里就更加敬仰他了。

说汤家兄弟原来是红十四军的“副官”，不够准确，后来成了何孟雄的警卫、秘书，亦或“副官”，这倒是真的。

汤士伦、汤士佺心里知道，跟着何孟雄，风险也要增加几分，不仅要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你死我活、不屈不挠的斗争，还要在党内受到王明、李立三等人的“左”倾错误路线的迫害。

1930年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议的讲话中，批驳王明攻击六届三中全会的说法，批评他们的非组织观念和宗派活动。

然而在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的压力下，12月16日，中央作出取消原来对王明等人因进行宗派活动所受处分的决议。12月下旬，中央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习惯上仍称江苏省委）书记。

1931年1月7日，中央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操纵。

为了使党内同志充分认识王明的极左面目，团结广大共产党人共同反击王明，彻底纠正六届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人经过研究，决定召开一次会议，研究反对王明的措施。

他们决定分成两个组活动：林育南一组在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222号东方旅社31号房间，何孟雄等人则在天津路275号中山旅社6号房间。

时间定在1月17日。

当日下午1时40分许，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按叛徒王掘夫（唐虞）提供的情报，会同帝国主义租界巡捕，在东方旅社逮捕了林育南、柔石等8人。接着又闯入天津路中山旅社，逮捕了蔡博真、欧阳立安等4人。然后分别留下探捕在这两处旅社的房间守候。并于夜间，又在中山旅社逮捕了何孟雄等3人。

那天，何孟雄因故未参加白天的会议。晚7点来到中山旅社，想了解会议消息和结果。一看气氛有些异常，此时已无退路。经验丰富的何孟雄敲响了另一个房间的门，可是探捕已认准了何孟雄。

次日清晨又在东方旅社逮捕了李求实等3人。

17日夜11点半，王阿金（汤士佺）和夫人王孙氏在华德路鸿运坊152号被捕；18日凌晨1点，黄昆（汤士伦）在昆明路325号同兴里被捕。

共逮捕36人（一说35人）。

后来有人考证，说是王明、康生泄密，致使何孟雄等人被捕。不管情况究竟如何，反正未见王明采取任何营救措施。

即使在狱中，早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何孟雄，还和同囚室的林育南、李求实，联名给共产国际写意见书，指出共产国际代表处理问题不合中国国情，米夫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铁窗烈火，粹炼成十足真金。

汤士伦、汤士佺在狱中的具体表现如何，未见记载，无从谈起。然而，他们与何孟雄等22人一起被敌人处决，说明他俩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的考验。

这两位省委机关的少壮派，对省领导的住所、行踪、秘密联络点应该说是熟悉和掌握的。在他们被刑拘期间，不再有人被逮捕，说明他们都是硬骨头。

相较于原省委常委、农委会和军委会书记何孟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长林育南、中宣部干部李求实、上海总工会秘书长龙大道、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恽雨堂、上海沪中区委书记蔡博真，以及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干部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同志来说，汤士伦兄弟的职务低一些，名声小一点，但是对党的赤胆忠心、凛然大义，大家都是一样的。

1931年2月7日，国民党反动派不顾社会舆论的谴责，在一无所获后，仍将他们集体枪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龙华惨案”！

那是一个阴沉沉的夜晚。看守长一一点名，指挥着看守提人。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龙大道、恽雨堂、蔡博真、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山东省委组织部长王青士、青岛市委书记罗石冰、上海总工会组织部长阿刚（段楠）、中共机要干部李文，以及江苏省委干部汤士伦、汤士佺等24名共产党员，拖着沉重的脚镣，英勇不屈、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

法官在刑场前面的小桥旁安了一张茶几，放着每人的照片，挨个核对，然后向他们宣判死刑。

过了小桥，在方塔附近的一棵大树下，24人分成两行。

突然，行刑队一阵枪响，把在大树墙根下的第一排同志打倒了。

第二排的同志大声高呼：

打倒国民党！

打倒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革命胜利万岁！

……

罪恶的枪声又响了。

当枪声响起，汤士伦、汤士佺没有遗憾！他们“认人”的目的达到了，他们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好党员、好领导、好战友；他俩“寻路”的目的也达到了，在错综繁杂的路线斗争中，他们寻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并不惜为之奋斗终生。虽然是短暂的一生，却是闪光的一生，并心甘情愿地为之献身！

烈士们牺牲后，鲁迅写下著名的七律《无题》：

惯于长夜过春时，

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

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他后又发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表达了对龙华烈士的深切怀念和对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强烈抗议！

1934年春，龙华看守所中的革命者为了纪念这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们，在监室写下了慷慨激昂的题壁诗：

龙华载载仰高风，

壮士身亡志未终。

墙外桃花墙内血，

一般鲜艳一般红。

 

卷 六   穆子奇：未到任的县委书记

穆子奇心态平和淡定，

这是一种心境，也是一种品格。

他是一棵伟岸的大树，虽还未直插云霄，

却曾在青藤交织缠绕中执著地向上伸延。

能够担当，值得信任，可以依靠。

接地气，所以得民心。

狠抓筹粮，因为吃饭是天大的事。

疾恶如仇，所以惩腐冲在最前面。

遗憾的是恢复工作尚未开展，

就牺牲在赴任途中。

莫惆怅，革命是一场接力赛，

光辉总会再度升起，

曙光终将照在芦花河畔。

 

第二十五章   筹      粮

1931年3月12日，在镇江北固山下，穆子奇与曹玉彬、朱香九同时英勇就义。

穆子奇是江苏省委新任命的如皋县委书记。他们从上海途经江阴去如皋时，因叛徒告密被捕。

作为如皋县委书记，穆子奇还未到任就牺牲了。

作为共产党员，作为革命者，穆子奇此前一直战斗在家乡如皋广阔的大地上。

穆子奇原名缪元其，又名缪子异。如皋西乡朝西庄人，生于1903年。他少年时读过私塾，后在江安乡北小群设馆教书。

在乡亲们眼中，穆子奇是一位文化人。从相貌上看，他却更像庄稼汉。一双细长的眼睛，像两把冷冽的剑。才20多岁的年纪，额头已被苦难与战火蹚出一条条垄沟。脸色红润而微黑，鼻梁高且直，嘴角微微向上挑起，显得沉着、刚毅，还稍带着一点忧思。他为人正直，痛恨地主恶霸的残酷剥削，深得他的学生和当地农民群众的尊敬。

近朱者赤。也许是志气相投，穆子奇与汤士伦交上了朋友，且常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1928年春，汤士伦介绍穆子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正是如泰五一农民暴动的筹备阶段。穆子奇毅然辞去塾师工作，回到家乡参加革命活动。

如皋西乡朝西庄一带，老百姓可是苦大仇深，他们就像一堆堆干柴，只要有一点点火星，就会燃烧起来。穆子奇人缘好，做工作又特别认真细致，不论白天黑夜，他总是带着几名骨干，挨家挨户地到贫苦农民家里讲革命道理，宣传县委的统一口号：

“土豪劣绅黑良心，重利盘剥我穷人，民众团结一条心，一齐暴动来斗争！”

“打倒新军阀蒋介石！”

“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

“共产党为人民，是我们劳苦大众的大救星！”

……

在五一农民暴动中，穆子奇不算是领导者，只不过是一名普通党员，却显示了他做群众工作的高超之处。

穆子奇气势不张不扬，性格不骄不躁，语气不惊不惧，在农民群众心里，他是一个胸襟宽广大气之人，就像一棵大树，根深叶茂而常青。田野广袤， 而树只占据很小的一块位置生存。它从泥土、阳光和雨水里汲取自己所需的养分，默默地抽枝绽叶。当大地用爱把树崛起的梦想高高托起的时候，它谦逊地担负起一把伞的责任，为被烈日炙烤的大地罩下一片阴凉，为养育自己的大地繁衍一片绿色的生机。

穆子奇和同志们紧紧依靠农民，工作认真踏实，做得深入细致。用群众的话来说，“穆子奇是我们家里人，句句说到我们心里了，我们听穆子奇的”，这是老百姓对穆子奇莫大的信任、最高的褒奖。

朝西庄很快成为如皋县农民革命运动的中心！

五一暴动之夜，县委在朝西庄召开誓师大会后，穆子奇带领朝西庄农民汇入了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之中。

不是指挥，胜似指挥。穆子奇在暴动期间，充分显示了优秀指挥员的风范。

五一农民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狂烧滥杀，先后烧毁村庄数十处，杀害暴动群众几百人。一些暴动领导者相继牺牲，或转移他处。在白色恐怖面前，穆子奇仍在原地坚持斗争。他要让家乡农民看到，共产党员与广大群众同生死、共患难，还在一起战斗。

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

1929年春，穆子奇出任中共卢港区委书记。同年夏，又担任中共如皋县委宣传委员。

穆子奇曾经在吴亚苏、徐芳德、汤士伦、韩铁心、于咸等几任县委书记领导下工作过。无论与谁合作，穆子奇都是“三管齐下”：

一是深入农民之中，秘密联络群众，大力发展党员，恢复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这是前提。

二是重新逐步建立起农民革命武装，为如泰工农红军和红十四军的创立做了大量的组织发动工作。这是基础。

三是有了党组织这个“前提”，有了枪杆子这个“基础”，还必须有粮囤子这个“保证”。三管齐下，才能保证革命取得成功。

这“第三管”粮囤子，或者说是对粮食的认识， 穆子奇体会特别深刻，做得特别出色。

1930年春，如皋西乡春荒严重，农民已经靠吃野菜芦草度日。而恶霸地主却不依不饶。

县委不能视而不见，更不能不闻、不问、不管。此时，正是韩铁心负伤之初，于咸通知穆子奇等县委委员在韩铁心病床前简单地开了一个碰头会后，就一起分头发动卢港、江安一带农民向地主“借粮”。

这么多贫苦农民要吃饭，刚组建的红军指战员也要吃饭。吃饭问题，是天大的问题。穆子奇率先行动起来，他带领着几个赤卫队员来到一个小地主家里。

无事不登三宝殿。这个地主看到穆子奇来到他家，几个拿枪的赤卫队员没有进来，站在门外，心里有点发毛。不知“共爹爹”来有什么事，便让人拿烟倒茶。

“我最近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吧？”这个地主探听来者目的。

“根据我们掌控的情报，你还是属于安分守己的。” 穆子奇客气地回答。

“那么你们来是因何贵干？”

“是这么回事，”穆子奇开门见山地说，“目前春荒青黄不接，你也知道，乡亲们早已揭不开锅了，不少人已在吃野菜芦根。这种现状，总要到夏收时才能改观。希望你能把家里的余粮贡献一部分出来，就算暂借吧，到夏收时，谁借谁还，我算中间人。”

“哦，是借粮噢。”这位地主马上关门，“我家粮食也没有多少结余，吃到夏收时，也就差不多了。”

“是吗？”穆子奇刚坐下去，又站起来，“如果实在没有也就算了。但是我要给你说清楚，对于恶霸地主，我们是去直接开仓济民，不用商量。对于你们安分守己、不做坏事的中小地主，我们的原则是保证你们家自己的口粮，其他多余的粮食借出来，我们打借条。既然没有余粮，我们派员来评估一下再说。”穆子奇说完，就要走。

“不用评估了，”小地主急忙表态，“我借1000斤米。”他怕露馅儿。

“还是评估一下吧，比较公平。”穆子奇欲擒故纵。

“我借2000斤。”又挤了点“牙膏”。

借，比不借好。借多少算多少吧，不够再来。

对于抵抗“借粮”的恶霸地主，那就打上门去。敢于顽抗的，坚决镇压，绝不手软。

树几个典型，让大小地主自己选择：借，还是不借？

在赤卫队和农民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地主的粮仓被打开了，贫苦农民顺利地度过春荒。

差粮的，不仅仅是贫苦农民，还有那正在组建的红十四军将士。

红军指战员一度时间因为“差粮”，一部分官兵干脆住到地主富农家里。这样，吃饭就不成问题了，住宿条件也大为改观。有人说是糠箩里跳到米箩里。

中共十分注意加强人民武装的政治、军事训练，严格组织纪律性。1930年1月20日《江苏省委给泰兴、如皋两县同志指示信》中指出：“……红军住在地主富农家里，这仍然是很危险的倾向。……住在地主富农家中，必然脱离群众，变成地主富农特务队的危险。”

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如泰工农红军一部分住在地主富农家里的指战员全部撤出。

撤出后的红军指战员怎么办？穆子奇把他们一部分安排到贫苦农民家里，一部分安排到学校去住，不管住到哪里，都是“派饭”，即安排到农民群众家里去吃饭。

这可不是几个人，而是一支几百近千人的部队；也不是几天饭的问题，而是成年累月，一日三餐……提供“饭局”的却是自己都吃不饱肚子的广大农民群众！

由此可见，负责筹粮，组织“饭局”和“派饭”工作的穆子奇难度有多大。

1965年5月中旬，张爱萍将军夫妇到如皋旧地重游。在看望红十四军建军地贲家巷、如皋烈士馆时，当即问到徐芳德的夫人还在不在，身体如何。接待的同志忙派人去请。

正在吃晚饭时，听说徐夫人来了，张爱萍将军夫妇连忙放下筷子，出门迎接，与她相拥、握手，互相问候。两人亲如姐弟的真挚感情，令在场的所有人为之动容。

张爱萍是1930年2月中旬到如皋参加筹建红十四军的。徐芳德已于1929年1月牺牲。张爱萍与徐夫人是怎样认识熟悉的呢？

这因为缘于穆子奇的“派饭”。那段时间，张爱萍等人恰巧就被分配到徐芳德夫人家里。

不用说，徐夫人肯定是尽其所有，把家里所有好吃的食物，拿给张爱萍等红军干部战士吃。等他们走后，自己及家人再吃糠咽菜。

此时正是春天，家门旁芦花河沟里偶尔有渔船撑过来卖河鲜，徐夫人就买了几次小杂鱼，烧时令菜蚕豆瓣儿。有时还在河沟里摸点螺蛳，炒盘螺儿韭菜下饭。

受人之恩惠，张爱萍将军至今不忘。他对夫人李又兰说：“当年在如皋，我最喜欢吃老姐姐的拿手菜——蚕豆瓣儿烧小杂鱼了，好吃唻！”

穆子奇当年“派饭”，包括徐夫人当年做蚕豆瓣儿烧鱼给张爱萍吃时，都不会想到他是未来新中国的国防部长，未来的国家副总理……而想到的只是，让红军指战员吃得强壮，好去打敌人！

徐芳德牺牲后，他的夫人把战胜敌人、打倒反动地主、建立苏维埃政权、让农民群众过好日子的心愿，寄托在下一任的县委书记等县委领导身上，寄托在广大红军指战员身上……

战争年代，中共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胜利和人民是分不开的。

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曾为河南郏县县委题词：“站在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

当时处于西北战场的郏县，是胡宗南深入解放区的一根“刺”，不吐不快，必须尽快打下来。毛泽东亲自为西北野战军筹粮（由此可见穆子奇做“派饭”筹粮工作之重要）。他找到郏县县长说：“我准备打三天仗，将郏县拿下来，但是你要给我想办法筹来三天的粮食。”于是，县长把老百姓的口粮和所有能够找到的粮食全拿了出来，供军队吃了一天。第二天，又把田里所有的青苗都割了，供军队维持了一天。最后一天，把村民的羊和驴都杀了，又维持了一天。老百姓相信共产党，支持解放军，把粮食和能吃的食物都给了部队，自己只能吃“观音土”。最后一天，郏县被我军攻克。翻开《郏县县志》，可以看到这样的记载：“此役之后，郏县全县三年不见羊和驴。”

无独有偶，在解放战争初期，粟裕领导的华中野战军，以3万多兵力对抗12万国民党军，并歼灭其5万多，取得了苏中战役七战七捷，靠的就是人民群众。

在苏中战役中，当地老百姓就是我军后勤人员，农村大妈的家就是“野战医院”。据统计：仅如皋、紫石（海安）、如东、南通４县共出动支前运输的民工，就有50万人次，供应粮食13万担。

如皋地区拥军爱民的优良传统，源于红十四军时期。

前面说，穆子奇组织“饭局”和“派饭”，包括筹粮有难度。其实说容易也容易，穆子奇只要安排下去就行了。如皋西乡的农民群众宁可自己吃树皮草根，也要尽其所有，把家里养的鸡、鸭和猪给红军指战员吃。此后，在一两年时间里，西乡农民家里也几乎听不到猪啼鸡鸭叫了……

众所周知，淮海战役数十万群众推小车送补给的支援，中央苏区群众“十送红军”的深情，沂蒙山红嫂救活解放军的乳汁，连同如皋西乡农民杀尽鸡鸭猪为红军筹粮、“派饭”……这些都是党与群众、军队与老百姓血肉相连的生动写照。

 

第二十六章   组织群众参战

穆子奇不仅搞后勤工作，根据需要还时常配合红军打仗。

红十四军在重大战斗中，都会组织赤卫队和武装群众参战。群众自发支前、慰劳红军的场面感人至深。穆子奇是组织群众参战支前的高手。特别是在围攻老户庄据点的战斗中，穆子奇发动群众参战支前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受到将士们的众口交赞。

老户庄，是如皋西南的一个大村庄。大土豪张符秋带着保卫团的团部以及省保安队一个中队驻在这里，是如皋东西两片游击区之间的最大据点，严重阻隔着两片游击区之间的联系与活动，1930年2月20日，如泰工农红军曾经进攻过老户庄未果。

4月16日，何昆军长决定再攻老户庄，拔掉这个据点。

战斗之前，部队和地方党组织进行了广泛的动员。穆子奇的主要任务是发动赤卫队和群众配合行动。参战的赤卫队员和主动来援的农民群众约有万人。

上午，敌军出动40多人，前来刺探我方虚实，并仗着武器精良，与我前哨部队接上火。穆子奇立即带领群众高喊“捉狗队”，声援我军。成千上万人的呐喊声此起彼伏，把敌人吓回了老户庄。

下午，考虑到部队打了一天的仗，肚子也早就饿了，穆子奇决定让几个村庄的干部，回去通知村民们送点吃的来。未料，干部还未走，四面八方的农民群众自发送来“酸粥”（玉米   儿与菜叶煮的稀饭）、小米饭、山芋、芋头、鸡蛋等慰问红军，食物就摆在路边上。

前边激战正酣。经过这里的红军指战员，有的喝几口“酸粥”，有的干脆拿几个山芋、芋头或鸡蛋带着走。有的战士还说俏皮话：“就是‘光荣’了，还是个‘饱鬼’。”

这一仗，由于敌人依托三面环水的有利地形，凭借足实的武器装备，加上军长何昆在组织冲锋中不幸牺牲，二战老卢庄无果而终。但穆子奇与县委书记于咸一起组织江安、卢港两区各乡赤卫队和农民群众支援红军作战，如战前部署那样，圆满地完成了佯攻和打援的任务。

此后，穆子奇多次组织和带领赤卫队与农民群众配合红军作战，为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5月3日清晨，百余敌军到西乡活动，遭红军痛击后败退。周围群众闻迅赶来参加追击。据1930年5月26、27日《上海报》刊载的记者现场采写的报道：

同时各庄农民群众、赤卫队、少年先锋队，远近数十里，一闻枪声，都相互号召，各执武器，结队而来。一时大路小径，红旗飘摇，呼声遍野，“进攻啊！”、“打狗队啊！”之声不断的喊出。狗队只恨为娘少生了两只脚，拼命的向东北奔跑。红军与群众逐着屁股追，群众比五一大会时更多。沿途农民指路，告诉红军，狗队是从哪条路进的。

红军在返回途中，沿途村庄妇女，以大水桶盛热茶，儿童持碗，且以饭箕盛薯以待（红军自清晨七时许至下午三时未得食），接连四五个村庄都是这样。群众之爱护红军，可谓无微不至。

翌日农民将敌弃马一匹，河中搜得步枪五杆，送往红军部队。

还有一点，记者觉得很值得记述的，就是在广大群众中，有许多十四五岁的儿童参加。尤其是记者亲眼看见五个妇女，她们用长红布缠在身上，恰似女人背小孩一样缠法，前胸后背，均成交叉形。她们冲到最前方，挺胸阔步，与敌人作战，有一种特别气概。

从这里可以看出：

一是红军大获全胜。杀得敌军落荒而逃，而且是100多名敌人，且慌不择路。在河网地区，骑马也难以逃脱，反而目标大，容易成为红军的活靶子，干脆下马逃命。会水的扑河而去，枪就不要了。不会水的，只有尸沉河底。可见红军已经有一定实力。

二是军民亲如一家人。红军打仗，老百姓送水、送饭上前线。虽然饭箕盛的是薯而不是米饭，但足可见农民群众之深情。别忘了，此时正当春荒，农民群众连这个“薯”（山芋）也舍不得自己享用，而倾其所有，送给人民的子弟兵吃！可见军民情谊之深厚。

三是妇女儿童齐上阵。而且“冲到最前方”，“与敌人作战”，女红军战士还“有一种特别气概”。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之所以能不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

4月13日《通海特委的五一宣传大纲》的论述中提及“今年怎样的纪念五一”时的号召：

拥护红军，维护红军第十四军。……中国的红军，虽有了这样广大的组织，但是他与统治阶级的武装比率还是非常的不够，武器又没有反动的武器尖锐，然而我们只有看见红军勇敢与得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要使红军有更快的发展，在今年纪念五一的时候，更应当发动千万的群众起来拥护红军，尤其是十四军。

可以说，穆子奇深谙《通海特委的五一宣传大纲》的精髓，早就尝到了依靠人民群众的甜头。

红十四军打了这么多胜仗，穆子奇是幕后英雄，他功不可没。

1930年2月，穆子奇改任县委组织委员，分管工作有了增加。

为了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穆子奇开始筹划根据地政权建设。他选择江安的六甲、朝阳、陈堡和芦港区的鄂家埭四个乡试点，先行建立苏维埃政府。

5月6日，穆子奇和省委特派员曹斌一起，按照中央和省里统一部署，将如皋党、团、工会领导机构合并，筹建县行动委员会。

 

第二十七章   惩      腐

1930年5月，通海特委改组，刘瑞龙接任特委书记。原特委书记李超时在何昆牺牲后，已任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

刘瑞龙在任通海特委委员、南通中心县委书记时，工作重点在通海方面。接任特委书记后，他开始更多地关注如泰地区。

新的特委领导成员7月中旬到达如皋。县委书记于咸和县委组织委员穆子奇赶到西乡水洞口，向特委书记刘瑞龙汇报工作。

穆子奇久闻刘瑞龙大名，见到他还是第一次。

刘瑞龙看上去浓眉大眼，齐齐整整的平头，身着一件月白色的竹布大褂，显得神采奕奕、精力充沛。他虽然外表给人的印象是庄重、温和、沉静、朴实，可是胸膛里却蕴涵着熊熊燃烧的像火山熔岩般的情感。

听了于咸和穆子奇着重汇报的县委委员、特务大队{1}大队长孙盛的严重问题，一向文静的刘瑞龙愤怒地拍案而起!

孙盛何许人也？

孙盛是本地人，家贫无地，织布学徒，手工业工人，后当了戴保正的保伙，属流氓无产者。

客观地说，孙盛刚参加游击队时打仗也还勇敢。在一次攻打申家埭恶霸地主周松平的宅院时，他头上戴的凉帽被子弹打穿了一个洞，他按了按破凉帽继续向前冲，与其他队员一起抓住了周松平。从此，队员们就送他一个外号“破凉帽”，夸他的勇敢。孙盛也欣然接受“破凉帽”这个外号，并以此为荣，作为骄傲的资本。

随着职务的升高，从游击队员当上县委军事委员（后任经济委员），尤其是因为工作性质的特殊——任特务大队大队长，孙盛经手的财物越来越多，无疑权力也越来越大，名气似乎也越来越响。他开始头脑发昏，拉帮结派，为非作歹，享乐腐化，简直荒唐得不像话。在孙盛及他的特务队员心目中，大有“少了‘破凉帽’全军就破凉”的架势。

权力一旦与私欲结合，必然产生罪恶。后来已难得见“破凉帽”戴破凉帽了。“破凉帽”后来穿的是西装革履，骑的是三枪牌自行车，挎的是二号快慢机。在生活上也奢侈起来，喝人参汤，抽鸦片烟。更可恶的是：他把同族的侄孙女——刚满18岁的大宝——强占做自己的小老婆。除男卫队12人外，还由大宝挂帅，又组成了一个由12名姑娘组成的女卫队。

在西乡一带，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只要“破凉帽”孙盛一行动，男、女卫队全副武装，一式崭新的自行车，一色乌黑锃亮的短枪斜挂在肩上，前呼后拥，耀武扬威。不是恶霸豪绅，胜似恶霸豪绅！

搞经济有了点钱，先武装自己，满足自己的私欲。

共产党的队伍里，怎能容忍这种人横行无忌？！

第一个看不惯“破凉帽”的是张爱萍。

爱萍之名绝对不含女人味。萍者，青萍，剑也！张爱萍原名张端绪，因对剑格外钟情而自改为现名。后来有人把张爱萍一生的事业概括为两句话：“挥剑决浮云，铸剑安天下。”真汉子也。

前不久，如皋县委开会，县委书记于咸批评孙盛私欲膨胀，腐化蜕变。孙盛竟然把手枪往桌上一拍，说：“不是老子的供应，你们吃什么？喝什么？”

“放肆！”于咸厉声警告他，“再不思悔改，就开除你的党籍！”

孙盛声色俱厉：“谁同老子过不去，老子就开除他的人籍！”说着，照房梁上“啪、啪”就是两枪，然后便拂袖而去……

那天师政委黎昌圣告诉了张爱萍这件事。“蟊贼，又一个蟊贼！”听完黎昌圣的介绍后张爱萍勃然大怒，“这样的家伙还留他何用？”他恨不得马上手执青萍剑，除恶斩妖孽。

与黎昌圣商量后，张爱萍已有打算，准备向张士杰师长汇报，彻底解决“破凉帽”孙盛的问题。未料张爱萍在随后的战斗中负伤，去上海治疗了。

再一个看不惯孙盛的是县委组织委员穆子奇。

有一次看到“破凉帽”的车队过来，穆子奇即招手把孙盛叫到路边说话。

“‘破凉帽’，你这个样子，是不是有点太招摇过市了？”考虑到孙盛的面子，穆子奇压低声音提醒他。

“你这个土包子，没有见过大市面。”孙盛爽朗一笑，“这不都是特务队工作的需要吗？”说着，他率队扬长而去。顿时，泥路上尘土飞扬。

隔天，穆子奇即与于咸商量如何解决孙盛的问题。

作为县委委员，孙盛属于县委管。而特务大队又主要为红十四军“搞经济”，平时几乎见不到面。

“我曾经做过孙盛多次工作，要求他停止筹款中的土匪活动，戒掉鸦片烟，并决定送他到上海学习。他当作耳边风！”于咸说，“这个人已经蜕化变质，再做工作也不会有什么效果，那天县委委员会议上孙盛动枪事件，你可全见到了。”

“把孙盛先抓起来再说。”穆子奇建议，“我带几个人去……”“且慢，”于咸做了个手势，“这几天刘瑞龙同志要过来，待向特委领导汇报后，再作处置不迟。不然打起来，难免不必要的牺牲。”

通海特委书记刘瑞龙耐心听完了于咸、穆子奇汇报的“破凉帽”孙盛的问题，当即表示：派于咸专程去上海向省行委汇报，要求省行委派人到如皋指导和帮助整顿纪律。

省行委听了于咸关于孙盛问题的汇报，当即派出省监察委员曾克勤来到如皋，参与处理孙盛事件。

同时，刘瑞龙与红十四军军长兼政委李超时商量后，决定由一师师长张世杰负责逮捕孙盛，于咸、穆子奇协助。

7月12日上午，那是一个晴朗的艳阳天，师部以传达上级会议精神为名，请孙盛参加会议。把他的卫队留在会场外面，由穆子奇率四营战士负责对付。

曾克勤、刘瑞龙、李超时和于咸等领导，就坐在水洞口一家地主庄园中的房间里。房间窗户对着庭院，可以看到庭院中的动静。

庭院中高大的槐树下，摆了4张方桌、几把椅子和长条凳，作为临时会场。师长张世杰、政委黎时中坐在首席位置，几位营级领导也陆续到场。

事先挑选的4名膀阔腰圆、能打三擒两的战士作为服务人员，被安排在会场上端茶倒水。商定以张世杰师长掷杯为号，擒拿“破凉帽”。

除固定哨位外，值班军官率领6名战士在庭院周围值勤。不远的空房里埋伏着20多名战士，由穆子奇负责解决“破凉帽”的卫队。

太阳爬上了高大的槐树梢，“破凉帽”在男女卫队的簇拥下来到会场庭院门前，示意要4个警卫随他进会场。

值班军官走了过来，一只手拦住卫队队员，一边说：“今天是重要会议，警卫一个不进！”

“什么？”“破凉帽”布满血丝的眼睛触电似的瞪得又大又圆。

“请卫队人员随我去那边空屋休息。”值班军官不容分说，把手向空屋处一挥。

“破凉帽”认出来了，这位值班军官似是张世杰师长的贴身警卫，马上二话没说：“好，听你的。”自己径直走进了庭院。

“大家随我来。”值班军官说，“那边给你们准备好了地方。”

值班军官把他们带到空房前，大喝一声：“里面同志出来，让孙大队长的卫队进去！”20多名全副武装的战士依次列队而出。

大宝还很客气地说：“不用啦，我们就在外面吧……”话未说定，就被刚出来的战士缴了手枪。其他卫兵在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就被一个个缴枪，押进了这个空出来的屋子。

“请各位委屈一下，等我们收拾了孙盛，再来给你们洗洗脑子。”领队说着，特别关照，“把丁侉儿（卫队长）铐起来！”

卫队人员定神一看，刚才出来的领队是穆子奇！

处理好卫队人员，穆子奇与值班军官若无其事地进了会场。穆子奇向张世杰师长扬了下右手，意即解决了卫队，可以动手了！

只见张世杰师长右手执杯，猛的向地上一摔！已站到“破凉帽”周围的4位战士饿虎扑食般地抓住了孙盛，缴枪、按头、扭臂，转眼间就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

“你们想干什么？”“破凉帽”疯了一样又蹦又跳，向门外喊道，“卫队！我的卫队……”

“你的卫队来不了啦。”穆子奇冷笑一声，“你还是想想自己的罪行吧。”

“破凉帽”这才恍然大悟，像泄气的皮球一样瘫在地上。

看到师长要离开会场时，孙盛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为了蒙混过关，他喊住师长，假意向师长承认错误，表示愿意去上海学习。

师长张世杰与省监察委员曾克勤商量后，叫他先交清账目，补上短缺资金，然后再研究从宽处理的问题。但是，孙盛仍心存侥幸，不肯交出详细的账目。其实，孙盛也交不出详细的账目，不少钱财已经被他挥霍掉了，大部分被挪作私用，或者已成了他家的私有财产。

同日下午，通海特委在水洞口召开万人大会，特委书记刘瑞龙亲自主持。省监察委员曾克勤在大会上宣布了孙盛的罪行。穆子奇宣布枪决腐败堕落分子原县委经济委员、特务大队大队长孙盛，以及其死党卫队长丁侉儿。

惩办“破凉帽”孙盛这个坏分子，给部队和如皋县委敲响了警钟，带来了生机。大家清醒地认识到：欲望是陷阱，贪婪会沉沦。无论何人犯了危害革命、贪污腐败的罪行，不管之前他职位多高，功劳多大，都必须绳之于法。

7月16日，经特委和军部决定，如皋县行动委员会成立，由曹斌、穆子奇任正副主任。县委经济委员由于咸的哥哥于诚担任。同时，在党内开展了反富农路线的斗争，清洗了一批政治不稳分子。

同日，中央军委派徐德以江苏省委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到如泰地区，协同李超时、刘瑞龙整顿红军，扩大赤卫队，发动广大贫雇农参加武装斗争。

据徐德9月8日向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刘伯承报告：“新的特委七·一二（7月12日）到达如皋，第一炮枪毙‘破凉帽’，打出反富农的旗帜。”

明明是反腐，怎么成了“反富农”呢？过去的提法和行文与现在不大一样，孙盛原是流氓无产者，通过贪污腐败，成了新的“富农”。所以，反富农也。

其实，反腐斗争还有更早的。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和主客观条件的变化，革命队伍内部的少数干部出现了腐败现象。

1929年秋冬，中共如皋县委委员苏朗如领2万元到上海购枪，却私自在上海开袜厂，并嫖娼染上梅毒。年底回如皋后却拒不认错。被发现查证后，还想瞒天过海。穆子奇配合韩铁心、于咸，对苏朗如执行枪决。

1930年6月，县委又察觉县委委员、负责经济工作的田裕盛，利用职权贪污公款700元银洋。经县委多次教育无效，于咸和穆子奇毫不手软，于6月15日下令，枪毙田裕盛。

中共反腐败由来已久。

建党初期，党的第一个纲领指出，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监督。

1926年8月，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腐文件——《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中央扩大会议通告》颁布。

1927年4、5月间，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产生了维护和执行党纪的专门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

1933年，在毛泽东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中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发布这个训令的主因，来自于曾任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的伏法。毛泽东为此义正词严：“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谢步升没能步步高升，因腐败堕落而步入深坑。据报载：这是中共反腐历史上判处死刑的第一个“贪官”。

由此看来，中共如皋县委惩治“县级干部”中的腐败分子苏朗如、田裕盛、孙盛等人，在全国、全党都是比较早的了。

 

第二十八章   坚持原地斗争

由于敌强我弱的局势，上级“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内奸的叛变投敌，加之红军领导干部思想上、部署上应付突变事件的准备不够充分，红十四军在国民党反动派重兵的猖狂进攻下被打散了。

面对严峻形势，中央军委和江苏总行委决定红十四军暂时停止活动。红十四军主要领导由江苏总行委组织的船只至如泰江边接去上海，参加省委反“立三路线”斗争，其余同志就地疏散。

于咸、穆子奇等同志留下来处理善后工作。

面对失利，穆子奇很坦然。

失败是成功之母。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有朝一日，将会东山再起。

经验教训在哪里？

毛泽东说：“革命的游击队初起，领导者对于敌我形势往往看得不正确。他们看见自己在一个地方用突然的武装起义胜利了，或从白军中哗变出来了，一时的环境很顺利，或者虽有严重的环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轻视敌人。另一方面，对自己的弱点（没有经验，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地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

这番话，似乎是对通海如泰地区讲的。红十四军的经验教训，或多或少验证了毛泽东的英名论断。

红十四军从成长、壮大到失败，为通海如泰地区共产党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对通海如泰地区人民来说，则是一次极为深刻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和锻炼。

正如毛泽东所说：“……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红十四军失利以后，根据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许多同志调到其他岗位上去继续战斗，留下来的同志隐蔽起来，穆子奇正是其中一员。

9月的高粱红了，玉米秆子也又高又粗了。不要说藏几个人，就是把红十四军部队全都隐蔽进去，敌人也难以发现。再则，为了灌溉便利，高粱地、玉米田总是紧靠着芦花河、芦花塘，长满河塘边的芦苇丛，也是隐蔽人的场所。

穆子奇就住在如皋西乡的高粱地里，用高粱和玉米秆子搭的铺，一是十分隐蔽，跑到面前都看不出来；二是比较舒适，胜过家里的硬板床。

几家农民轮流送饭，木桶里装着农具，底层的空格里装的是食品。群众送什么，穆子奇就吃什么。

一到夜里，战友们就纷纷来到穆子奇的露天房间里。

穆子奇起初做的主要事情是安置战友转移。外县市有亲戚朋友的，尽量去投亲靠友，暂时避避风头。有的战友不服气，不肯转移，决心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拼个鱼死网破。

“大丈夫能屈能伸。”穆子奇用浅显的道理说服大家。他是读过私塾，当过老师的。为了使同志们认识到隐藏下来的重要性，穆子奇引经据典：

据说孔子曾问道于老子，硬好，还是软好？

老子并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把口张开——孔子见到的是一颗牙齿和舌头。满口的牙齿只剩下一颗，舌头倒还是那个——好好的舌头。

老子用形体作答，意思和答案尽在不言中。

实际上，硬和软孰是孰非？孰优孰劣？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该硬，什么时候该软，要掌握得好。

再比如方和圆、进和退、高和低、上和下均同此理。

穆子奇告诉大家，关键是要适应变化的形势。

革命，是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该冲杀时，要打出虎狼之师的精气神！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能进，不失为勇；敢退，则更显示出智慧的一面。

其实，退让是一种谋略，也是一种维系生存的手段。

真正的英雄，能进能退，进退自如。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大丈夫能屈能伸也。于是不败。

只退不进，是懦夫；只进不退，是莽夫。进退得当，才能从容面对成败，潇洒成就胜负。

有时前面是险坑，跌下去会粉身碎骨；有时前面是道墙，撞上去会鼻青脸肿。如果这时候懂得以退为进，转个弯，绕过路，世界还是一样会有其他更宽广的空间。正如古人所云：“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一次以退为进的等待、隐蔽，能让人从“山穷水复疑无路”的困境里，渐行进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之中。

战友和乡亲们从穆子奇的一番话中似乎明白了：航行中的船只，在预见或遭遇到大风浪来临时，并非要迎头冲上去，而是要暂避到安全的港湾。

在自己实力强大时，迎头痛击对手是机遇。而碰到数倍于己的敌人时，可以巧妙地周旋于方寸之间，不妨兜兜圈子，曲径通幽。这是谋略。

红十四军失败后，如皋境内的革命斗争进入低潮。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豪绅及警察大队、保卫团、民团等反动武装，疯狂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原县委委员、卢港区委书记葛瑞庭，如皋总行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共青团书记于士连，石庄区委书记卢德润等先后被捕牺牲。数百名革命者被反动地主杀害。

国民党反动派还诱骗和强迫参加过革命的人自首，并大肆反攻倒算，更加残酷地剥削和压迫贫苦群众。

“这些仇，我们是一定要报的。”穆子奇强压住胸中的怒火，“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现在相对来说，我们处于劣势、弱势，但是并不决定我们完了。在强敌面前，要学会蛰伏，要养精蓄锐，以利再战。

即使牺牲了，也要向前倒下，做后人的铺路石。

视死如归。不怕死的人往往不会死，要学会保护自己，不作无谓的牺牲。

穆子奇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要作好牺牲的准备，要坚持活下去，要战斗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他还告诉乡亲们，县委书记于咸也在原地坚持斗争。

听了此话，一位乡亲笑了起来，他叫王长生，是王玉文发展的党员，原来是县委的交通员，曾为王玉文、韩铁心传递情报。他后来已经担任赤卫队长。

最近一个时期，王长生实际负责为于咸和穆子奇两人分别送饭。也许是长期秘密工作养成的习惯，只要是领导上没有交待的事，就不会从他口里透露风声。王长生知道，于咸就在离这里不过两里路的玉米地里。

说到这里，穆子奇向王长生等同志表示感谢。他告诉大家，第二天，于咸将去镇涛组织人员把一些枪支埋藏起来，他自己也将去几处秘密联络点部署一下。

正说着，有交通员来报告：“庄子里的卢姓地主率狗腿子和护家团丁，大概听到什么风声，已出发来庄稼地里搜查，离这里不远了。”

问清情况后，知道卢家只剩下老地主。穆子奇便叫大家解散，分头回家。并派王长生去通知于咸有所准备。

然后，穆子奇手提驳壳枪，单枪一人，快速抄近道去卢姓地主家，来一个围魏救赵。

到了卢家，翻墙进院子，“呯”的一声踢开房门。果然只有老地主在家，还有一个背着长枪的团丁。

长工出身的团丁一见穆子奇来了，赶紧把长枪递过去。穆子奇二话没说，端起长枪一枪把老地主毙了。

随后，穆子奇对吓呆在一旁的团丁教育了一番：“你要过关，就说红军部队来了许多人。”说着，穆子奇又对着门窗补了几枪，拔脚就走了。

听到自家院子方向传来枪声，卢姓地主带着团丁立即撤回。家里的团丁马上哭诉：“来了一队红军，有20多人，把老爹打死了。我开枪抵抗，却被旁边的红军一枪托打昏……”

第二天，红军部队还在行动的消息，迅速传遍西乡村头庄尾。

趁着夜色，穆子奇来到贲家巷庙。沿庙转了一两圈，确信无人注意。

庙里传来木鱼声声，说明和尚未睡，还在念夜经。

“笃、笃、笃。”左看右瞧，没有动静，穆子奇上前敲门。一位小和尚把门打开：“施主半夜前来，有何贵干？”

“大师傅在吗？”穆子奇反问一句。

“里面请。”小和尚把穆子奇引到庙堂里。

僧俊如正在念经，知道有人来了，眼睛都未曾睁一下。

“花间听禅清有味，” 穆子奇似乎在赞美经文禅味。

“水边悟道静无声。”僧俊如双眼微睁，对上号了。

“噢，是这样。”穆子奇解释说，“过几天是我叔爷爷阴寿百岁，家父已请九华山和尚来做佛事，不知念何经文有无讲究？久闻贵庙高僧俊如大师德行远扬，特来请教。”

“请教不敢当，可到内室去研究一番，看茶。”说着，带穆子奇来到他卧室。

小和尚倒茶后退去。

客套几句，言归正传。

“于咸书记让我来找你，主要是一批短枪想藏在贵处，不知方便否？”

“没有问题，”僧俊如一口答应，“我给你看一个地方。”说着，把房中间一张四仙桌搬开，再掀起一块活动的地板，可以看到一架梯子通向下面地窖……

把房间门关好。僧俊如提起油灯，带穆子奇下梯子进入地窖里。

“真是别有洞天啊！连暗房都有。这地方不要说藏几支枪，藏十来个人都没有问题。” 穆子奇感到惊奇。

僧俊如说：“过去王玉文、韩铁心常来这里，不管是开会商谈工作，还是来写向上级汇报的材料。夜里也常睡在这里。”

“倒是隐蔽的好地方，”穆子奇感慨地说，“我怎么没有早一点知道这个世外桃源呢？”

“虽然是地窖，但是睡在里面一点不感觉闷，因为地面有通风透气孔。你今天就睡在这里怎么样？”僧俊如向穆子奇发出邀请，“不过，我还得看看你来时，身后有没有‘尾巴’，有的话，你还得离开这里。这里不能暴露。庙里人都不知情。”说着，僧俊如想出去看看。

“外面没有尾巴。不过，今天我不住在这里，我还得趁夜赶往如皋城里。”穆子奇站了起来。

“是去地下联络站吧？”僧俊如问道，“暂时不宜去。”他说了一个情况。

就在两个多月前，国民党如皋县政府县长钱佐伊的家里出了一件事。几张红十四军和如皋县委的宣传标语与传单，赫然贴在县长床上和枕头上！

这在县政府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阵骚乱后，县政府立即开展排查：有哪些人，这一天曾到县长家里去过的。

县政府的哨兵也不全是吃干饭的。这一查，就查了个水落石出。

到县长家里去的共有三批人：一是几个政府官员找县长汇报工作。

二是县长太太约几个人打牌。哨兵认识的有公安局长太太、县公署秘书李蕴玉等。

三是县城“落魂桥”广雅楼（高级妓院）来了个妙龄女郎……

还有一个人进了县政府院子，不能肯定进入县长家，但是值得警惕。

据一个共产党的叛徒说，此人疑似中共江苏省委特派员吴丹枫。这个叛徒过去曾经听过吴丹枫的宣讲报告。据考证，吴丹枫还有一个亲戚在如皋，或者就在县政府里……

这份调查材料送到县长钱佐伊手里，县长在家，夫人在旁。

县长约了县公安局长等几位要人来商量如何查办此事。

一项一项过关。

第一是几个政府官员找县长汇报工作。当时县长在家，一一交谈，一一道别，没有作案条件。也就是说，都是在客厅里谈话，没有谁去过房间。可以排除。

第二是县长太太约人打牌。县长太太插话了：“牌没有打成，‘三缺一’，三个人就坐在客厅里闲聊，谁都没有离开我的视线。我们三人又是一起离家出去的。这两个人来我家也不是一两次了，几乎我一叫就到。你们几位看看，我们三人，谁有嫌疑？”

“排除、排除，难不成还怀疑到县长夫人身上不成？！哈哈哈哈。”大家一笑了之。

谈起县城“落魂桥”广雅楼来了个漂亮女人，大家都感兴趣。

县长夫人尤其感兴趣。

只有钱佐伊顾左右而言他：“我看这三条都可以排除，倒是吴丹枫出现在县政府里值得警惕，必须深查……”

“且慢，”县长夫人发话了，“落魂桥广雅楼是做生意的。”怕大家听不明白，又强调了一下，“是做皮肉生意的，怎么能轻易排除呢？我看，首先要搞清楚，是哪一个来的？什么事？我下午是不在家，不知我家县长在不在家？是不是县长请来的？这倒是要查个水落石出……”

大家越听越有趣，谁也不打断县长夫人的话。

钱县长一下子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好吧，那就先查一查，是哪一位提供情况的？”几经风浪的县长，见多识广，难道还会因为一个女人在阴沟里翻船不成。于是，他偷换概念，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就像一个太极高手，一下子就把难题推出去了。

公安局长品出了一点味道，马上帮县长刹车：“我去查吧，反正这个‘标语传单’事件，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理得清的。”

“这个事件就交给你处理，有情况及时汇报，散会。”县长钱佐伊抓住台阶就下了。

僧俊如讲了这个情况，意思是说，李蕴玉已被敌人重点关注。

明眼人一听就明白，几位官员来汇报工作，县长在家不会有问题；三位牌友，县长太太和公安局长夫人可以排除，李蕴玉难脱干系；广雅楼的女郎来干什么?只有县长清楚，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肯定与标语传单事件无关。上床可以，给钞票就行，断不至于会在床上贴标语瞎折腾。至于吴丹枫是否进过县政府，尚存疑。更未有人见吴丹枫去县长家，标语传单事件应该与他无关，也就无从谈起了。

穆子奇听明白了，李蕴玉已被怀疑，可能会被暗中监视。但是暂时还不会有危险。李蕴玉有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这个事件，她应该能够对付过去。只是暂时不宜再去见她。

见穆子奇沉思不语，僧俊如当即说：“有什么部署，交给我去完成。县城里我经常来去，不惹人注意。与李蕴玉也有接头的地点和方式。”

“好吧，只能如此了。”穆子奇吩咐僧俊如，“近日你如果见到李蕴玉，请告诉她，目前她的任务，就是隐蔽。停止一切工作，继续与县长夫人打牌。我和于咸书记，可能在近日分头赴沪。如有要事找我和于咸，可通过王长生。”

交待完毕，穆子奇伸了个懒腰，说：“今天真要当一回和尚，睡在庙里了。”

 

第二十九章   光辉总会再度升起

11月初，穆子奇奉命去上海。

于咸已先一步到了省委。从传回的情况看，于咸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在上海集中红十四军流散人员，主持训练。

接到省委命令，穆子奇恨不能一步跨到上海。他知道，红十四军指战员有相当一部分疏散到上海去了。于咸一个人负责这么多人训练，任务繁重，一定很辛苦，何况他还有腿伤在身！穆子奇想去助他一臂之力。

到了上海后，穆子奇先去找到于咸，晚上两人彻夜长谈。

于咸告诉穆子奇，省委正在考虑重建如皋县委，准备派人去如皋开展恢复工作。

“重返如皋，当然还是你领头，我们继续配合。” 穆子奇真诚地说，“不知你腿伤现在如何？”

“老伤，一般情况下还可以。”于咸告诉穆子奇，“这次省委可能要重新考虑县委人选。领导已找我谈过话，征求意见。”

“诸葛孔明云：‘夫将者，人命之所悬也，成败之所系也，福祸之所倚也’。”穆子奇推心置腹地说，“如果考虑到你养伤的因素，我向你推荐一个能够担当的人选。”

“谁？”

“曹玉彬。”

“为什么？”

“曹玉彬是通师学生，1927年毕业前夕，他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开除。当年8月，由同学韩铁心介绍入党。” 穆子奇说着笑了起来，“说这些干吗？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看中他的就一点，在红十四军一师担任六营政治指导员。这是个投诚过来的营，说实话，不好管理。没有一点魄力、胸怀和智慧，还真对付不了呢。”

“你说得不错，曹玉彬是位合格人选，这次应该在县委领导人选之中。”

“行，你就放心在上海养伤吧，我就跟着曹玉彬重返如皋。”穆子奇兴奋地说。

“不，也许是他跟着你重返如皋。我向省委推荐的如皋县委书记是你——穆子奇。当然，最终结果还要省委决定。”

第二天，于咸陪同穆子奇到省委报到。

11月中旬，省委任命穆子奇为如皋县委书记，曹玉彬为如皋县委军事委员。

省委看中了穆子奇什么？或者说穆子奇胜任县委书记的优点是什么？

首要的是穆子奇能掌控人心。他的群众基础好，接地气。得人心者，得天下。所以他有底气。

其次是穆子奇能慧眼识人。敏锐的眼力来自于对心理规律的熟谙，也就能知人善任。

还有就是穆子奇心态平和。他心理素质好，为人淡定，处乱不惊。与他相处过的同志都认为他值得信任，可以依靠，能够担当。

在这个时候，派永不言败的穆子奇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的如皋掌舵，是众望所归。

1930年底，穆子奇和曹玉彬，还有秘书朱香九、委员陶宗显、龚坚强等五人，到如皋开展恢复工作。

考虑到从上海直接去如皋，或从南通经过去如皋，一行五人目标大，容易暴露，于是，他们商量后，决定从江阴过江，经靖江再去如皋西乡。

一路上，穆子奇和大家边走边谈如何开创局面。大家注意保持距离，又不拉得太远。

路上断断续续跑了两天，终于到了江阴江边码头。此时已是傍晚四五点钟了。

又见到滔滔大江。

穆子奇的意思是找到一艘渔船，顺搭过江，可以随地上岸，避开哨卡。

这时，穆子奇看到从一艘船上下来几个人向他们走来。职业习惯使他打了一个问号，此船不是渔船，又不像运输船，那是什么船呢？

正思索着，发现下来的几个人越跑越快，明摆着是奔他们而来的，来者不善。

朝后一看，岸堤上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也已经围过来了。善者不来。

出了情况！穆子奇与曹玉彬交换了一下眼神，意即要沉住气。敌人已形成前后夹攻，反正跑不掉，就不跑了。这次考虑到路上的安全，他们一没带文件，二没带武器，不怕搜查，不惧盘问。

果然后边上来的警察拿枪指着他们问：“叫什么名字，从哪里过来的，到哪里去？”

“我叫袁其，从无锡过来，准备到靖江去。” 穆子奇回答坦然。

“他们几个呢？”

“我不认识他们。刚刚见面，他们说也要过江，大家准备拼船。”

话音未落，从江面船上下来的几个人已经快步来到面前。

为首的那个便衣，问都没问，拿出手铐说：“统统铐起来，带回去审问！”

果然是敌人便衣，说明他们早有准备。

被押解到江阴警署，穆子奇他们才搞清楚，出了叛徒！他们被叛徒出卖了。因为敌人对穆子奇、曹玉彬、朱香九等人的名字都知道，职务也清楚。

早知道这样，当时在江边就应该反抗，打死一个够本……可惜时间不会倒流。该死的叛徒，穆子奇恨得咬牙切齿！

过了几天，穆子奇等人被押解到镇江，关进大牢。此后，他们遭到了严刑拷打，却坚贞不屈。

“你们共产党的省委在什么地方？”

一听敌警官的审问，穆子奇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连省委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的叛徒，说明职位不高，是小叛徒。

“省委在省委机关。”

“省委机关在哪里？”

“在江苏省。”

“你真不知道你们省委在什么地方吗？”

“这倒不是，我就是在省委被任命为如皋县委书记的。但是，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省委在什么地方的。”穆子奇说完，看着被自己戏耍的敌警官，忍不住开心地笑了起来。

“难道你不怕死吗？你知道这么对抗下去的下场吗？”从没见过敢于公开顶抗自己的人，敌警官忍无可忍，而警告穆子奇。

“对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死不足惧！我固然珍惜生命，但更重视自己的使命。”穆子奇怒目而视，“我告诉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你见过怕死的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吗?!”

都说穆子奇对老百姓温柔如水。在敌人严寒相逼的时候，水会成冰，也能变成一把犀利的尖刀！

穆子奇、曹玉彬、朱香九没有让敌人从口中掏出一句有价值的口供，没有让他们取得一件可利用的情报，体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本色！

折腾了三个多月，连敌人都厌倦了，知道在这些人身上是榨不出油来的，送他们走吧。

3月12日，穆子奇、曹玉彬、朱香九三人拖着沉重的脚镣，来到了北固山下。

虽然如皋与镇江也就一江之隔，穆子奇还真没有到过镇江北固山，没有登过北固山上的北固亭。

但是穆子奇对镇江北固山又非常熟悉。这是源于辛弃疾的名词《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

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当年作者登临镇江北固楼，见眼前风光无限，然而何处是神州？中原大地渺茫不见。千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经历了多少朝代的兴亡更替！往事悠悠，只有这无尽的长江水依旧东流……辛弃疾是亲身在刀刃矛尖上滚过来的，他投鞭飞渡、剑指三秦，本来是想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南渡后再无用武之地，辛弃疾只能临江水，登危楼，借景抒怀了。

辛弃疾之后，又是近千年过去了，然而战乱依旧，百姓民不聊生依旧……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古城镇江的北固山下，业已成为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共产党人的屠场了！

穆子奇知道，战友徐家瑾10多天前就是在这里牺牲的。徐家瑾在通师与徐芳德是同学，也是一起入党的。他曾任教于通师附小，与该校的国家主义派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斗争。后遭恶势力的排挤，转至如皋东乡马塘小学工作。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徐家瑾与杨文辉前往武汉投奔革命，未料又发生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趁徐家瑾不防，悲愤已极的杨文辉从黄鹤楼上投江自尽。真正是忧国忧民的血性男儿呀!

处理好杨文辉的身后事，独自吞下愁怅和悲痛，痛定思痛的徐家瑾走出杨文辉慷慨赴死的阴影，肩负革命重任，只身赴江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随军赴广东，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剑英部教导团做政治工作。12月11日又参加广州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越狱后在上海找到党组织，被省委派回如皋，协助县委工作。此时正是如皋五一农民暴动前夕。

吴亚苏任县委书记后，徐家瑾被任命为城中区委书记、代理县委特派员，以地下工作为主。他还打进国民党如皋县党部机关报《皋报》任主编。后因发表揭露国民党政府罪恶的文章《饭碗》而被捕。先关押在苏州监狱，又转至镇江。因多次组织绝食，越狱未遂，又为保护难友而承担责任，被敌人改判死刑。

1931年2月25日那天清晨，徐家瑾接过难友斟的酒一饮而尽，从容告别说:“易水饯别，壮士不还。今日与各位诀别了!我听说，小人趋利，君子殉志。今天我是死得其所!诸君幸自珍重，勿复以余为念。”说毕，昂首阔步走出牢房，在北固山下遇难。

自从被捕后，穆子奇心里一直不舒坦。他本来已经设想过，像徐芳德、吴亚苏、韩铁心一样战死沙场，至少也要开枪动刀击毙几个敌人，未料却是这么个结局。好在见到北固山，想起武将和文人集一身的辛弃疾和他的词，穆子奇心里总算得到一点慰藉。特别是同乡战友徐家瑾在前面放了个样子，在监狱里照样战斗，自己心里觉得坦然多了。

何时不再战乱？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场北固山何时还给人民？曙光何时照耀着如皋城，辉映在西南乡的芦花河畔……我穆子奇虽然看不到了，但是滚滚东流的不尽长江会看到！

“砰、砰、砰……”北固山刑场上枪声响起，倒下的是中共如皋县委书记穆子奇，县委军事委员、原红十四军一师二团六营教导员、后任教导大队的大队长曹玉彬，县委委员、秘书朱香九。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说得好：“生命中最伟大的光辉不在于永不坠落，而在于坠落后总能再度升起。”

红十四军失利后，以穆子奇为如皋县委书记的第一次恢复工作失败了，但是第二次恢复工作又开始了……

 

卷 七   于咸：震撼人心的枪声

如皋贫苦农民是你的衣食父母，

你是西南乡老百姓心中的神。

敢于与凶残的敌人霸王硬上弓，

也不缺机智、敏捷、灵活和变化。

参与红十四军战斗，你总是冲在前头。

大义土改，又掀起惩治叛徒的风暴。

用壮士断腕的精神，冲出一条血路。

即使牺牲，也要倒在冲锋的路上。

血战油锅头，那震撼人心的枪声，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久久地回荡。

 

第三十章   踏上征程

第一次恢复工作，因穆子奇等同志在江南被捕、牺牲，未能展开就失败了。省委考虑继续进行第二次恢复工作。

派谁去挂帅？于咸！1907年生于如皋镇涛区福兴庄的于咸，原名于思道，号敬之，曾化名老孟、张大。他生得眉清目秀，身材不高，走路喜欢蹦蹦跳跳的，小伙伴们戏称他“于虾儿”。一段时间，人们几乎忘掉了于咸的名字，就以于虾儿相称，于咸也习以为常了。于虾儿这个诨号，后来成了乡邻群众爱戴、土豪劣绅闻之色变的名字。

于咸的家境比较富裕，他8岁入私塾，11岁到薛家窑小学读书。

家长和老师都注重于咸的全面发展。于咸也不辜负家长和老师的希望，各科成绩都不错，但是擅长绘画的天赋还是比较早地显露出来。

此外，于咸的作文也很冒尖，写的文章具个性、有见识、不一般。读高小时，老师命题作文《论岳飞》。大部分同学写的无非是岳飞武艺高强、精忠报国之类的主题。而于咸却挥笔责备岳飞，为何忘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

这种“恨”，有点爱之深、恨之切的味道。

1924年，于咸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特长，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这期间，于咸专攻油画、漫画，兼修文学，为将来的艺术创作之路，亦或当教师、培养艺术人才而认真学习。

五卅运动发生后，血淋淋的现实使于咸认识到：光靠艺术，不能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

近朱者赤。此时，于咸接触到不少进步的师生，开始参加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

只有革命，才能使国家和人民脱离火海。于咸和他的师友们在茫茫夜色中，不断探索前进的道路……

1926年冬，于咸等在参加学潮中，终于被敌人察觉，而被学校开除。

可以开除学业，而革命的道路是阻挡不住的。

于咸被迫离开学校，但并没有回家。他在地下党领导下，写标语、画漫画，进行革命宣传。

纸终究包不住火。有一个晚上，于咸在杨树浦地区贴标语时，不幸被暗探盯上。当他发现危险逼近时，想跑已经来不及了。干脆不跑了，于咸提起浆糊桶反而迎上前去。

“站住！”几位警察抓了个“现行”，乐开了花。连日里，上海马路上出现了大量宣传反帝、爱国的标语，弄得公安警察们人心惶惶。终于逮住“要犯”了，警察松了一口气。经过搜身，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这些标语是你贴的吧?”

“是我贴的。”

见于咸年纪不大，为首的警长发问：“是谁叫你贴标语的？你的同伙在哪里？”

“是有人让我贴标语的，有七八个人呢，刚才还在这里，怎么都不见了？”

“你为什么贴标语，标语上写的什么？”

“刚才那个为首的高个子答应我，贴光了手中这一两卷，要给我好多钱。写的什么，这我可不认字。”

“你是哪里人，住在哪里？”

“我是江北人，到杨树浦来找我叔叔，他在这里拉黄包车。可是我到这里两天了，没有找到他，我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似乎抓到了一个共党分子，却自称是苏北农村来的穷孩子。见多识广的警察们看看，像他说的这么回事儿。眼看邀功请赏的愿望落空了。

几个警察一商量，不管他是什么身份，反正贴共产党的标语是事实。先押回去交差再说。

宁可错抓一百，也不放过一个。于咸因此被判刑两年，关押在徐家汇漕河泾国民党江苏第二监狱。

家里得到于咸在上海吃官司的消息后，其父赴沪多处打通关节。有钱能使鬼推磨，三四个月后，于咸出狱了。

爱子心切的父亲告诫于咸：“以后不准再做危险的事情。”于咸劝慰父亲放宽心。他说：“我搞的是反帝爱国的运动。现在穷人给反动阶级欺压得无路可走，我们怎能不宣传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觉醒起来，推翻反动统治？”于咸要让父亲知道，儿子走的革命道路，没有错。

彼时，于咸没有随父亲回家乡。

随后发生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于咸因被捕坐过牢，是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的，不宜在上海久留下去。于是，于咸离开上海回到如皋，暂时避居在李大圩姐姐家。他就在当地一所小学校里任教员，以掩护自己的革命活动。

面对敌人磨刀霍霍，于咸斗志更坚，信心更足。这时，于咸创作了一幅油画，题为《曙光在前》，抒发自己的革命情怀。

凡看到这幅油画的人，无不为之震撼！

有人认为，作者有艺术细胞，在绘画艺术上发展下去，他可以成为艺术家。

也有人认为，从油画《曙光在前》中，可以看到作者的信念、志向和追求，他应该成为革命家。

还有人认为，这是一幅革命与艺术结合得比较好的作品，既有艺术格调，又能让人感悟到作者功夫在画外的意韵，让人久久回味……

一回到家乡，于咸就与如皋早期党组织负责人陆景槐联系上了。陆景槐是于咸的表兄，长于咸两岁。两人从小就常在一起玩，互相十分了解，志趣相投。

听于咸汇报了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的历程，陆景槐也早有所闻，即于当年6月介绍于咸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此，于咸把自己的生命，融入了家乡的热土。

 

第三十一章    参与红军战斗

如果说，于咸在上海走上革命道路时，主要的斗争方式还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参加游行、喊口号、发传单、贴标语方面。而从五一农民暴动开始，则是真刀真枪地上阵了。

在1928年五一农民暴动中，于咸属于武装斗争见习期。收获最大的是有幸与各路农民暴动的领导者共同战斗。他注重学习各位领导者冲锋陷阵的斗志、指挥若定的谋略、临危不惧的勇气。

徐芳德的勇猛顽强、吴亚苏的智慧善变、王玉文的儒雅大度，以及一些优秀共产党员和广大暴动农民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无畏的忘我精神，都给于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一农民暴动失败后，于咸以小学老师的身份作掩护，配合徐芳德在镇涛区开展武装斗争，逐渐形成了一个游击小组。

当年11月，徐芳德接替调南通特委工作的吴亚苏，任如皋县委书记，于咸任县委委员。他跟着徐芳德深入发动群众搜缴地主枪支，除奸惩恶。

敌人也不是吃素的，他们也经常便衣突击，半夜闯进游击队员家里。抓不到游击队员，就会抓几个家属当人质，逼迫游击队员去自首，不然的话，有可能“撕票”。这种恶劣行径，与土匪没什么两样。

为了躲避敌人搜捕，于咸也是有家不能归，过着风餐露宿的生活。他的母亲爱子心切，经常四处寻找，屡次劝他回去，他都婉言回绝。

在这种形势下，有些同志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希望，而军心动摇。于咸总是以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告诫战友。他说：“在战争中以多胜少、以强胜弱，往往是意料中的事，他们的成功，没有什么值得称奇之处。唯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才是真正的英雄。”

根据目前的形势，于咸分析解读给战友们听：“强者没有强大到不可被战胜的地步，弱者没有弱小到没有胜利的可能。强和弱，经过努力和斗争，是会转化的。弱者不一定永远是弱者，经过充分准备和行动之后，战胜强大的对手，并不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然，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不是无心插柳，而是源于精心的谋划；不是一时的运气，而是长期、系统、艰苦的运作。他告诫大家：我们只是暂时的少数，相对的弱者，不要忘了我们深深地扎根于乡土之中，我们有广大乡亲们的支持，少数成为多数，弱者战胜强者，只是时间问题。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顶头风。县委书记徐芳德不幸被捕牺牲，这对刚刚起步的如皋西乡游击战争，不啻是当头一盆冷水。

好在省委又重新任命了新的县委书记汤士伦，并派吴亚苏回如皋协助工作。

在新的县委领导班子会议上，县委军事委员于咸提出：不宜老是躲来躲去，要以牙还牙，主动出击，让敌人知道，一个徐芳德牺牲了，更多的徐芳德会涌现出来。中共如皋县委的“中国工农红军江北总指挥部”的大旗不能倒，我们来扛!今后要继续沿用这块金字招牌。

大家赞同于咸的提议。

4月中旬，于咸带领10多名游击队员，随汤士伦扮成采桑人员来到滨江圩，缴获地主李昌太所藏德国造短枪4支，在地主家门口公然贴上“中共如皋县委”和“中国工农红军江北总指挥部”的宣传标语。

于咸看中了这种德国造的短枪。他婉转地问汤士伦打算如何处理这批德国造武器。

“这还用问吗？”汤士伦知道于咸问话的用意，便直率地说，“骏马配宝鞍，良将配好枪。你就先挑选一支吧。”

于咸毫不客气地把一支垂涎已久的二十响驳壳枪插在自己腰间。

这支德国造的短枪，一直陪伴于咸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端午节这一天，国民党镇涛区公安分局局长带领警察队，到赵家园一带搜捕革命人士。于咸带领红军游击队予以痛击，当场击毙巡官贾明堂。地主老财、土豪劣绅惊呼：“江北红军总指挥部的红军还在！”

在红军游击队和其他人民武装迅速发展的基础上，为了适应斗争需要，6月中间，南通特委召开如、泰（兴）、泰（县）三县县委联席会议，决定把如泰地区的游击队集中编队。未料，吴亚苏在会后被捕牺牲。随后不久汤士伦上调省委工作。特委即派韩铁心任如皋县委书记。

8月28日，在如皋西乡戈家堡宝庆寺召开如泰工农红军成立大会。

如泰工农红军共有100多人、60多支枪，由王玉文、韩铁心任总指挥。如皋、泰兴县委的军事委员于咸和戴奎分任一、二分队队长。

镇涛游击队另被编为镇涛游击中队。吴汝连、王世元负责中队工作。

作为县委军事委员的于咸，主要任务就是领兵打仗了。

8月30日，在如皋活动的红军游击队在于咸领导下，分别进攻大石家庄、搬经、加力等地的保卫团，并从一些大地主家缴获部分枪支弹药。

此后，如泰工农红军攻打申家埭，活捉周松平；沿河庄伏击战，击毙敌头目董际德、刘康泰等多人；连续攻克敌蒋垛区公所和公安分局，以及据点顾高庄……在每次战斗中，于咸总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

如泰红军屡战屡捷，队伍发展到200多人。

为加强领导，省委派原在中央苏区工作的军事干部薛衡竟到如泰地区工作。1929年11月初，薛衡竟对部队进行整编。如泰工农红军编为一个大队，薛衡竟任大队长。下分一、二两个中队，于咸、戴奎分任一中队（如皋）长、二中队（泰兴）长。

为沟通如泰与通海地区的联系，如泰红军大队编成后不久，即东进镇涛，发起马家坪战斗。

马家坪保卫团已预先得到消息，并提前在石庄以北的王家坝设伏，妄图以逸待劳。

行军途中，警惕性很高的于咸并不急躁冒进。他察觉前面无一行人，气氛不对，立即“刹车”，原地侦察，发现敌人已早有准备，似乎将进入其伏击圈。

双方接上火后，于咸让少数人坚持原地顶住，他带着队伍从两边包抄过去……

夜色中，敌人保卫团不知虚实，吓得向后退去。

兵败如山倒。于咸带领一中队跟踪追击，趁机突袭马家坪据点。在天亮前拿下炮楼，并烧毁。这一仗全歼守敌60多人，缴长短枪60多支。俘虏经教育后全部释放。

11月15日，如泰红军大队进入营防港。于咸带兵在陈家市招摇过市，故意暴露行踪。敌人果然派人前去侦察搜索。而第二天凌晨，红军兵分三路奔袭小马桥敌镇涛区公所和公安分局，全歼守敌。其中毙敌书记员和巡长。缴长短枪27支，子弹5箱。

此战过后，小马桥周围一二十里之内，一度不见敌军警人员，如泰红军可以公开行动。

11月23日，省委派黎昌圣到如泰工农红军负责政治工作。黎昌圣曾任南通县委委员、南通特委秘书。

如泰红军进行短期休整，开展阶级教育和形势教育，提高指战员的政治素质和战斗热情。

年底，红军发展到300多人。

无论是与县委主要领导配合工作，还是同红军指战员并肩作战，于咸都注重学习对方的优秀特质。于咸总结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敢作敢为，永不服输，坚韧无畏，卓越不凡；攻坚克难，前仆后继。纵然身陷重围，也要倒在冲锋的路上……

这些优秀品格，于咸已经深深地植入头脑，注进灵魂。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绝不丧失信念，练就锲而不舍的意志和力量，让敌人望而生畏，使我们的军队所向披靡。

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解除心腹大患，组织通、海、如、泰、泰、靖反动武装，到如皋西乡和泰兴“包剿”。

1930年2月9日，国民党清乡督查队至高家庄搜捕去革命干部和群众8人。韩铁心、于咸闻讯后，于10日率队前往解救。

经激战，救出了被捕人员。

这时，驻老户庄的国民党县警队猛扑过来。阻击战中，韩铁心不幸脚部中弹受伤。

薛衡竟和于咸率部顽强抵抗，终于击退敌人，用担架把韩铁心撤下战场。于咸等同志把韩铁心掩藏到附近老乡家里，又请来当地医生为之疗伤。

韩铁心知道自己的伤情看来至少暂时不能工作了，所以特别关照于咸把县委工作担当起来。同时透露了一个新的信息：红军新任领导即将于本月中旬到如。届时，特委委员张辛将到如皋西乡迎接。请于咸代表县委去欢迎红十四军领导。

总算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一线霞光。于咸知道中央军委、省委已批准通海如泰地区成立红十四军，近日终于要实现了。真巴不得这一天早日到来。

2月14日一大早，于咸就与张辛、薛衡竟、黎昌圣、朱松寿（老戈）、孙盛等人，在东燕庄与何昆、余乃诚、张爱萍、何扬、宋奇等亲切会见。稍事休息后，就开始商谈整编部队，建立红十四军等问题。

军长何昆到如皋后，一面筹划部队的整编和建军工作，同时以新来队长的名义和广大指战员会面、讲话，并现场作了队列动作的示范。

不要说来自农民的战士惊叹不已，就是于咸等干部也非常佩服。

原来军事训练可以是这样！

没几天，何昆军长为了了解游击队的军事素质和战斗能力，便决定攻打长安市（今属靖江县）的一个只有20多条枪的敌人据点。（这里所说的市，实际上是小集镇。而有些县，倒是后来称为市的，比如南通县，则是指的现在的南通市区。）

游击队经过两年多的活动，先后拔除了一些小据点，使根据地已能连成方圆20至40里地的一大片，游击队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声威大振。

敌人的据点纷纷撤并，地主都逃到大的城镇或据点避难。所以，各据点的敌人都已经加强了戒备，长安市当然也不例外。这些情况，于咸都向何昆具体作了汇报。

战前，何昆军长对部队作了简短动员。由于咸等县委领导组织群众参战。

部署赤卫队员和农民群众手拿梭标、大刀、铁叉、鸟枪、台枪等土制武器，加上单声爆竹、洋油筒里装鞭炮等爆炸物助威以迷惑敌人。

军民配合，从长安市的东、南、西三面作包围之势，仅留北面通向游击区的缺口，布下示意敌人可向北撤逃、而又不敢从此撤逃的疑阵。

天将黑，部队从戈家堡一带出发，夜半进入阵地，形成网开一面的包围圈。军长以哨音为号令，发动进攻。

一时冲杀之声如巨雷，似洪钟。枪声中夹杂着单响爆竹和洋油筒里的鞭炮声，刹那间闹翻了天。

没有想到敌人逃得更快，一听枪声骤起，有的吓得连裤子也来不及穿，就一窝蜂地落荒而逃了。部队攻进据点，缴了几支枪和几十排子弹。

到天亮撤退时，部队号召本地群众到据点里分取地主大户的财物。逃走的敌人始终没有露面。附近西来镇的敌人也未敢动弹。周围居民群众都在街头巷尾看红军，并为之喝彩！部队有序撤离。

原来仗可以这样打！

于咸一个人拿盒子枪站在长安市的大桥上，高唱《国际歌》断后，显示了无比的英雄气概。

从4月3日红十四军成立，到9月失利后解散，再到于咸在上海奉命收集散落的红军指战员，继续训练，准备东山再起。不由得使人想起陈毅《梅岭三章》中的诗句：“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甚为悲壮。

于咸这短暂的一生，是与红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第三十二章   在如西的土地革命中

话说韩铁心负伤后不久，即转去上海治疗。于咸继任县委书记，穆子奇、于士连、徐名耀、葛瑞庭、王长生、孙盛为委员。

于咸一上任，就遇到了难题。

1930年春荒，如皋西乡贫苦农民大都断了炊，靠吃嫩芦苇、野菜，甚至树皮草根度日。于咸心急如焚，感同身受。

根据通海特委指示精神，于咸和县委一班人领导这一带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春荒借粮斗争。

在借粮斗争中一般采取讲情说理的方法。先向地主商借粮食，借不到，就进行斗争。

在借粮斗争中，极少数地主同意借，多数地主玩花样软顶；还有部分地主干脆抗拒，鄂家埭的恶霸地主“同山虎”就是一例。

“同山虎”本名李同山，他是鄂家埭一带有名的恶棍，对农民的剥削狠毒至极。他家地租高，每亩要缴4至6斗黄豆。种他家的所谓“分种田”，收获的7成要缴给他。除此之外，他还进行高利贷剥削。青黄不接时，他放“火儿债”，借1块钱，每月要付2至3角的利息。他只以8厘利息向别的地主借回来的大数额的资金，再以2分多的高利贷转借给周围穷人。

1927年秋天，“同山虎”向佃户蔡天元收田，发生争吵。他的两个儿子仗势欺人，把蔡天元怀孕的儿媳打伤，当场流产。又把其两岁的孩子活活摔死……

附近的农民对李同山恨之入骨，替他取了一个“同山虎”的绰号。

向地主借粮，先向谁借？怎样借？大有学问。

在会议上，有人提议，先找几个小地主借粮，好说话，容易成功。然后总结经验，再推广开去。

“杯水车薪，解决不了大问题。”于咸说，“要找就找大的，一针见血。”

于咸先派贲家巷农协会长王长生去向鄂家埭恶霸地主李同山家借粮，来一个投石问路。

“同山虎”倒也客气，他对王长生说：“要借我粮食可以，都是乡亲乡邻的。”

王长生一听有门儿，本来以为“同山虎”要“关门”，不同意借粮的，看来，这个恶霸地主不像想象中那么“恶”、那么“霸”呀！

“一块钱一粒，少个边也不行！”没有想到，“同山虎”还有如此下文！

下作！善良的王长生被呛得说不出话来。

于咸听说这个情况并不感到奇怪，他认为如果“同山虎”爽快地答应借粮，那就不是为富不仁的恶霸地主了。

不久又打听到“同山虎”暗地里派人去请老户庄保卫团和搬经公安警察队来替他保家的消息，于咸和其他县委领导感到不斗倒“同山虎”，春荒斗争就开展不起来。

先礼后兵。于咸决定让“同山虎”敬酒不吃吃罚酒！

3月10日夜，在如泰红军一中队的护卫下，于咸发动鄂家埭周围六七个村庄1000多穷苦农民向“同山虎”家拥去……

“同山虎”家请的几个警察及保卫团哪见过这阵势，不待农民队伍靠近，一个个从后院溜之大吉。

一部分农民进了“同山虎”的家，先把“同山虎”捆着丢在一边。于咸指挥大家打开仓库，把200多担粮食和3头耕牛、1头驴子等，全部分给了穷人。

看到“同山虎”躺在地上瑟瑟发抖，于咸上前打了个招呼：“既然你不肯借粮，我们拿去就不还了。”

在广大农民的一致要求下，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当场处决了“同山虎”。

打击几家地主豪绅，开仓济民，虽然僧多粥少，也解决不了更多时间的口粮，但是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在深入到农民群众家里访贫问苦时，于咸看到，广大农民已不满足于分粮分衣，而迫切要求分配土地了。他们说：“分了田，这块地方就是我们穷人的了，地主豪绅就没有份了。”“土地是我们农民的命根子啊！有了田才会有吃有穿……”

在访贫问苦中，于咸终于弄明白了：解决土地问题，才是农村、农民的根本问题。

根据农民的迫切要求和通海特委的指示精神，于咸和县委一班人及时引导如西农民从春荒斗争，转入到分配土地的斗争中来。

首先，领导各区乡建立了革命行动委员会。组织赤卫队、少先队、妇女会，收缴并烧毁地主的田契、租约、借据。

5月1日，县委又与红十四军在贲家巷联合召开纪念五一大会。

数万农民在大会上选举成立了江苏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如皋县工农革命委员会。

省委也派人到如皋，帮助江安区的六甲、朝阳、陈堡，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江安、卢港、石庄、镇涛等区，还在各村建立了土地委员会。

分田分地真忙！土改，在如皋西乡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江安区六甲乡首先开展了试行分配土地的工作。经过一番人口、土地的调查，六甲乡按照当地人均土地面积，将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

对于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于咸感到比打仗还难。打仗解决的是敌我矛盾，讲究兵法，勇敢灵活就能胜任。而土地革命，则是在解决敌我矛盾的前提下，还要注意处理好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得讲究原则和政策，又要根据具体情况，特殊处置。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但是在地主手上。要叫他们把土地拿出来，犹如要挖他们的心头肉！所以，不少地主硬顶软抗，致使分配土地的斗争难以进展。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近代中国社会问题，实际上是农民问题，农村问题的中心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正如毛泽东对埃德加·斯诺所说：“谁赢得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就能赢得农民。”于咸虽未能听到毛泽东关于土地、农民与革命的论述，但他深知打土豪、分田地是赢得民心、取得胜利的关键。

为了扫清土地革命中的障碍，于咸在县委会上提出：凡是敢于硬顶软抗的地主，又死不改悔，查实后一律枪毙。大家一致同意。

这一招很灵。贲家巷的地主李占梅在分田地中，竟然做出假字据，交给赤卫队员。了解真情后，赤卫队员在李家猪圈底下的罐子里，搜出了真字据。随即召开群众大会，把李占梅镇压了。这是软抗。

也有硬顶的。几位县级领导开碰头会时，谈到土地革命中出现的问题，有的县委委员欲言又止。于咸察觉出有情况，叫大家畅所欲言，不要有顾虑。果然，有人谈及一个难题：

镇涛区营防港大地主陆瑞公然反对土地革命，拒不交出田契。农民拿他没有办法，分田一时受阻。

政策已经定了，敢于顽抗者一律镇压！任何一位县委委员都有权处置。多大的人物，还非得由县委书记拍板？

一听陆瑞的名字，于咸顿时愕住了。

陆瑞何许人也，吃了豹子胆、狗熊心，敢于公然对抗！原来是于咸的亲舅舅。

说实在的，陆瑞与于咸的母亲是亲姐弟，外甥不离舅家门。从小，于咸就曾经随着母亲到舅舅家串门儿，吃、穿、用可能也曾沾过光，一家人嘛。

于咸紧锁双眉，一言不发，这着棋，他难以落子啊！县委一班人，都知道于咸的秉性脾气。

去年（1929年）11月10日，于咸与如泰工农红军大队长薛衡竟联手，率部围攻国民党镇涛区公所和公安分局，用调虎离山计端了敌人老窝。敌警察分队长蔡良诚狼狈逃进如城，向县长文钦明哭诉了于咸的“罪状”。文钦明即把于咸的父母、姐夫、表兄抓去，扬言如果于咸不投降就杀人！要挟于咸自首。

于咸置之不理。11月18日夜，于咸随薛衡竟率领红军从镇涛转移至磨头野吴庄。

革命事业重于一切。于咸在革命事业与父母、亲戚生命的天平之间，倾向了前者。

县长文钦明无计可施，即派重兵尾随而去，把野吴庄团团围住。

经过5小时激战，二中队长戴奎带领突击队冲出一个缺口，部队胜利突围，戴奎和8位突击队员却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再说于咸带领一中队从野吴庄向西突围，一出庄就遭遇了敌人。于咸冒着枪林弹雨，伏在前沿阵地上向敌人喊话：“兄弟们，枪是地主的，命是自己的，何必替地主卖命，赶快放下武器，到红军队伍里来吧！”敌人听到喊话，枪声戛然而止。

就在这短暂的几秒钟时间里，于咸已率部迅速迫近前沿敌军。

在督阵的长官逼迫下，敌军又枪声大作。一颗子弹击穿了于咸的小腿，鲜血直流。

于咸不动声色地作了简单的包扎，强忍剧痛，大喝一声：“跟我上！”率领战士们压向敌人，奋力冲杀，终于冲出了包围圈。

……

这位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在对待土地革命与亲舅舅的天平之间，义无反顾地作出了正确的抉择：“顶抗土地革命者，不管是谁，坚决镇压！”

有人出来打圆场，对于咸说：“这事交给我们来办吧，你就不要管了。”

“陆瑞不交出田契，我就得管。这样吧，你们先去，准备召开群众大会。”

果然，任凭县委的干部如何做工作，陆瑞就是不交田契。他不相信，自己的亲外甥会镇压自己？！

按照于咸的部署，田家埠的干部已通知农民群众来开会。会场上人山人海，大家要看看：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如何处置他的对抗土地革命的地主舅舅。

一方面，他们有亲缘关系，是一家人；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敌对关系，是两个阶级的人。

猜想结局有难度。

于咸来到会场，有人挡住去路，原来是自己的母亲。

“妈，你来啦。”于咸深情地望着自己的老娘亲。

虽说于咸在家乡一带打游击，但是常常过家门而不入。他紧紧地握住母亲的一双手——青筋凸出的手背，茧皮厚实的手掌。

“妈，我和哥哥于诚照顾不了家庭，让你受累了。”于咸内疚地望着母亲憔悴衰迈的脸。

“不管怎么说，陆瑞是你的舅舅……”闲话不说，直入主题。母亲知道，陆瑞的生死就在一瞬间，而她的儿子，有决断权！

“陆瑞……舅舅的生死，他自己是可以选择的……”说着，于咸拍拍母亲羸弱的肩膀，挤开人群，坐到主席台上。

开门见山，没有开场白。

“陆瑞，我再问你一句，田契你是交还是不交？”于咸声音不高，却能清楚地传到场上每个人的耳朵里。

全场鸦雀无声。

“不交！这是我家祖传的，为什么要交给这帮穷鬼？”站在台前的陆瑞气焰嚣张，“我就是不交，难不成你们还会杀了我？”

“枪毙陆瑞！立即执行！”

于咸话音刚落，早有人把陆瑞押往坟场。

全场惊愕骚动。

“砰！”远处传来一阵枪响，于咸的身子微微一颤，这时，只见他双手握拳、眉头紧锁，微微闭起双目，稍倾，他深深呼出了一口气，睁开带着血丝的眼睛，站起身来向场外走去。

听到场上有人议论：“共产党真是六亲不认啊！”不知是赞扬，还是批评？

“共产党怎么六亲不认？县委是执行土改政策。”于咸站住脚回话，“不错，陆瑞是我的舅舅，可是，他抗拒土改，如皋的千百万贫苦农民都在看着我，不，是在看着共产党到底是不是真心为老百姓哪！无论是谁，都要一视同仁，根据政策办！”说完，于咸大步走到群众中去宣传土改政策，让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深入人心。

大是大非面前，孰轻孰重，孰对孰错，于咸心中自有一杆秤！

古时石腊为百姓大义灭亲除嫡子千古流芳，今有于咸为大家痛割亲情杀娘舅万民敬仰。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舍小家，为大家，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正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这正是共产党之所以能得民心、得天下的根基啊！

镇压陆瑞后，如皋西南乡分配土地斗争初战告捷。

其影响一直扩展到泰兴的城黄、广陵，泰县的雅周、曲南、大伦等地区。

 

第三十三章   “铁颈项”事件

第二次恢复工作始于1931年初春。穆子奇被捕后，省委再派于咸从上海回如皋，任县委书记开展恢复工作。

当时县委成员有组织委员朱元珍，以及委员吴汝连、徐永良、王长生等人。

1931年春节前夕，正值于咸的爱人要生孩子，家里却一无所有，几乎连煮粥的米都成问题。孩子生下来了，取个什么名字呢？于咸说：“两手空空，一贫如洗，穷得发愁，就叫‘百愁’吧。”

这个孩子的名字，就是当时一位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家庭情况的实际写照！

其他在沪同志也都很穷，靠打临时工和亲友同学接济过日子。

命运是无法选择的，人生词典里也不存在命运补偿法则。面对坎坷、困厄、贫穷和磨难的现实，要坦然去把握人生的契机。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要用在黑暗社会中锻造的一颗烈焰红心、一双火眼金睛，洞穿生命里的袅袅暮烟、连天衰草……

在艰苦的环境下，于咸更担忧如皋的苦难乡亲。白色恐怖笼罩大地，根据地的贫苦农民日子更不好过。于咸和几个骨干分子便计划着回到家乡的芦花河畔去，做他几个“红色”，打击地主恶霸反攻倒算的气焰，好让农民群众能够较为宽心地过年。

年关临近。终于接到上级指示，批准于咸和周明甫同行，回江北作恢复工作的先期试探，投石问路。

回到如皋西乡，于咸、周明甫很快和王长生、周本德等几个坚持在原地斗争的同志取得联系。

在进行联系的走村串户中，于咸秀了一下美术字，沿途留下了一幅幅革命标语。内容是警告地主恶霸不许反攻倒算！落款还是“中共如皋县委”“红军江北总指挥部”。

第二天一早，村庄里到处出现了标语，有的就贴在地主的院墙上。农民群众很快传开说：昨天夜里听到连续不断的部队行军脚步声，甚至有人绘声绘色地介绍夜间见到红军指战员的具体情况……

共产党和红军又回来啦！

消息不胫而走，穷苦人更是奔走相告。

吓得据点里的敌人加紧戒备。有的地主看到贫苦农民还点头哈腰示好，主动打招呼。

一时间，西南乡的芦花河畔风声鹤唳。

小溪庄有个农民叫张兆明，他在卢庄种地主几亩地，还拍马屁，帮这个地主“行财”，也就是经手放高利贷，自己也捞点好处。

如果仅仅是上述情况，也就算了。问题是这个张兆明还常到卢庄的恶霸地主家去通风报信，为虎作伥，成了敌人的探子。

有人亲耳听到张兆明在向恶霸地主汇报，说他常常半夜起来，并未看到有红军的身影，即使有的话，也只是于咸等个把人贴贴标语，发发传单而已。他说的倒是大实话，但是给于咸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甚至造成了威胁。

此人不除，必有后患。于咸决定，先把这个坏蛋，作为“做红色”的对象干掉。

那天刚入夜，于咸带人去敲张兆明家的门。

“谁？”张兆明已上了床。没钱买肉吃，睡觉养精神。乡下人晚上没事，习惯早点上床，还省下点灯的油钱。

“我们是卢庄来的，你们东家请你带我们去抓于咸。”于咸回话。

“好的，你们先进来坐坐吧，等我把衣服穿好。”说着，张兆明点了灯，再把门开了，让大家进屋，自己迅速穿好衣服。

“你认识于咸吗？”来人中一位领头的问张兆明。

“见过。听过他在群众大会上讲话。噢，对啦，于咸与这位兄弟有点像。”

“哦，像我吗？那就走吧，我们去于咸家里去捉他，比较一下，看像不像。”

“兄弟说外行话了，于咸这时候会住在家里吗？”张兆明反问。

“那到哪里去捉他呢？”

“跟我走，据我了解，于咸夜里就住在那片用玉米秆子搭的棚里。那个叫王长生的农民，你别看他老实巴交的样子，就是他送的饭，我刚打探到的。”

“说得一点不错，就请你带路吧。”

张兆明兴冲冲地在前面带路。他心里想的是，又能拿到外快钱了。

刚到庄外田野旁，那位像于咸的兄弟发话了：“还要到哪里去捉于虾儿呢？于咸站在你面前都不认识。”

张兆明终于醒悟过来。刚才夜色里没有看清楚，面前的这位，不仅是“像”，简直就是正宗的于虾儿。不等他叫，一布条塞到嘴里。

有人把张兆明摁倒在地，说了一句：“子弹宝贵，就请你吃刀鱼吧！”一位姓徐的游击队员上去对准张兆明的颈项就是一刀！

这一刀，用力过猛，左边进，右边出，刺了个透。张兆明随即倒在地上，只哼了一声，就不动弹了。

惩办了张兆明后，于咸和几位游击队员就分开走了。

没有料到，第二天村头庄尾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张兆明没有死！

原来，张兆明被刺了一刀，却没有伤到气管，当时他被吓昏，所以倒在地上不动了，倒不是装死。过了一会儿，于咸他们也走了，他有了知觉，感到自己颈项被刺透了，但是摸摸自己的头还连在颈上。于是张兆明赶快爬起来，两手捧住头，当夜跑到卢庄，经过医疗，居然没有死!如皋的民间医生医术水平不低呢!从此，人们不记得张兆明的名字了，只叫他“铁颈项”。

没有死的“铁颈项”，更加死心踏地的做敌人的坐探，带人到处侦察捉拿于咸。大批敌军下乡“驻剿”，一时白色恐怖又笼罩在芦花河畔。

在西乡待不下去了，于咸又被迫回到上海。

此后，于咸数次潜回如皋西乡，都未能站得住脚。

7月26日深夜，化装成箍桶匠的于咸又带了10多人、12支盒子枪，从上海来到如皋。29日，联系上江安区东燕庄独自住在空处的孙步云。

当时孙步云家四周都有据点，暴风中心反而相对平静。于咸决定就住在这几个据点之间。

于咸就地取材，在其间一片玉米地里，以青纱帐为家，住在里面。白天睡觉，晚上出来活动。他的住处另外至少还有一个地方，就在东边不远处的芦花荡里。这秘密住处，只有孙步云和王长生两人知道。

敌据点哨声、口令声，声声入耳，敌人路过的脚步声也听得清清楚楚。甚至有一次，敌人为了打草惊蛇，对着一望无边的玉米地射出一梭子子弹，从于咸身边掠过。于咸照样睡觉、吃饭、休息。没有一颗大心脏，是待不下去的。

于咸不是来度假的。敢于与强大的敌人霸王硬上弓，是于咸的风格。而善于抓主要矛盾，灵活应战，更是于咸的本性。

当前主要矛盾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多大，能办什么事，于咸自己心里有数。

主意已定：这就是惩治叛徒！

这是当务之急。

有至死不渝的忠诚，就有寡廉鲜耻的叛卖。

一次次的大浪淘沙，淘去的是泥沙，留下的是真金。在敌人血腥的杀戮面前，如泰革命队伍中涌现出无数的铮铮铁汉，也出现了一个个的可耻叛徒。

 

第三十四章   斩杀叛徒

叛徒，一个最耻辱的字眼。

所谓叛徒，就是背叛人类良知与自己信仰，背离道德底线，出卖祖国、出卖自己的组织、出卖亲人和朋友、出卖自己利益共同体的人。

人们为什么最痛恨叛徒？因为叛徒危害性特别大，世界上许多事情由于叛徒的出卖，将团体美好的愿望和努力一瞬间全部付之一炬，使被出卖者甚至国家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人世间最为可恶的当数叛徒！

躺在高粱地里，于咸有时间回顾过去的战斗岁月。对几次叛变投敌事件，他始终耿耿于怀。

红十四军的失利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特务大队大队长李吉庚、红军连长李治平叔侄的叛变投敌，致使“八三”黄桥总暴动腹背受敌，红军和赤卫队伤亡200多人。随后，通海特委委员、如泰中心县委书记王玉文因追击叛徒而遭袭击牺牲。

红十四军政治部主任余乃诚在当年10月3日的《关于如泰红军与地方党部最近情形的报告》说：“李吉庚天天引狗队下乡……口号是杀蛮子（指外来干部）、杀尽一切地方干部、红军的负责人。”当地支委、交通人员、土地革命委员会干部成百人被害，组织遭受极大破坏。

回县开展恢复工作的县委书记穆子奇，县委军事委员、原红军营政委曹玉彬，以及县委秘书朱香九等，被叛徒告密，在江阴被捕、牺牲。

敌人可恨，但叛徒比敌人更可恨、更可恶！

斩杀叛徒，是恢复工作的初期目标。

其实这个方案，于咸在上海出发前已经初步考虑。所以，他们乘民船渡江，到达镇涛区后，自己尚未立足，却趁敌人不备，即率部前往桃子圩，神不知鬼不觉地镇压了叛变分子王麻。

这算是第一个吧。于咸又把附近的叛徒排了下队，开了个名单。

第二个就是营防港叛变分子朱哈文。

半夜时分，于咸率队来到朱哈文家门口。怎么进去？敲门？肯定不开，反而打草惊蛇。红军游击队里能人不少，围着房子一转，有人三两下就悄无声息地把朱家的窗子拆卸下来了。当于咸站在朱哈文床头，朱哈文借着微弱的月光，看到于咸好似从天而降时，吓得连话都说不周全了：“你……是人……还是鬼？”

看到朱哈文的妻子、孩子都惊恐不安的样子，于咸说：“与你们无关。警察所找朱哈文要了解于咸的情况，请他跟我们走一趟。”不当着女人和小伢儿的面抓人，还编造出美丽的谎言，可以算是“文明执法”吧。

说着，就把朱哈文带走了。

于咸和朱哈文边走边聊，问他到底向敌人揭发了县委和红军的什么情况？

死猪不怕开水烫，朱哈文死不开口。

看着于咸真的把他带到营防港警察所门口来了，似乎看到门口的岗哨了。朱哈文立即挣扎着向岗哨跑去，并拼命喊：“于咸来啦！”

话音未落，于咸的飞刀一下子送出去，“噗……”直入朱哈文的后背，刀尖透过前心出头！打得他一个狗吃屎。

岗哨见状，端起枪来……

“砰！”

需要说明，这一枪不是岗哨发出的，而是于咸左手的德国造。

当于咸从朱哈文身上拔出刀时，早有人上去把倒地哨兵的步枪拿到手，并把标语贴到警察所的大门上……

动作麻利，速度之快，看来是得到了于咸——在上海学生时代就贴标语的高手——的亲自传授。

等到警察所里的警察穿好衣服，拿着枪出来时，只能看到倒在地上的两具尸体了。

警察看到门上标语，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一边是“叛徒没有好下场”，另一边是“警察下场不会好”。倒也通俗易懂。落款是“中共如皋县委、红军江北总指挥部”。

曹良圩那天大概是赶集的日子，人来人往，车水马龙。

人群中有一个人特别显眼，他头戴礼帽，戴着一副金边黑眼镜，身着香云纱短袖、宽裤。后边还跟着两个腰间插着短枪的保镖，一个手提鸟笼，一个牵着一条狼狗。

突然，他们面前出现两个壮汉拦住去路。

“请问你是不是黄毛？”不待回答，一位壮汉上前把他的礼帽掀掉。果然头发发黄，确实不是染的，真是名不虚传。

黄毛正要发作，对方一拍肩膀：“你想不想抓住于咸呀？”

黄毛一听，立即转怒为喜：“于咸在哪里？”有这等好事，怪不得夜里做梦捡了个金元宝，早上起来还满屋子找呢！果然应验了……

“就在前边路边，好像在等人。”

“走，你领着我们去。”说着，向后边两个保镖使了下眼色。两人立即掏出盒子枪来。那条狼狗也狗仗人势，跃跃欲试……

“嗨，你们这个阵势，早把人吓跑了。你们俩要拉开点距离，枪不要露出来……对对对，就这个样子。”

明眼人看到这里，肯定认为是明显的忽悠，而这个黄毛怎么就相信了呢？要么是财迷心窍——要是抓到于咸，真正是捡到了金元宝，而且当然，绝对不是做梦；要么是鬼迷心窍——这个不大好解释。黄毛是鬼、财一起迷了心窍，那就无法救了。

然而，黄毛真的见到于咸，还真的不是忽悠呢！

此时，于咸就坐在路边一家小饭店门口，就着如皋萝卜干喝玉米   儿粥。

“这不是于咸书记吗？”黄毛双手合掌，“兄弟在这里有礼了。”

“这不是黄毛吗？……现在怎么称呼你呀？”于咸继续喝粥，吃萝卜干儿。

“还是叫黄毛，您还是直呼我黄毛好。”黄毛谦恭地说，“于书记来曹良圩这个小地方，有何公干？”

“找你来的，就想喝口玉米   儿粥。”

“像于书记这个身份，不是一口饭粥的问题，我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

“嗬，你真有能耐呀。但是保证我一个人不行。你能让如皋的贫苦农民都能吃香的、喝辣的，我跟你走！”

听话听音儿。说到这里，黄毛心里有点开窍了。他回头望望两个保镖和狼狗……

这一看不打紧，正好看到两个保镖都被人刺了一刀，哼都没有哼一声，就倒下去了。那条狼狗享受同等待遇，一刀从狗背刺下去，狗却没有倒下去，它身上插着刀，惨叫着向黄毛身边跑过来了。

也难怪红军游击队员们，从来没有练过如何杀狗，业务不熟。

黄毛一看不妙，拔腿想溜，却发现于咸那支德国造乌黑的枪口正对着他。

“你放我一马，饶我一命，我家里的财产都给你。”黄毛说着，双腿一并拢跪了下去。

“你不用客气，我不放你一马，你家里的财产也是我们的了。现在，我们的同志正在你家里搜查。”

见人越来越多，于咸对围拢来的广大群众说：“这个人叫黄毛，想必大家都熟悉，他原来是我们的战友，却靠出卖同志，换来了暂时的荣华富贵。无论他走到哪里，都逃脱不了罪过，躲不过鄙夷唾弃的目光和无形的鞭笞。大家说，对这个叛徒，如何处置？”

“枪毙！”

“杀了他！”

大家众口一词。正好有人把倒在附近的那条狗身上的匕首拔了出来，早有游击队员接过匕首顺势插进黄毛的后背上……黄毛与狗同等待遇。

不要以为叛徒也是如皋的特产，不是，绝对不是。

先请看看留守苏区领导人中的一份沉重的叛变名单：

原闽北区司令员李德胜

原瑞金红军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

原闽赣分区司令员宋清泉

原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分区政委陈洪时

原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分区司令员曾洪易

原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

原闽赣分区政治部主任彭祐

原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

……

所有叛变中，最严重的就是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的叛变。有一段时间，上级给红四军的信，开头都是称“朱、毛、龚”。

要不是陈毅警觉，项英和陈毅差一点被龚楚诱捕。但是北山游击队被龚楚设计围歼，牺牲了50多名游击队员。

上文所提及的一个投诚过来的连长杜俊生，他们当时起义，并不是有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政治基础，实际上是李吉庚的帮会关系，用金钱诱惑来的。通过关系向他们作宣传的同志，夸大红军的自由、舒服、有钱。如果起义到红军里来，按原编制不动，原来的连长升营长，原薪照发，另加犒劳，甚至有的抽鸦片烟的照样供给等。

有这样好的条件，所以他们起义过来了。当然，这一投诚行动，对其他敌军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也参加打过一些胜仗，比如反“八路围剿”等。

而根本上是，他们不习惯红十四军的纪律、生活，又怕我军对其改编。而我军对他们不但不能当主力使用，还要处处加以提防，已成为一种负担和隐患。

自从枪毙“破凉帽”后，杜俊生及其六营已在秘密策动叛变逃跑。

好在红军指战员早有准备，以先发制人的快速行动，把开枪抵抗的杜俊生打死，把六营包围起来缴了械，少数人突围逃走。

投诚过来的军队再叛变，危害和影响将会更大。好在发现得早，处置及时，没有酿成更大的灾难。

看来，于咸在进行恢复工作中，首先惩治叛徒，是走对了路子。

惩治叛徒方兴未艾。8月21日夜，于咸又率队去镇压小燕庄的叛徒谢二。

谢二原来是中共基层的支部书记，李吉庚叛变后，谢二就投靠了李吉庚。其儿子、女婿和哥哥谢大，都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奸细。红军和地方干部只要被他们发现，谢二就会派人赶到水洞口去告密，并带保卫团下来抓人。因此，一定要把这颗钉子拔去。

眼前来到了谢二的家门口。

领路的人几乎不敢认了，这是谢二的家吗？

原来就是三间草房子，现在变成瓦屋带院子。鸟枪换炮了？

有游击队员敲开了附近农民的家门，一打听，正是谢二的新家。深受其害的邻居，把谢二的卧室及儿、女的房间说得清清楚楚。

原来谢二叛变后，拿了出卖灵魂、出卖战友所得的肮脏赏银，又吃下了周边穷邻居的菜地，新近盖了豪宅，儿子、女儿都住到一起来了。

这规模，这豪华，不亚于地主豪绅。可是作恶终会有恶报，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

打听明白后，有人翻院墙进去，打开里面的门闩，大家一跃而入。孙玉才和孙步云带人分别对付谢二的儿子、女婿。于咸冲进谢二的房间……随行的游击队员随即点燃火把，把房间里照得亮堂堂的。

睡在床上的谢二被惊醒，伸手就要从枕头下摸枪……可是，一见拿枪指着自己的是于咸，他伸进枕头里的手又缩了回来，他知道于咸的厉害。

游击队员迅即从枕头下把短枪取到手。

要让谢二死得明白，于咸示意他起床，坐到八仙桌旁的椅子上来。

“你为什么要做叛徒？”于咸开门见山。

“跟着你，不被打死，也要被吓死，或者饿死、病死。”

临死之人，说的是心里话。于咸又问：“那你现在跟着国民党呢？”

“我家里现在的情况你看到了，至少我们全家享了几天清福。”

“你这是靠出卖同志换来的，你知道将会付出什么代价吗？”

“知道，听说王麻、朱哈文、黄毛几个人的遭遇后，我就预见到，早晚有一天轮到我。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太快了。明年今天就是我的周年，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忌日。遇到你，求饶也没有用。”

“这我可以告诉你，你老婆、女儿、儿媳，我们会放他们一条生路，我从不杀女人。”

“谢谢于书记，我给你叩头了……”

“免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说实话，我现在懊悔已经晚了，我可以离开革命队伍，但是不该出卖同志，更不该让家人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

“你这句话算是人话。”

“共产党的如皋县委书记死了几个了?有徐芳德、吴亚苏、韩铁心吧……还有谁呢?说不准下一个就是你于虾儿，你还是悠着点儿。”

“你说得不错，下一个可能轮到我了，但我与你是不一样的，不会悠着点儿，更不会懊悔！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党交给我的任务，也是我的信仰！”

说完话，于咸关照谢二换身衣服。

亲手处决谢二后，于咸和游击队员们走出院子。不一会儿，谢二的新房火光冲天。

此时，大约凌晨两点多钟。于咸又率领十多名游击队员赶往孙严墩，乘着夜深人静，他要趁天亮之前将另一个叛徒孙盆儿斩杀。

由于腿受过伤，于咸跑不快，便让孙玉才和孙步云带着两个队员先跑过去。

他们一到孙盆儿家，门虚掩着，是忘了关门，还是人不在家？

推开进去一看，屋里空无一人。怕有机关，恐中埋伏，四个人正想退出，门外响起枪声。

“一个都不要让他们跑了，给我狠狠地打！”

果然是敌人的空城计，听得出，是孙盆儿的声音。

原来于咸突入到谢二家时，就有人去孙盆儿家通风报信。于是孙盆儿父子就躲在屋外观察。如来的人多就走。一看只有四人，就来了个反包围。

“不要让他们出来，我们坚持半个小时，警察队就会到来。”孙盆儿兴奋得大叫，庆幸自己决策英明，甚至想到马上就要拿到赏金，可以数钞票了。

从枪声中判断，孙盆儿也就七八条枪。问题是警察赶来就不好办了。

听到孙严墩孙盆儿家方向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于咸知道先遣队遇到了麻烦，立即命令跑步前进。

一到孙盆儿家门口，于咸被弄得一头雾水，怎么反了？真看不懂啦。

在孙盆儿家外面的竟然是孙盆儿父子及几个地主的保安团丁，而孙玉才、孙步云他们四人哪儿去了?看来被堵在屋里了吧。

不是在演戏，是中了敌人的空城计!于咸悟到了孙盆儿的玄机，便率领队员们大摇大摆地走上前去。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半夜三更里，孙盆儿何曾想到于咸率队在后头。他以为是警察赶到，孙盆儿父子忙屁颠屁颠地迎过去：“你们终于来啦……”

待打到照面，看清是于咸时，孙盆儿心中一颤：怎么会是于咸？！惊慌中的孙盆儿手拿着枪兀立在那里，一时间竟然手足无措。

于咸眼明手快，“哒、哒”两响，孙盆儿父子仰面朝天倒在家门口的血泊中，眼睛大瞪着。眼看就要立下战功，就要领钱数钞票了，未料快要煮熟的鸭子飞了，真是死不瞑目啊！

其他团丁见状，很快丢下枪支作鸟兽散。团丁们知道:只要缴枪就不杀，还不追呢。

返程中，经过朝西庄时，于咸顺手牵羊，把与叛徒勾结的反动地主葛克龙给“克”了。

一连串的斩杀叛徒事件，在如西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国民党当局和地方豪绅如临大敌、惊慌失措，当局发出通告，悬赏通缉于咸，白天到处搜庄。

广大群众欢欣鼓舞，有的在家磨小插子刀，有的连夜打草鞋，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风暴到来。

尽管国民党反动派在搜庄时威胁农民群众说：“谁和共产党联系，就杀谁的头。”可是他们一离开，农民群众就把吃的食品和收集的情报，送到于咸藏身的青纱帐里。

当时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民团被迫放岗哨，

红军一到送情报。

恶霸饮弹见阎王，

人人拍手齐欢笑。

春雷声又叫，

红军夜来到。

农会暗组好，

恶霸吃白条。

阴云终会散，

红日东方照。

星火燎原起，

万户红旗飘。

 

第三十五章   血战油锅头

从1931年7月下旬到8月下旬，也就一个月时间，于咸领导大家经过艰苦努力，把各级党组织、农会、赤卫队、少先队又逐步恢复起来。

分散的红军战士组成了几十个三五人的战斗小组，收集到200多支枪。甚至离开青纱帐，白天也可以公开活动。倒也不是敌人放松了警惕，而是有意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这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

这些地主豪绅家的保卫团丁，敌人据点里的公安分局、派出所里的警察，不少也是出自寒门，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其父母、长辈利用一切机会告诫他们：“共产党和红军是斩不尽、杀不绝的，要给自己留后路，不要做靶子。”

不知是不是这些家长、家属做工作起了作用，还是这一阶段惩治叛徒、打击恶霸地主出了效果，地方警察和保卫团丁见到老百姓客气多了。

甚至有一次，出现了一幕戏剧性的场面：那天太阳还没有落山，于咸带着几位红军游击队员就早早地从高粱地里出来了，正好碰到敌人的巡逻队收兵回营，迎面过来了。

这个于虾儿呀，有时候就是不按常规出牌。

狭路相逢，一场激战在所难免。

此类事情，如果放在过去的话，巡逻队肯定会上前盘问一番，可疑的人员带回去……

但这次的不期而遇，其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

就在两队渐渐走近时，有人认出了于咸，并喊出声来：“这对面过来的不是于虾儿吗？！”

说来这位警察认识于咸并不足奇，这西南乡一带大街小巷的墙上，贴满了于咸的照片、画像和通缉令，想不认识于咸都难。

这就不是“可疑”人员，而是确认无疑了。

偏偏就在这时，旁边马上有人来了个急“刹车”：“你找死啊，人家不碰你已是幸运了，不要没事寻事！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不知领队的听到下属的话没有，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没在意，反正只见他恰在这时大声喊起口令“齐步——走，一二一，一二一……”

于咸和队员们相视而笑，也快步向营地走去……

1931年8月27日深夜至28日凌晨，于咸和缪元珍（尤老三）、孙玉才三人从小西庄出发，来到大西庄，准备把泰兴的战斗小组集中到顾家堡，如皋的战斗小组集中到小西庄，准备袭击东燕庄据点。

夜里三个人就住在缪永文家。

28日是农历七月半，是传统的鬼节。家家户户都会在门外摆上供品，烧些钱纸，以供先人享用。

这一天早上，天空阴沉沉得仿佛随时就要塌下来，远处，不时有一道道闪电从天空划过，时而传来轰隆隆的沉闷雷声，一场暴风骤雨将要来临。

于咸望着阴暗的天空，心里仿佛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但考虑到泰兴的同志要来，当天又是个大节，就给钱缪永文，让他去小西庄肉铺称几斤肉回来，包扁食{1}吃。

穷人平时是称不起肉的，今天一次又买那么多，而且是用现钱买，肉铺管账的地主缪士和怀疑了。他暗地里把“铁颈项”叫来，让他到缪永文家去侦察，看缪家来了什么客，有什么人进出。

“铁颈项”是个“死”过一次的人。吃一亏，长一智。这次他可不想明着到缪永文家里去侦察，弄不好又要再死一次，那就不会有上一次死里逃生的吃狗屎的运气了。

于是，他摇着一把大蒲扇，假作溜达，晃晃荡荡来到缪家门前，斜眼望去，只见缪永文的女将（老婆）正在擀着一块很大的面团，“铁颈项”心中一想：这么大一块面团，肯定不是缪家几个人吃的数量，至少要有一桌人，而且是“贵客”。想到这里，“铁颈项”感到蹊跷，又想到万一能发现于虾儿，岂不既可报一刀之仇，又可得一笔赏钱？真是又吃甜来又吃黏！

“铁颈项”为了探个究竟，竟然忘记了危险，径直向缪永文家大门走来，等离大门十来步时，他侧过身面西而立，装着掏耳屎，可眼光却斜向缪永文家里平时总是敞开着的内门，这一看不打紧，内门关了！“铁颈项”心中下了结论：家里有人藏着，说不定于虾儿就在缪家！

“铁颈项”长智商了。

事不宜迟！“铁颈项”本想掉转身子，快步去报告，可当他转身想跑时，想到那就可能引起缪家人注意，不仅会打草惊蛇，还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于是，故意放慢脚步，仿佛漫不经心地摇着蒲扇，悠哉游哉地离去了。等走到无人之处，便一溜烟地向周严墩方向跑去……

“铁颈项”不再去向地主缪士和汇报了，一来耽误时间，二来不想肥水外流，万一情报送准了，赏金丰厚。“铁颈项”直接找到周严墩恶霸地主周本富（绰号蟋蟀儿）和小庄的密探德儿篾匠，让他们去飞报驻东燕庄据点的杨汇川，他自己则留在附近监视。

杨汇川得到情况，认为八九不离十。因为他刚才接到刚叛变的区委一位联络交通员送去的信息，已在联系兵力。他很快调集了周围据点警察队和保卫团400多人，分别向油锅头奔袭而来，在缪永文家附近汇合。一去就把油锅头围得水泄不通。

宗子祥带人到了庄西头，一看阵势，为了减少牺牲，只得退走。周明甫也是来开会的，看到缪家被围，就在包围圈外打枪，企图吸引调离敌人。但是敌人不为所动，除了派几个人还击外，大部队不理会外围的散枪，死死围住缪家不放。

听到外面动静，特别是周明甫与敌人对射，于咸知道，已经被敌人包围了。

不知什么时候天已经晴了，只有一团乌云遮蔽着太阳。于咸从太阳的位置判断，大概是下午两三点钟吧。

“于咸，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如果你自己跑出来，这2000元赏钱，就是你的了。”

敌人开始喊话，先展开政治攻势：“你已经跑不掉啦！到我们这里来当官吧……”

“砰，砰，砰……”于咸以枪声回话，首先把喊话的长官击毙。

嫌烦!

敌人阵地马上安静了许多。

“敌人想把我们当扁食吃了，好在泰兴的同志还没有到，不然，牺牲可就大了。”在这极端危险的情况下，于咸还想到别人。

“来吧，做好的扁食不吃可惜了。”于咸端起一碗扁食带头吃了起来。

“吃吧，今天不是‘鬼节’吗，吃了扁食，死了也是‘饱鬼’。”缪元珍、孙玉才一边吃扁食，一边说着笑。

三个人吃饱后，又分别从房子的洞中向外张望。只见敌人又在你推我闪地向房子靠拢。

“砰！”于咸瞄准后面一位督阵当官的就是一枪。当官的应声倒地。进攻的又退了回去。

子弹雨点似的落在缪家的房子上，不一会，敌人又三三两两地展开进攻。

于咸和孙玉才、缪元珍三人以这三间草屋为屏障，与敌人展开了血战。

敌人多次进攻，想接近草屋，都被他们三人击退。已经靠近的敌人将火把丢进屋里，他们用衣服在水缸里浸湿，把火扑灭。

就这样打了几个回合，战斗了三四个小时，毙伤敌人有30个左右了。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三个人的子弹也快打光了，抵抗的火力明显减弱。

敌人终于趁隙爬近了草屋边，好几个火把扔了进来，草屋烧了起来。

如果坚持到夜里，加之里应外合，还有理论上突围出去的可能。可是，面前的情况容不得他们等到天黑了！

于是，于咸命令集中火力突围！

宁可中弹死，这最后一颗子弹也要留给敌人。

缪家门前，是一块开阔场地，没有什么可以作掩护的物体。

迎着敌人飞舞的子弹冲出去，是一种惊世的悲壮!于咸以壮士断腕的豪气，率先冲出，企图杀开一条血路!他一边开枪，一边向侧边的田里跑，最后一梭子子弹撂倒两三个敌人。人已冲到菜地里，不幸被敌人的乱枪击中，绊倒在豇豆藤旁。他卧倒在墒沟里一动也不动。

敌人射击一阵，不见还枪，就大着胆子走近于咸。

虎死不失威。于咸虽然身中多弹，手中还紧握着驳壳枪——那支德国造20响。

有个敌人大着胆子跑上前去缴于咸的枪……

应该说，于咸已经牺牲了，但是由于握枪的手太紧，敌人俯身拿枪时，带动于咸的手指扣动了扳机……

“砰！”这于咸的最后一发子弹，又消灭了一个敌人！

于咸牺牲了！可这震撼人心的枪声，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久久地回荡……

就在于咸向外冲时，随后向外冲的缪元珍、孙玉才被迎面的子弹，又打回屋里……顿时被熊熊燃烧的大火吞噬了……

于咸的遗体当夜被敌人运到如皋城里。

第二天早上，敌人准备袅首示众时，发现于咸的遗体不见了。

这叫人实在难以理解。

“楔子”中提及的中共如皋县委大印在监狱里失踪，可是事实，印章面积小，便于携带和藏匿。而这么大的人体，又在敌人重兵监守之下，难不成插翅飞了不成？

当时有几种解释：

一是于咸没有死。不但没有死，而且成了神。真成了神，那是什么人间奇迹都会发生的。

二是城里有共产党人潜伏。这个可以有，有了共产党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

三是敌人中有“叛徒”，或者是我们的内线。在敌人重兵把守之下，一夜换了几次岗哨。就在岗哨的眼皮子底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个潜伏在敌人警营中的内线还确实有。

于咸的遗体确实在夜间被我方人员运走了。这个“奇迹”是在哪些人巡守之时发生的？查无实据，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于咸及缪元珍、孙玉才牺牲的消息传开后，四乡的农民群众无不悲伤、叹息、流泪。

泰兴红军游击队的同志也感到十分难过和遗憾。他们认为：于咸让买肉做馄饨，是为了我们啊！如果上午就到了缪家，说不定中午就结束散会了。即使被包围，也多几支枪，说不定可以坚持到夜里，说不定可以突围。如果那天多来些同志，也可以在外面解围，对敌人形成威胁。

过了几天，忽闻油锅头的一条小河里的水变红了……

许多人都看到红色的河水。

这真是一种怪异现象。人们各有各的解读:

农民群众认为是于咸显灵，轰动一时。

大千世界舍不得于咸的离去。

家乡的水土，以自己的方式，悼念于咸……

虽然后来查实，河水变红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位农妇在河里洗新买的红被面所致。

原来如此。但是广大群众不认可，还是认为于虾儿成了神。于咸，是如皋西南乡农民心中的神！

这反映了老百姓热爱共产党，想念红军，崇敬于咸等共产党人为了劳苦大众英勇杀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

广大人民群众作歌献给于咸、缪元珍和孙玉才，至今仍在如皋西乡广为传唱：

三英浴血战千狗，

于虾儿威名天下扬。

 

卷 八   吴汝连：艰难的第三次恢复

每一次恢复工作都是艰难的，

第三次恢复工作尤其艰难。

在危机四伏中首先打好开局。

重建党组织，再组红军游击队，

开展武装斗争，才是硬道理。

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前行。

吴汝连欣赏南通的文化抗战现象，

在舞台上向反动派抛掷“手榴弹”。

借鉴红十四军二师黄火青的战斗经验:

铲除“地头蛇”，积小胜为大胜。

为完成神圣的使命，

鲜血染红了戈家堡的热土。

 

第三十六章   在危机四伏中开局

古罗马著名学者塞涅卡说过：“真正的伟大，即在于以脆弱的凡人之躯，而具有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句话完全适用于如皋的八位县委书记：徐芳德、吴亚苏、韩铁心、王玉文、汤士伦、穆子奇、于咸和吴汝连。他们正如古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是一个个坐着瓦罐漂渡重洋，去完成神圣使命的人。

于咸牺牲后，群龙无首。其余县委领导人及部分骨干，都退回上海，暂时居住在曹家渡王老冬家里。省委派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学习。结束时，省委外县部长刘瑞龙陪同新任如皋县委书记吴汝连与大家见面。

见面会主要议题，就是商谈第三次回如皋，包括泰兴，开展恢复工作事宜。

如泰地区，特别是如皋县委屡遭沉重打击，包括如泰中心县委，接连牺牲了七位县委书记。斗争形势尖锐复杂，组织内部也出现了问题。

刘瑞龙在见面会上时，大家没有提什么意见。刘瑞龙离开会场后，由新任书记吴汝连主持会议，具体商谈回如皋如何展开恢复工作时，一部分人表示反对和拒绝这样的安排。

耐心地听完大家的意见，吴汝连明显感到县委组织委员朱元珍意见最大，牢骚最盛。其他人也是受他影响，或者也可以说是他挑动的。朱元珍认为，现在回如皋不现实，等于是送死。一句话，露出了贪生怕死的倾向，但是得到部分人的支持。

之前刘瑞龙在见面会上宣布了新的如皋县委领导班子成员，除书记吴汝连外，还有军事委员何廷声、组织委员朱元珍，徐永良等人为委员。

朱元珍是个老资格，原来在于咸手下就是组织委员。他常以县委“二把手”自居，常常对其他县委委员发号施令，但对于咸不敢。在他眼中，于咸连自己的亲舅舅都敢杀，那个很有能力的“破凉帽”，因为打于咸的黑枪，也死在于咸手中……所以，他对于咸比较畏惧，不敢向于咸叫板。他的权力欲被压制住，倒也相安无事。

于咸牺牲后，朱元珍以为论资排辈也好，凭能力说话也好，自己肯定是下一任县委书记的不二人选。在私下里，他曾对其他人封官许愿，安排工作。谁知半路上杀出个吴汝连！

吴汝连何许人也，朱元珍印象不是很深。

1909年，吴汝连出身于如皋车马湖吴家享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毕业于石庄小学，1928年在江安六甲小学任体育教员。

1930年2月，于咸到六甲小学发动组织少先队，吴汝连积极响应，并参加了共产党。3月，镇涛区委书记王朋年牺牲，县委派吴汝连继任，并兼镇涛游击中队队长。他先后参加过10多次战斗，鲜有败绩。这对在敌人夹缝中求生存的吴汝连和他的游击队员来说，是十分不容易的。

6月11日，红十四军一师攻打石庄镇敌据点，吴汝连率领镇涛游击中队，在镇北首先发起攻击，身先士卒，猛打猛冲，为战斗胜利创造了条件。

但朱元珍看不到吴汝连骄人的战绩，只看到他入党时间不长，资格不老。所以不买账，不仅自己软顶硬抗，还挑动其他几个人反对和拒绝。

吴汝连听出了朱元珍，以及徐永良、孙朗、杨长德等人的弦外之音，此时不能回如皋。他不在会上与之争论。会后，吴汝连通过协商、个别交谈，决定分成两个小组返回如皋。

一组由吴汝连率领，加上何廷声、朱元良等。

二组有徐永良和孙朗、杨长德、孙和尚、顾筛子、二呆子等人。

朱元珍不想回如皋，一定要他去的话，可能会坏事，那就让他暂时悬在上海吧。然而看到吴汝连这样分工，朱元珍又决定参加二组。吴汝连不知道朱元珍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只好如此了。

话说朱元珍和二组回到如皋西乡不久，徐永良就被捕牺牲。孙朗被朱元珍秘密处死，然后朱元珍叛变投敌。没几天，二呆子带着敌警人员，逮捕了孙和尚。其时，顾筛子在鄂家埭被水洞口保卫团捕去，当即供出贲家巷王长生，说王长生有五支枪，并带敌警去逮捕他。

却说县委委员、赤卫队大队长王长生被捕后，国民党保卫团长沈文斋诱骗他说:“只要你把枪交出来就放你回去，我和你父亲是世交，难道我还揪你吗?”

“你说得不错，”王长生回答道，“但是我不知道哪里有枪，只知道你儿子有两支枪。你可能还不清楚吧，难道我还会骗你吗?”

一番话呛得沈文斋无话可回。只得把王长生押送到卢港，吊打了几次，仍然得不到枪支的下落。

后把王长生转至如皋城里。反动县长钱佐伊多次严刑逼供，先后采用灌肚肺、三上吊、上踩棍、坐老虎凳、下崩等酷刑，把王长生打得死去活来，都未能取得任何口供。

1933年1月24日，王长生又被解送镇江国民党省政府军法会审处。敌警审讯王长生8次，也毫无结果。王长生后被判刑15年，先后在高邮、宝应、南京等地坐牢。他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满身臭虫疥疮，但始终一心向党，毫不动摇。王长生鼓励同狱的难友说:“我们不要灰心，黑夜即将过去，曙光总会到来，共产党一定会胜利。”

1937年12月，日军进攻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撤逃。兵荒马乱中，王长生才和被关在一起的200多名难友乘机冲出监狱。王长生终于又回到如皋家中，继续踏上革命的征程。

再说朱元珍及二呆子、顾筛子等人叛变投敌后，这个二组基本上散掉了，故而，能够继续坚持斗争的只有一组了。

一组是吴汝连抓的重点，他与何廷声、朱元良三人分头回到如皋后，还是分开来活动。吴汝连在珊瑚庄周围，朱元良在黄百户一带，何廷声去了野吴庄和磨头。

朱元良到野庙垛后，与打入保卫团的张子荣接上关系。两人碰头后，密谋准备武装起义，可惜事泄被捕。后来朱元良病死狱中，张子荣亦遇难。

吴汝连与何廷声通过关系，购买了枪支弹药，还秘密联系上原先的红军游击队员。一时难以开展工作，就暂时按兵不动。

此时，国民党省保安团、如皋县警察中队对交通要道严加控制，岗哨密布。各乡都有保卫团。

最厉害的要数推行保甲制，实施十家连环保。一家出了问题，十家一起法办！环境十分恶劣。

左右苍茫时，总得有条路走。然而这条路又不仅是用脚去蹚的，更要用心去探寻。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吴汝连安排党员、红军游击队员把枪支暂时埋藏起来。自己来往于泰兴与如皋西乡之间，甚至不得不几次撤回上海。

借问路在何方?摸着石头过河吧。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国际国内形势急剧变化。

新的时局下，为了对今后工作提供帮助，吴汝连与何廷声到上海向省委请示下一阶段工作。

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如泰县委，由吴汝连任县委书记，何廷声任军事委员。要求他们回如泰夺回阵地，同时向通扬运河北侧地区发展，争取在海安、曲塘北部青墩、莫家庄等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

省委刘瑞龙在与吴汝连谈话中提及：省委特派员卢世芳、周振国和吴汝连一起到江北，恢复南通中心县委，领导通海如泰地区工作。

刘瑞龙明确指出，卢世芳负责城市工人运动，周振国负责学生工作，吴汝连则在如泰地区恢复党的组织，发动农民，准备重新组织武装。

由于省委特派员卢世芳和周振国对通海地区不熟悉，吴汝连和他俩一起来到南通。

 

第三十七章   浴血通海

在南通的日子里，吴汝连感到对敌斗争可以是多种形式的。他看到，一些在南通坚持斗争的党员，通过文艺活动，团结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他们组织的新民剧社和小小剧社，演出了不少进步话剧，并与上海的左翼剧联接上了关系。

新民剧社的成员有施春瘦（史白）、吴天石、刘一飞等30多人，大都是通师、女师的学生，以及小学教员和社会青年。他们经常活动的地点在民众教育馆。新民剧社的成员说：“我们要在舞台上，向反动派抛掷‘手榴弹’。”

新民剧社邀请了上海艺术剧社和摩登剧社到南通联合演出，扩大了左翼戏剧运动的影响，促使南通话剧运动发生了质变。此后，新民剧社演出了不少进步剧目，最使人激动的是《血衣》。在南通期间，卢世芳、周振国和吴汝连等领导观看过《血衣》等剧目，深受鼓舞和启迪。

1932年2月，在南通舞台上，活跃于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以赵丹、顾而已、梁衣衫、朱今明、钱千里等为骨干的小小剧社，主动要求中共南通县委给予帮助，公演了《民族之光》《决心》等五部戏。他们还创办了《枫叶》旬刊，介绍、评论演出的剧目，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淞沪抗战爆发后，顾民元、吴天石、李俊民等同志，又回南通团结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组织“文艺组合”，出版期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

吴汝连感到，自己在南通的时间虽说不长，却看到这么多文化活动，使自己大长见识，大开眼界。与卢世芳、周振国在一起时间也不算长，但已经深受教益，特别对卢世芳接触多一点，印象更深刻。

卢世芳从湖南考取北京大学后，在挚友何孟雄引荐下，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1922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职业革命家。这些都让吴汝连很珍惜与卢世芳朝夕相处的日子，处处向他请教。

省委特派员卢世芳、周振国、吴汝连到南通后，曾召集顾臣贤等南通中心县委的同志开会，听取汇报，询问情况，分析形势，研究如何坚持斗争，保存和积蓄革命力量。卢世芳要求大家停止游行集会等过左的行动，多做扎实的工作。为了防止党组织再遭损失，他建议对已经暴露身份的党员，采取单线秘密联系等措施。

卢世芳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切合实际的意见，使与会者耳目一新，深受教育和鼓舞。

从卢世芳的言传身教和具体行动上，吴汝连看到了开阔的眼光、宽广的胸怀、缜密的措施和一步步坚实的脚印……他深刻地认识到，这正是自己需要提高和充实之处。

在南通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吴汝连感到如泰地区的革命斗争不是孤立的，通海地区的军民也在浴血奋战。

1930年5月20日，刘瑞龙参与指挥了红十四军二师发起的汤家苴战斗。这一仗，击毙反动武装六七十人，压下了白龙党的凶焰。

二师政委黄火青、师长秦超在再次攻打汤家苴时，因选择白天进攻，部队蜂拥而上，目标完全暴露，未能奏效，部队也受到一些损失。这以后，二师总结了经验教训，改用伏击、夜袭的战术，进行过几次小的战斗，终因敌强我弱，没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局势。

根据通海特委“一定要打下汤家苴”的指示，7月17日，刘瑞龙、秦超主持召开部队排以上干部和地方领导的军政联席会议，决定三打汤家苴。7月20日，秦超率部在四甲坝南大高桥附近的村子里隐蔽。午饭后，群众来报告，说敌人大队人马奔袭而来。部队便立即转移。

不意在转移中又遭敌伏击，部队仓促应战。秦超亲自断后，他用部队仅有的一支三八大盖步枪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指挥部队撤退。敌人愈来愈靠近，枪声也愈来愈密集。看到部队已经撤退，黄火青赶紧拉着秦超一起后撤，秦超不幸腹部中弹受重伤。黄火青把秦超安全转移到七总东北范大林家里，及时找医生疗伤。终因伤重，医疗条件差，秦超不幸于7月26日牺牲。

战斗在通海地区的红十四军二师同样受到“立三路线”的影响，已经连续遭到挫折，损失严重。“立三路线”甚至取消了党，到处成立什么行动委员会，以此来代替党组织的领导，这让很多党员干部产生了疑虑。有一次一营长蔡振扬曾问黄火青:“将来革命成功以后，我们还算不算党员?”他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实际上不赞成取消党的组织。

按照黄火青的想法，刚建立的弱小部队应该进行整顿，加强军事训练，提高指战员的素质，组织部队打些小仗，积累经验，鼓舞部队士气。而交给他们的任务却是：“占领金沙镇，夺取南通城，切断长江交通，配合南京暴动。”同样是力不胜任的。黄火青已经感到，这样蛮干是要吃大亏的。

秦超牺牲后，二师的领导担子全落在黄火青肩上。他认为，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不宜硬拼。决定采取夜袭的方式，消灭小股民团，铲除地头蛇，积小胜为大胜。

看来这个决策符合通海的实际情况，是切实可行、行之有效的。可惜黄火青在率部攻打郁家土地堂时，虽然取胜，自己却受了伤。后来被安排到沪治疗。

通海地区和如泰地区基本一样，都是一望无边的平原，只有小小的五座山：狼山、军山、剑山、马鞍山、黄泥山，只有狼山高过百米。远远不如井冈山脉那样高大巍峨，连绵不绝，树密林深好藏匿部队，养息生机。本来黄火青还设想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通海以东地区包括海边发展，以取得较大的回旋余地，也未能付诸实施。

虽说黄火青的许多行动及设想未能得到落实，但是，吴汝连从其已经指挥过的战斗和平时谈论的言行中，已经深受启发和教益，吴汝连认为，通海地区的战斗实践和经验，还是很值得如泰地区学习、借鉴和参考的。比如，先打一些小仗来提高士气，采取夜袭的方式，铲除“地头蛇”，积小胜为大胜。

根据省委刘瑞龙的指示精神，吴汝连又从南通来到如泰地区。他已经作好准备，在危机四伏中，厚积薄发，打好开局。

 

第三十八章   铲除“地头蛇”

大计谋而后定，大势察然后行。

为了打开局面，吴汝连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首先从打击“地头蛇”入手。二师政委黄火青消灭小股民团，铲除“地头蛇”，积小胜为大胜的具体做法，对吴汝连很有启发。

“地头蛇”，指在当地有势力的欺压人民的恶霸。

如皋西乡尤家行有个恶霸地主叫卢玉斋。自从于咸牺牲后，卢玉斋疯狂地带领保卫团，搜捕革命干部，到处抓人。

照理说，抓共产党员，抓红军游击队员，那是国民党军队、警察的事，与地主有何关系？

当然有关系，还是根本利益方面的关系。

从大的方面说，正因为有了共产党，有了红军游击队，不但不让收租，还要打击恶霸地主，剥夺他们剥削百姓、欺压民众的权利，还让一帮穷鬼当家做主人。

从小的方面说，广大农民有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撑腰，能不缴租就不缴租，还要分被地主霸占的土地。

在这种生死攸关、利益博弈的斗争上，共产党员和红军游击队员当然必抓，就是敢于抗租的纯农民也要抓，不然何能以儆效尤？理由嘛，当然就是通共、涉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卢玉斋的罪恶行径让当地农民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吴汝连决定，就先拿卢玉斋开刀。但是，卢玉斋行动起来总是一帮人，难以下手，只好先静观其变，伺机而动。

候了几天，终于摸熟卢玉斋的行动规律：就是不管干什么事，不管多晚，卢玉斋总要回到他的保卫团驻地戈家堡的家中。

于是，吴汝连和何廷声带人埋伏在卢玉斋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寻找机会。

但是卢玉斋两次经过时，总是带着十多个人。吴汝连便不动声色，让他过。

事不过三。终于有一天傍晚，天尚未全黑下来，吴汝连和何廷声带着几个游击队员，拿着白天才搞到手的红军散落在民间的三支短枪，乘着暮色人稀在老地方刚刚就位，卢玉斋就从外面回戈家堡了。不知是否因为时间尚早，还是另外一些保卫团丁派什么用场去了，这次卢玉斋后面只跟着两名团丁。

天助我也！当吴汝连突然出现在卢玉斋面前时，卢玉斋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两条腿直打哆嗦。倒还是两名团丁突然想到自己的职责，随即想拔枪抵抗……忽见旁边的红军游击队员，正拿着枪和匕首对着自己，这两名团丁倒也颇识时务，马上顺势做了一个举枪投降的动作。想必是练过的，两人高度一致，十分优雅默契。

自己的命，比东家的命要紧。这是一个朴素的真理。

“把外面的衣服脱下来！快！”

刚刚缴了枪的两名团丁听到吴汝连的命令，立马三下五除二，就把自己的外衣裤脱了下来。

“到卢玉斋家去报丧！跑步——走！”吴汝连大声喊道。

听说让他们离开这里，两名团丁一边头如鸡啄小米点着，口中连连说“是！”一边按着吴汝连的口令迈开步伐走了，没走几步，便各自光着上身，穿着一条裤衩，像兔子一样向前一窜，飞也似地向卢家跑去……

听说叫人到他家去报丧，卢玉斋知道自己死定了。凄凄秋风里，他的一双牛蛋眼眨巴着，脸上黑油油的横肉，一下子绷紧了，再也放松不下来。他赶紧双腿一并拢，向吴汝连跪了下来：“共爹爹饶命！”

“你伤天害理，迫害了多少无辜的农民群众，制造了多少冤魂？你在这里等家人来收尸吧！”吴汝连话音未落，一队员上去就是一刀。

自从“铁颈项”事件发生后，红军游击队员查找自身不足，刀枪功夫大有提高，一刀就解决问题。

第二条“地头蛇”要数朱夏乡顽乡长石懿生。

俗话说，天下乌鸦一般黑。石懿生正是这样黑心的“活阎王”。都是乡亲乡邻的，不少人遇有麻烦总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石懿生却是“宁错杀也不枉过”。只要看不顺眼，明明知道这个人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游击队员，却也要整个半死，至少要把这家的钱财榨空！这种恶霸不加惩处，何以取得民心？

1933年1月初，吴汝连率队转移到卢港区中部南洋、群岸一带。

群众见到吴汝连，纷纷要求他惩处顽乡长石懿生，为乡亲们出了这口恶气。这正与吴汝连来的目的不谋而合。

已经探明，1月3日傍晚，石懿生带保卫团回群岸。并获悉石懿生常带两个士兵保驾，有两支长枪。他自己也备有短枪。

路上看到石懿生过来了，因保卫团人多，吴汝连没有动手。

看着石懿生进家了，保卫团也撤走了，家里就剩下两个卫兵了。

关门打狗！

却说石懿生回到家里，并未关门。

吴汝连和何廷声带着两名队员迅速冲了进去……

看到石懿生坐在八仙桌边的太师椅子上，左手端着水烟袋，右手举着芒子{1}正悠然地用嘴吹火，手枪就放在他面前的桌上，吴汝连举枪就要打……

就在这时，他却发现他周围有十多个群众，吴汝连一下子愕住了。不好打，伤了群众怎么办？

此时，正悠哉游哉地从口中往外吐烟的石懿生一抬头，猛然见吴汝连举枪冲进来，顿时间惊慌失措，手中的水烟袋“啪”地掉落地上，刹那间他醒悟过来：红军来了！石懿生霍地站起来，伸手就想拿桌上的枪……

不等石懿生拿到枪，吴汝连一枪打过去，子弹擦着石懿生的头皮而过。不能伤到老百姓，所以吴汝连抬高了枪口。

这刹那间发生的一幕，使室内乱成一团，十多名群众和石懿生全部趴倒在地上。

吴汝连抢上前一步，先把桌上的手枪拿到手上。

此时，两个卫兵一看势头不妙，赶紧躲到内屋，被同时冲入屋内的何廷声用手枪逼住，缴下了他俩手中的步枪。

堂屋里，吴汝连用枪指着，喝令石懿生从桌子下面爬起来。冷不防被石懿生推翻桌子，并乘机向吴汝连扑过来……吴汝连怕伤到群众，并未开枪，顺手就是一枪把，正中石懿生的鼻子。他那面如死灰的脸，顿时因痉挛而变形。

旁边的队员黄宜哉举枪就打，一枪正中眉心。被击中要害的石懿生张开满是黄牙的大嘴，发出“啊”的一声。

这种叫声，石懿生听得多了，过去都是发自他所害的农民，不知今天轮到他嚎叫，自己能听到否？

顷刻间，石懿生沉重的身躯“咚”的一声倒地，枪口涌出来的污血，迅速在地上向四周流去……

离石家不远的保卫团迅速地往这边赶来。可等待他们的任务只有收尸了。

吴汝连和他的战友们有说有笑地踏上归程。其实，今天他们四个人，只有三支枪，其中一支还不能用。

这支不能用的枪，就是何廷声手上拿的。好在两个保卫团丁积极配合，看到何廷声左手持枪，右手握着匕首，立即缴枪。“共爹爹”不但缴枪不杀（这一点看来已深入人心），还不抓呢。

今天小有收获，一支短枪，两支长枪。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同日，吴汝连、何廷声转移至磨头东南邬家庄活动。

这一枪打谁？反动地主严子英。

磨头东边老庄地主严子英真是个恶霸。他私设硝磺局敲竹杠，租谷大斗进小斗出。还霸占公用的池塘养鱼。

别小看这个池塘，这个不算大的池塘却是通过芦花河连着长江的，水是活的。平时乡邻们吃水、用水都在塘里。自从严子英霸占后，这池塘就变成了他家的私有财产。乡邻们要用水，必须交钱。否则，请到别处挑去。

有人想控告严子英。严子英说：没门儿，我上面有人。

真是欺人太甚！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春节将至，迎来了漫天大雪。

入夜，严子英家门口来了几个人。

“笃、笃、笃——”雪夜的敲门声似乎不同寻常，“这里是严子英家吗？”有人发问。

“谁呀？”严子英这时候最怕的就是红军游击队，要么就是周围农民来吃大户的。快过年了，要图个平平安安，可千万不能出事儿。再说，他的几个警卫都说家里要过节有事，请了假。

“我们是县政府法院的，有人告了你啦，开门拿传票！”

一听这话，严子英就相信是真的。这些穷鬼，迟早会告他的，他心里明白，但是不怕。别说县城衙门里真有人，就是不利用关系，有钱能使鬼推磨，花几个小钱，就可以消灾，严子英屡试不爽。

毕竟是夜里。对了，怎么是夜里来呢？多了个心眼儿，严子英从窗子缝里向外一看，风雪中站着的那个戴礼帽、穿长袍子的，有一个背枪的警察为他打着伞，一看就像个法官，还有一个警察背着枪正在敲门，看来是正宗的。

“来了，来了！”严子英急忙把家里的灯都点起来，然后过去把门开了。

“请进，请进。冒这么大的雪过来。怎么搞得这么晚？”

一位背长枪的警察模样的人说：“怎么，是不是还要向你汇报工作？”

“哪里的话，我的意思是，这么晚还在工作，精神可嘉，辛苦，辛苦。”严子英讨好地说，“你们是——”

还是这位警察说：“这是我们法院吴院长。”

“噢，吴院长，请抽烟。”严子英双手敬烟。“吴院长”手一扇，把烟打掉。

知道问题严重了，严子英点头哈腰地说：“天这么冷，我们还是到镇上酒家去喝两杯‘枯陈’（陈元酒）吧。”

“现在你还是先把压榨百姓，欺男霸女的罪行坦白交待。”“吴院长”严肃地说。

听话听音儿，严子英察觉到对方可能不是什么法院院长，倒像是专门来找茬儿的。

“我说你可能是‘无’院长吧！老实告诉你，你们县长、院长的家里，我刚去打点过，你在我这里，是榨不出什么油水的。”说着，严子英翻了脸。

“我也老实告诉你，我是中共如泰县委的法院院长吴汝连！”

吴汝连？！就是刚刚镇压卢玉斋、石懿生的如泰县委书记吴汝连！蓦然，严子英彻底醒悟了。冰天雪地的环境，他身上的冷汗涔涔而下，一屁股坐下去动弹不得。

“我们代表党和人民判你死罪！”吴五上去就是一刀。还是那句老话“子弹宝贵，就吃刀鱼吧！”坐在椅子上的严子英再也动弹不得了。

这是吴汝连参与斩杀的第三条“地头蛇”。

雪，还在飘飘洒洒地下着，天地间一片白茫茫。

附近的农民闻迅，三三两两地顶风冒雪向严子英家里赶来。

除掉严子英，把他家的粮食和衣物分给周围20多家贫苦农民。

这口芦花池塘，当然还是乡邻们的了。这几天正好捕鱼过年。

此外，吴汝连和同志们还缴获了1000多枚银元。

通过地下工作者，他们设法将50元送进如皋监狱，再通过还被关押着的徐名友去救济难友；一部分存放在中共如皋师范支部。还赠送该校一架油印机。

吴汝连感到县委的同志流动性大，危险性更大，总不能随身带着银元，还是存放在如师支部自己的同志手里保险。

在吴汝连眼里，如师支部书记徐名正真是个人才。徐名正在如皋中学参加演说获冠军，老师赞词是“辩才无双”。1930年春，他不顾初中毕业考试在即，离校到广州报考戏剧家欧阳予倩创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附设的戏剧学校，口试逼真动人，深受主考人员的赏识而被录取。1931年春，戏剧研究所受时局影响而停办，欧阳予倩认为徐名正是可造之材，介绍他去找戏剧家熊佛西。熊佛西介绍徐名正进北京大学当旁听生，继续研究戏剧。

暑假中，徐名正回到家乡，经中共镇涛区委书记吴汝连介绍入党。并派徐名正插入如皋师范高二年级读书，担任如师支部书记。随后，徐名正重新组织领导如师的党组织。九一八事变后，徐名正联合如城知识青年成立了“反日救国会”，领导如师学生排演节目，开展爱国运动。他导演了《怒吼吧，中国》并担任主角，带领戏剧队到丁堰、白蒲、石庄等镇公演，募捐援助抗战。

1932年4月26日，如泰县委书记吴汝连派人到如师找到徐名正，要他赶制几千份署名为“如泰工农行动委员会”的标语、传单，供五一节散发张贴。4月30日，徐名正把印好的标语、传单，秘密交给交通人员运抵西乡石家埭，得到吴汝连的赞扬。

看来，吴汝连赠送油印机给如师，是有道理的。

战斗，不仅是打仗，人才，也不仅是会开枪、拼刺刀的战士。徐明正及其如师支部所做的工作，也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徐名正后来辗转到了中央苏区，在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社工作。1934年春，瞿秋白兼任报社社长，徐名正任报社秘书长。同年中央红军长征，徐名正随瞿秋白行动，坚持留在原地打游击。1935年2月，他在福建长汀被捕后牺牲，时年23岁。

有了资金，最重要的还是购买武器。

在吴汝连安排下，吴五和另一位同志迅即赶往南通，通过内线，与停泊在天生港江边的军舰联系，买到盒子枪两支，子弹20条。

瞧，国民党的军队做这种事，把武器卖给共产党人，再去打自己。这样下去，不倒台才怪呢。

利用春节办年货的机会，吴五等游击队员把盒子枪和子弹包在年糕的夹层里，安全地运回如皋。

在斩杀“地头蛇”的行动中，吴汝连不仅亲自参与，更多的是组织各个战斗小组自觉行动。

据不完全统计，短短的两三个月，共斩杀了十条“地头蛇”，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提升了在决死苦斗中我军民的自信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在茫茫夜色中，看到天将亮时的一缕霞光。

相比在红十四军年代，这些战绩，只能算是小打小闹，但是在此时，只能相持，能相持已经十分不容易了。只要能保存自己，就能迎接到云开日出胜利的这一天，

吴汝连不像徐芳德的武略，也不似吴亚苏的文韬。他为人淡定、低调，做事实在，还有他的韧性、毅力，能够在这种纷繁杂乱的局势中，保持冷静和理智，使他能摸着石头过河，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前行。

铲除“地头蛇”是必须的，是打好恢复工作开局的重要一步。

几乎与打击“地头蛇”同步的，是重建党组织。

 

第三十九章   重建党组织

重建党组织，这是打好基础的关键一步。

自从于咸牺牲后，县委组织内部发生了问题。由于原县委组织委员朱元珍不服从组织决定，挑动是非，残害同志，直至叛变投敌，不仅县委遭受重创，下面基层支部也因负责人的牺牲或离去，有的人心涣散，有的名存实亡。吴汝连的县委班子，也就剩下他和何廷声。

没有党组织，就没有战斗力！

一段时间，吴汝连与何廷声深入到基层支部人员的家中访问，了解情况，做好思想工作，鼓舞士气和斗志。

面对敌人的风刀霜剑，吴汝连告诫党员和红军游击队员：钉子能站得住脚，不仅有挤劲，还得经过锻打。

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有的支部恢复工作，有的支部又开始发展党员，重振雄风。

吴汝连要求，支部重建，要开展武装斗争。在开展武装斗争中，重建支部。

在重建党支部工作中，恢复和开展地下工作，交通工作是重要一环。

像自己的前任一样，吴汝连刚任如泰县委书记不久，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春天里，先到贲家巷庙去看看，与僧俊如商讨下一步地下工作的走向。他记得还有两支枪存放在那里，可以取出派用场了。正在开展的镇压“地头蛇”行动，万事俱备，只欠武器。

来到贲家巷，吴汝连走近庙旁一看，人烟稀少，旁边卖香火纸钱的摊子不在了，近远处，似乎还有两三个便衣人员在附近转荡……

直觉告诉自己，贲家巷庙出事儿了，僧俊如不知如何？

吴汝连目不斜视，从庙旁走过。进到村里又穿村而过，直奔县城而去。

在县城里与李蕴玉接上头。两人先后来到那家巷子里的维扬茶馆，上了二楼雅座。三两杯新茶品完，一切情况都理清楚了。

原来高家庄有个姓高的农民被恶霸地主逼债致死。僧俊如出于同情和慈悲之心，应高妻之求，将其子收留下来做了小和尚。

由于王玉文、韩铁心、于咸等县委领导经常在深更半夜来到庙里，在僧俊如的卧室开会，第二天天不亮就离开，分明睡在庙里，但又不在房间里。来去时带来和拿走的东西常常不一样，小和尚逐渐看出了其中门道。

有一天，趁师傅外出，小和尚瞒着他人，悄悄地进了师傅房间，把房间里的四仙桌搬开，掀起一块活动地板，发现下面的地窖，找到两支短枪和一包文件。

此时，父亲惨死的场面浮现在脑海中，他想用这支枪去打死那个恶霸地主。然后再不动声色地把枪放归原处，这样既可为父报仇，又可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无人知晓。

当时他未敢轻举妄动，把枪放归原处。

过了一段时间，小和尚觉得时机成熟，就趁师傅外出时，下地窑拿出一支盒子枪，毫不迟疑地跑到那个地主家，举枪就打。可是他年幼无知，根本就不会开枪。

结果可想而知，小和尚不但没有打死地主，没能够报成仇，反而连人带枪被地主狗腿子抓了起来。

经过恐吓、毒打，小和尚难以承受皮肉之苦，顶不住了，就将师傅招供出来。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个地主马上报告警察队。吴公超立即派人去逮捕了僧俊如，并直接押送到如皋县城国民党监狱。

敌人以为抓到了共产党的要人，至少是掌握中共如皋县委内部的重量级人物。经过多次严刑拷打和审问，僧俊如始终咬紧牙关，不吐一字。

关押期间，李蕴玉曾冒险进监狱探视了僧俊如。看看有什么遗留问题需要自己处理。僧俊如说：那天从外面回庙，发现小和尚不在，又发现少了一支枪，知道情况不妙。他当即处理了所有的文件和枪支，耽误了时间，所以没来得及脱身，敌人已经来了。

末了，僧俊如欣慰、安详地告诉李蕴玉：“死不足惜！好在世上未留痕迹，我已经走过……一切都已了结，没有后患。阿弥陀佛！”

敌人无计可施，奈何不得，留之无益，就在定慧寺南边的城墙下，枪杀了僧俊如。

阿弥陀佛!善良忠厚的和尚参加革命，敢于向凶残险恶的敌人投枪动刀，人们品味的是普渡众生的超凡实践，是大慈大悲的真实普熏，更是“更上高峰发啸歌，风吹下界惊鸾鹤”的豪情壮志!

一丝丝残阳余晖透过桃花树影，斜斜地投进窗棂内，映照在茶馆墙壁上那幅《残夜水明楼》水墨上，让本就清冷幽暗的画面又罩上了一层腥红惨淡的光影……

李蕴玉向县委书记汇报了近来的工作。她说前不久已随董雪山调去泰县，自己还是干老本行当小学教师。随丈夫调动是表面现象，实质是因为如皋县衙门的敌人已有所察觉和怀疑，不能在县公署再待下去了，不得不撤离。好在未被抓住什么把柄，所以家未搬去，还常来往于如泰之间，只是心里放不下这里的地下工作。吴汝连指出，如泰还是一家，地下工作可以结合起来做，地下组织要隐藏得更深。在没有县委领导的指示前，下一阶段暂时按兵不动，长期潜伏。有情况还是单线联系。万一暴露了，要善于保护自己，可以撤走……

1933年春节后，营防港的地下党员王焕奎在磨头左家庄找到吴汝连，要求他去营防港，镇压反革命。

营防港离吴汝连的家乡车马湖不远。红十四军失利解散后，这个地区的反动地主十分嚣张，到处都有保卫团把守。吴汝连和何廷声等人白天无法进去。那天绕道车马湖，经过赵家小桥，天黑才到营防港。

与地方同志取得联系后，王焕奎把吴汝连、何廷声等领到马剑华烈士家，先看望他的父亲。

老马执意要吴汝连、何廷声等同志住到他家。吴汝连怕拖累了他，总是执意不肯。

老马却真情地说：“我的儿子马剑华牺牲了，你们都是我的儿子，我年纪大了，已不受反动家伙的监控。住在这里，反而安全。”

吴汝连想想，老马说得也是，恭敬不如从命，便安顿大家住了下来。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在老马掩护下，迅速有效地开展着工作。

首先帮助镇涛游击队陈奎等同志重建党支部，恢复党的活动，做好发展工作。

在江安区黄家庄也重新建立党支部，还将藏在苍燕头小龙河中的枪支捞出，壮大游击武装。后又与泰兴的吴春茂联系，并在珊瑚庄召开区委会，研究党支部改选及解决春荒缺粮等问题。

听说红十四军失利解散后，有一部分同志就在营防港隐蔽待命。吴汝连通过关系，召集了南通天生港的吴桂生、十里坊的王锡堂（原名戴茶花）、九圩港的朱德全（原中共南通县委委员）等同志。

通过这些同志，集中了十支短枪，在这一带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如何检验和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力？在碰头会上，陈奎建议，先去薛窑镇压反革命，以此来震慑敌人，鼓舞民众，提高共产党的声威。会上，大家共排出五个首恶分子。吴汝连当即拍板同意。

这些首恶的反革命分子，曾纠合了一些奸细，去苏南抓回并杀害了许多原红十四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并查抄出红军埋藏在薛窑地区的部分枪支弹药。

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月黑风高，寒风凛冽，陈奎带领着吴汝连、何廷声等六七个人一路直向东北而去，急行军两个多小时，到达福兴庄，直抵一个姓朱的反革命分子家里。

时近半夜，姓朱的家伙早已进入梦乡。陈奎一脚把门踹开冲了进去，直奔卧室，把姓朱的从温暖的被窝里拎出来，举枪指着他的脑门问：“你到苏南抓了我们多少人？挖出我们多少枪？”

姓朱的平时心狠手辣，这时候吓得说不出话来。吴桂生说：“与这种人还有什么话说，让他见鬼去吧！”说着，一枪把他击毙。

这一夜，吴汝连带领着大家四处出击，一夜之间共干掉敌乡长庄某等5人。

5名反革命首恶分子一夜之间被干掉，大大提升了党员干部的士气，对广大农民群众是极大的鼓舞，也使一些坏家伙至少在表面上收敛了许多。

在如皋西乡严重的春荒中，吴汝连组织了8位同志，带着10多支枪来到如泰边境的珊瑚庄。与珊瑚区委书记吴春茂联系后，专门派人到顾家堡、缪家埭、王姓庄、徐家庄、太平庄等地，整顿地下党组织。将分支部改为支部，选举了支部书记、委员。指导各支部开展春荒斗争。

民以食为天，吃饭事最大。吴汝连率领游击队实行武装保护，接连三次到恶霸地主家开仓分粮。参加分粮的农民一次比一次多。

经过吴汝连等人的艰苦斗争，县、区、乡党组织有了恢复。

据1933年4月《如泰县委工作报告》：“县委现有2人。区委情况：如皋现有卢港区委4人，江安区委3人，石庄区委2人，镇涛区委2人……支部情况：卢港区委11个支部80人，江安区委8个支部，约60人，石庄4个支部20人，镇涛区2个支部，10余人，城区学生支部1个。青年团除城区1个支部外，其他有个别同志，没有组织。加起来不到200人。”

报告中还汇报了反动武装分布情形：

（1）省保安队1个营分驻石庄、卢庄、黄家市、西来镇等处。

（2）县警队4个中队，主要驻如皋西南6个区（磨头、石庄、车马湖、卢港、江安、镇涛）。

（3）保卫团总计有4000人，其中卢港800余人，石庄600人，江安500余人，磨头、车马湖、镇涛1000余人。

看到这个报告，首先想到的是：敌我兵力对比悬殊，武器更不在一个档次，要在强大的敌人之间周旋，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实属不易。

其次想到的是：吴汝连工作细致，当然还包括地下工作者提供的情报，以及广大农民群众的参与。这个报告如此详实，绝非一日之功。

还会想到的是：在农民暴动、红十四军和第一、二次恢复工作失败后，如皋的党组织、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还在不屈不挠、前仆后继地英勇战斗。

战斗正未有穷期。

 

第四十章   鲜血染红了戈家堡的热土

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吴汝连准备在五一节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活动。

4月26日，吴汝连去珊瑚区筹建革命行动委员会。这是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必办的。

敌人听到了风声，忙调动兵力实行反扑，企图将这一运动扑灭。国民党如皋县政府派县警中队杨汇川率队下乡，纠集江安、卢港两区的保卫团300多人到处袭击，并包围了缪家埭、顾家堡等村庄，挨户搜查。

强敌压境。吴汝连考虑到手下仅10多个人，不能与敌人硬拼，便撤退到磨头活动。并布置几个骨干支部组织游击小组，暂时隐蔽，伺机反击。

4月27日晚，获悉顽乡长黄伯敏去曹家埠的一户人家吸鸦片烟。打，还是不打？吴汝连有些犯难。打吧，附近敌人很多，正在追捕他们；不打吧，眼看敌人送上门来，怎能让鱼漏网！

哪一次战斗不冒险？打一个，是一个！最后吴汝连下了打的决心，即率队奔袭。

看来黄伯敏已有防范，也许就是一个诱饵。双方一交火，吴汝连感到自己队伍的4支短枪压不住敌人的火力。

打得赢就打，打不过就走。吴汝连一看势头不对，立即撤下来。

4月28日凌晨1时许，吴汝连和队员们撤到戈家堡。蹚过了几条芦花溪河，早就把尾随的敌人甩掉，便到附近的尤学庆家暂时休息。

暮春之夜，疲倦的队员倒头就睡。未料，夜幕中的芦苇荡里有一双贼眼注视着他们。看到他们进了戈家堡尤学庆家，久久没有出来，立即跑去密报。先去向附近的西戈堡保卫团王宪章告发，让王宪章先去尤学庆家周围盯紧了，别让吴汝连跑了，再去通知警察队杨汇川。

这个杨汇川，正是杀害于咸的罪魁祸首！

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常常有惊人的相似。

杨汇川带领江安、卢港两区保卫团300多人，趁着黎明前的黑夜，悄悄地包围上来，待吴汝连发觉屋外有动静时，已被敌人围困得水泄不通了。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

这一点，吴汝连早有思想准备。

怎么个死法？

这一点，吴汝连还真没有想到。或者说，根本没有想过。

当察觉到被敌人包围时，吴汝连就知道，这一次凶多吉少。

怎么个死法？有了答案：跟哥哥进城，像比自己大两岁的于咸一样，牺牲在冲锋的路上！

“同志们醒醒，有情况！”吴汝连一声轻呼，大家一跃而起。

透过窗子缝，吴汝连向外张望，看到一个警察也在向里看，他后面是一片黑压压的晃动的人影。

“砰！”吴汝连举手就是一枪。面前的警察应声倒下。

后面的敌人纷纷退了下去。

一阵激烈的枪声后，又归于平静。敌人也不笨，他们知道，子弹打在砖头上形成不了威胁。等到天亮再说，反正屋子里的吴汝连和他的红军游击队员们，是笼子里的兔子，跑不了啦。

正是乍暖还寒的季节。

戈家堡春夜的风从旷野里透过门窗的破洞钻进来，凉飕飕的。一弯冷月，从稀疏破烂的芦草屋顶渗入，把斑驳的光影，投射在吴汝连刚毅的脸上。他面部轮廓棱角分明，浓密的剑眉下是一双透着冷峻的眼睛，隐隐露出一股令人生畏的杀伐之气。

“有点对不住大家，想不到今天我们将会一块儿‘光荣’啦！”吴汝连带着歉意地说。

“哪里话，一起死，也是个缘分啊！”

“我们每个人都打死过敌人，早够本了。”

“我至少打死过三四个恶霸地主，赚啦！”

“都有得赚。敌人在等天亮开始进攻，他们在明处，我们在暗里。想吃掉我们，要让他们付出极大的代价！”说着，安排大家在墙上打了许多射击孔。

天刚露出鱼肚白，敌人就三三两两地企图靠近屋子。

队员们这里一枪、那里一枪，与敌人慢慢周旋。

从开始，吴汝连就提醒大家，待敌人靠近了打，节约子弹，争取一枪消灭一个敌人。

就这样，从凌晨一直打到太阳快落山。吴汝连发现，屋外地上倒下了不少敌人的尸体，但是自己的弹药也将尽了。看来坚持不到天黑。

不能束手待毙！吴汝连果断地对同志们说：“我们要突围出去，宁可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也要倒在冲锋的路上！”说着，还关照了大家一句：“我先冲出去，大家随后，争取四散突围。出门右边就是芦苇荡，如果能够冲到芦苇丛中，就可能突出重围……”

这时候，吴汝连脑海中又一次闪过徐芳德、吴亚苏、韩铁心、王玉文、汤士伦、穆子奇和于咸的身影。如皋，特别是西南乡的每一处田野，每一条芦花河畔，都驰骋过这几位县委书记青春的身影，同时，也流淌着他们殷红的青春热血……

特别难忘的是于咸，这是他前任牺牲的县委书记，又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

视死如归的吴汝连感到，第八个牺牲的县委书记就是自己了，前仆后继的时候到啦！

吴汝连猛地把门一拉，边射击，边向敌人阵地冲去……其他同志随后冲出……

敌人的手提式机枪迎面扫来……

吴汝连身中数弹英勇地倒下了！他牺牲在冲锋的路上。最后的子弹射向了敌人。

除了何廷声、王锡堂二人因伤未能跑动而被俘，随后冲出来的陈奎、吴桂生、吴春茂、李二、丁昌银、萧喜儿也都倒在敌人的血腥枪口之下……

鲜血染红了戈家堡的热土！

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

芦花河畔残阳如血。

那成片的芦苇总是年复一年黄了又绿，如同岁月的脚步。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虽说经过严冬的芦花到了时光深处，总会凋零，但当初的那一段锦绣年华，已经绽放出了生命应有的色彩和风姿。

远处，一曲西乡谣传来：

芦花小溪烟霭飘，

如西之夜静悄悄。

青纱帐里红尘起，

游击武装气势豪。

擎旗导向为人民，

胸怀信仰斗志高。

枪声震撼暴动路，

前仆后继大江潮。

视死如归杀敌寇，

血色丰碑耸云宵。

青灰色的西天充斥着苍茫的暮霭，一片片暗红的血一般的晚霞踯躅着，淤留在天际，充满着萧瑟的寒气。

夕阳，没有在离去的时候黯然失色，而是用最后的燃烧，创造出绚烂！

雷霆万钧的枪炮声，已化作渺渺逝波，唯有信仰的光焰历久弥新，万古璀灿。

明天，朝阳会照常升起，驱散阴霾和黑暗。火与热，生命和光明，将会一起来到人间。

 

尾   声

（一）

从1929年1月27日至1933年4月28日。在短短的四年多时间里，如皋接连牺牲了八位县委书记！

这让人想起了一个词——前仆后继：

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继续跟上去，形容英勇奋斗，不怕牺牲。

“前仆后继”，最早见诸于宋朝王楙的《野客丛书·后宫嫔御》：“前仆后继，曾不知悟。”清末秋瑾在《吊吴烈士樾》中这样引用：

前仆后继人应在，

如君不愧轩辕孙。

还可参阅秋瑾《黄海舟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中的两句诗:“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结合起来读，方见旨意。

而前仆后继的事例，则可上溯到春秋时期。

开篇提及的《春秋·左传》里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齐国有个花花公子齐庄公，与美女棠姜暗通款曲，终被棠姜的老公崔杼察觉，并趁齐庄公与棠姜幽会时，安排武士们将齐庄公乱刀砍死。

崔杼是齐国重臣，他对前来记载的史官说：“你就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

史官不听从他，在竹简上写下“夏五月丁亥，崔杼弑其君光”（齐庄公名光）。

崔杼很生气，这么写后果很严重。他拔剑杀掉史官。

史官死了，按当时例制由其弟继承职位。崔杼对新史官说：“你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

新史官也不听从，在竹简上写“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又拔剑杀了新史官。然后更小的弟弟写上同样的话。同样被杀。

最后是最小的弟弟。崔杼问：“难道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年轻的史官继续写下“夏五月丁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愤怒地把竹简扔到地上，过了很久，他叹了口气，放掉年轻的史官。

别以为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有下文。

这位年轻史官保住性命，捡起竹简走了出来，遇上一位南史氏，就是南方记载历史的人。年轻史官惊讶地问：“你怎么来了？”南史氏说，“我听说你兄弟几个都被杀死，担心被篡史，所以拿着竹简赶来记录。”

这个故事令人动容，结尾更加震撼！

前面的史官因坚持自己的事业而死，而南史氏则是典型的主动寻死。

这叫前仆后继!

这是为了心中的信仰。

有种命运永远属于你，躲不开，也无可躲，不如捧着竹简迎上去。

这件事发生在公元前548年，至今已2500多年，但是并未被烟尘湮没，后人会永远记住史官兄弟和南史氏。

文天祥的《正气歌》列述正气12例，开篇第一例便是“在齐太史简”，歌颂“太史兄弟，以生命争正义”。

如皋八位县委书记与《崔杼弑其君》中史官所处的时代不同，身份也不一样，但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为了正义的事业，神圣的使命和心中的信仰而孜孜以求，百折不挠。他们这种为了正义、为了信仰前仆后继、英勇斗争的精神，将作为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遗产千秋流传，万代铭记！

 

（二）

到了解密本文“楔子”中提出的一串串谜团的时候了。

——这是什么时期的县委大印？

——这是哪一任县委书记任上的或曾经使用过的？

——怎么会埋到这个地方？

——是谁埋藏的？

——为什么不留名、不作说明……

20世纪80年代初，市、县党史部门成立后，一项重大的任务，便是考证和解密这枚县委印章的来龙去脉。

首先必须弄清楚，这枚印章，是什么时期、哪一位县委书记任上的。

在众多纷繁复杂、莫衷一是的资料中，党史工作者终于从上海出版的《申报》、南通出版的《通通日报》上，查到了答案：

1929年1月16日上海出版的《申报》，刊登了如皋与这枚县委印章有关联的消息。摘要如下：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经县府悬赏通缉之徐芳德，在卢港区贲家巷地方，被该处公安队拿获，其护兵二名，一名杨立宜（春轩）被击毙，一名李二被捕。徐左臂受枪伤。十五日上午解城，并将杨枭首示众。曾从杨身上搜出“中国工农红军江北总指挥印”、“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各一方，一为长方形，一为正方形，均系石质。”

1929年1月17日《通通日报》亦刊载徐芳德被捕消息：“闻杨（春轩）、李（二）、均为徐之亲身护兵，杨兼任掌印。从杨身上搜出长、方形石印各一颗。”

徐芳德当时是如皋县委书记，他参与创建的红军游击队，对外号称“中国工农红军江北总指挥部”。有必要或特定的情况下，他自称“中国工农红军江北总指挥”。此称呼是因为对敌斗争的需要，并得到县委同志公认，也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

在徐芳德所参加的战斗及镇压恶霸地主、反动军警的行动中，所张贴的宣传标语和传单上，常常盖上“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和“中国工农红军江北总指挥印”两枚印章。

国民党的《申报》《通通日报》所发的消息，从反面证实：

这枚“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是20世纪20年代末，中共如皋县委书记徐芳德任上所用。

“怎么会埋到这个地方？”

首先要弄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

县委印章出土之处，是1965年时，如皋县民政科招待所。在20世纪20年代末，这里正是国民党如皋县政府的监狱所在地，亦叫看守所。徐芳德被捕后，就被关在这座监狱里。

换句话说，这枚县委印章，就是在徐芳德被关押的监狱范围内出土的。

我们曾有不少同志奉命打入敌人内部，包括政府、军警、机要、法庭、监狱等要害部门。所以，这样一件重要的县委印章，在敌人的严密掌控下，被取出、转移、埋藏在军警的眼皮下，是完全可能，亦是可信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可以想象，其中必定有一个曲折、繁杂、惊险、传奇、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究竟是谁干了这样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呢？

这就涉及到最后的问号：

“是谁埋藏的？”

还要随带问一句：“为什么不留名、不作说明？”

仔细思考一下，埋藏者已经间接有所暗示，但不宜明确说明。

随县委印章出土的100多发子弹、刺刀和脚镣，等于明确告诉后人，埋藏者不怕坐牢、杀头、枪毙，也要把县委大印保存下来！

谁能接触和得到子弹、刺刀和脚镣，并带进监狱？或就地取材（在监狱里就可以得到），并埋到地下？

这不是一般的人能做到的。

假设有人买通了看守，进来看望徐芳德，却不一定能够接触到县委印章。

退一步说，假设接触到县委印章，并取到手，那就赶快离开监狱吧，把印章带出监狱，怎么藏都可以。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再在监狱里挖地三尺埋下去，无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或者是半夜三更之时。除非此人有隐身法。

即使外人把这么多子弹、刺刀和脚镣带进监狱，口袋里肯定是装不下的，狱警也不是睁眼瞎子，不会视而不见。再说有必要冒风险，把这些物件带进监狱吗？还有一口不算小的平边铁锅呢！

看来，办这件事的人可能有这样几种：

一是中共地下工作者，二是监狱里的人，三是地下工作者与监狱里的人合作，四是工作性质与监狱有关，说不定就是监狱长的顶头上司……

除了这几个条件，这几种可能，还别忘了那双放在锅盖上的绣花鞋！

这就是明确地告示人们：是我——一个女人，一个胆大心细的妇女，或者称之为女同志放的！

看到这里，广大读者可能已经猜测到了，这位女同志，就是省委特派员吴丹枫的妹妹，中共地下工作者李蕴玉。

李蕴玉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县公署秘书。李蕴玉在敌人内部潜伏下来实在不容易，连国民党的县长都走马灯似的换了好几个:王浩然、文钦明、刘昌炎、钱佐伊……而秘书没有换。李蕴玉潜伏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并站稳了脚跟。长期的谍战工作历尽艰辛，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会议记录材料不便带出，李蕴玉练就了过目不忘的强记本领。即使与县长夫人打牌，也是为了增添自己的保护色。李蕴玉出色地完成了县委交给她的地下情报工作，靠的是一种坚定的信仰；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一颗赤胆红心；靠的是沉着、冷静、机智、勇敢、灵活、朴实、善变的对敌斗争艺术……

在那如火如荼的红十四军年代中，在那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日子里，就是李蕴玉，就是这样一位来自江南水乡清秀孱弱但却机智坚强的李蕴玉，把共产党和红十四军的宣传标语，放到国民党反动派县长家里床上的枕头上！

根据李蕴玉的身份、条件和胆略，她有可能把中共如皋县委印章从敌人眼皮子底下取到手，并埋藏到戒备森严的监狱范围内的地下。翻开历史档案搜索一下，在当时数得着的几个女同志中，也只有李蕴玉能够做到。

如果是李蕴玉一个人做的，似乎还有点够不上劲，设想给她加上助手，或者她就是助手，如何呢？

 

（三）

回放一下当时的镜头，看看被尘封了80多年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面目？

1929年1月10日，徐芳德被捕，至同月27日牺牲，约有半个月时间，被关在县里的监狱里。

那是个星期六下午，天寒地冻，西北风呼呼地刮着，光秃秃的梧桐树枝上，几只乌鸦凄冷地叫着，让这冬天的下午越发显得阴冷逼人……

县衙大门内走出几位裘衣狐帽、大氅披身的官员，向着西隔壁的监狱走来。这几位官员相约一起来到监狱，要想看看这位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徐芳德是不是三头六臂。听说快被处决了，再不看就看不到了。

县府官员们的到来，让监狱长受宠若惊。这些要人平时是不会来这里的，甚至请也请不到。于是，他赶紧点头哈腰地请长官们到与他办公室相通的小会客室坐坐，并叫来狱警，为长官们倒茶，自己亲自递烟点火，十分殷勤。自上午县公署秘书李蕴玉来通报消息后，监狱长就让人去买了碧螺春茶叶和美丽牌香烟。

待忙碌了一阵、长官们坐定后，监狱长干咳了两声，然后来了一段开场白：“各位长官，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进监狱……来参观访问。令寒舍蓬荜生辉。”

语无伦次、言不及义的表述引得来人一阵哄堂大笑，监狱长只好尴尬地收住话语。

开场白后，很快进入主题。监狱长从他办公桌里拿出两枚印章。

“请大家看，这是我们缴获来的战利品。就是在共产党如皋县委书记、江北红军总指挥徐芳德身上搜查到的。”

大家互相传着看，一枚是共产党的如皋县委印，一枚是红军江北总指挥的印章……

李蕴玉注意到，官员中有原县公安大队大队副许秀龙的一位同事。可惜不久前许秀龙已经牺牲。记得以前与许秀龙接头时，这位警官同事总在场。这位警官也看见李蕴玉了，并点头扬了下眉稍，算是打了个招呼。他，就是许秀龙所说的公安大队里可以帮忙的那个人吗?虽说从未与其联系过，但是彼此之间心里有数。从他的眉眼传递之中可以看出潜台词:有事找我。今天说不定就要发挥他的作用了。

监狱长见大家传看印章差不多了，就指挥在场的狱警全部去徐芳德牢房处警戒。

过了几分钟，监狱长说:“好啦，看好的，可以先跟我走。”然后带着大部分官员，三三两两地向牢房方向走去。

有位官员手拿着长方形的“中国工农红军江北总指挥印”章，追上监狱长说：“鄙人酷极金石，借我赏玩片刻，临行完璧归赵。”

监狱长不以为意，连说：“不碍事，不碍事，长官尽情赏玩。”

剩下李蕴玉一人，迅即把大家看后留在茶几上的“中国共产党江苏如皋县委印”章拿起来，看看已无人在场，马上放进自己随身带的坤包里。

县委印章拿到了，那就赶快转移出狱外吧。不行!

据观察，岗哨对所有进出监狱的人，包括来参观的官员们，一律全身搜查，无一例外。至于女的参观者，则由女警察来搜身。

不能冒这个险，只有设法就地藏匿了。

好在李蕴玉早已预料，并另有方案。

大印得手。李蕴玉迅即再打开监狱长在会客室储物柜的抽屉，拿出了两排子弹、一把刺刀、一副脚镣，放到隔壁小厨房里一口闲置不用的平边铁锅里……

话分两头。

却说几天前，国民党县政府总务科长董雪山曾经来到监狱里。

董雪山是李蕴玉的丈夫。这夫妻二人是同床异梦？还是妇唱夫和呢？应该说是后者。

作为夫妻，李蕴玉为共产党做了大量工作，董雪山不可能不知情。且不说支持，至少他是开只眼闭只眼。

阶级斗争，形同水火。夫妻两人不可能各做各的梦。

事实证明，董雪山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地下工作者，但至少是同情革命的。1927年11月初，宜兴农民暴动失败。李蕴玉有两个共产党员弟弟在宜兴也是搞地下工作的，因参加农民暴动暴露了身份，为躲避敌警抓捕而跑到如皋姐姐家里来。作为姐夫的董雪山掩护他俩在自己家里住了几个月才走。谁分得清这是庇护自家亲戚，还是掩藏共产党员?董雪山还支持和协助李蕴玉做了大量有利于革命的工作。

在各种场合，董雪山为共产党人说话、办事、打掩护，是有目共睹的。比如国民党县长王浩然听说叶胥朝（中共如皋县委委员）是共产党员，通缉名单上也有他，就说要把他抓起来。由于董雪山等人打圆场，帮叶胥朝说了几句话，就把叶胥朝从通缉名单上去掉了。

还有五一农民暴动前夕，董雪山提供的他去泰州接枪乘船运回如皋的情报。如果董雪山不提供这个消息，李蕴玉也不会知晓;如果董雪山不同意去截枪，李蕴玉也不会派员向县委徐芳德报告，因为弄不好也可能擦枪走火，出“夫”命关天的大事儿的。

自从徐芳德被捕进监狱，李蕴玉就考虑如何能够把徐芳德营救出来。终因看守太严，高墙、电网，外加双岗双哨的巡逻，公安警察大队就在旁边，几分钟就能赶到监狱。任何人进出监狱都要登记、签名，至少要监狱长批示。所以，势单力薄的李蕴玉不得不放弃了这个不现实的念头。

后来李蕴玉打探到，被搜去的县委大印，就暂放在监狱里，监狱长还不时拿出来给前来参观或办事的人观看。

于是，李蕴玉有了想法。既然救不出徐芳德，那就把他的印章设法取出来！县委大印是一级党组织的象征，不容亵渎! 只要县委大印仍在，就会告知世人：中共如皋县委仍在！

如皋县委印章已嵌入李蕴玉的灵魂之中。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执著。

如何才能把县委印章取到手?李蕴玉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为伊消得人憔悴。

那天董雪山来到监狱，走进监狱长办公室。

“监狱长，我来向你报到来啦。”

“哟，稀客，董大科长是县府衙门里的大内当家，哪有闲工夫到我们这个鬼地方来呀！”

“就是来看看，不能来看你啦?”董雪山笑了起来。

“有事找我？”监狱长知道，董雪山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让坐、倒茶、拿烟后，又说：“我这里关押着一二百号人，你说哪个要减刑，甚至放掉，只要你开个口。除了徐芳德。”

“今天来与政治无关。我不是本地人，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关押在你这里，谢谢你的盛情好意。”话锋一转，董雪山开门见山地说，“是这么回事儿，我的工作可能要有所变动，想把一些急事处理一下。再就是马上要过年啦，你们上次打的要求修筑下水道的报告，压在小科员儿那里，我昨天才看到，马上就办。另外，你这里是不是还要添置一些办公用品、生活用品什么的，你尽管开口。”

“有这等好事儿，怪不得今天早上有几只喜鹊在我头顶上叫呢。”监狱长兴奋地说，“这样，晚上我请你喝酒，饭店由你定。也算祝贺你升官发财!”

“还能让你破费？让我这个管钱管物的脸面向哪里搁？”董雪山一脸真诚，“今天下午我派两三个人来挖下水道，铺水管子，两三天就可以结束了。周六下午，叫我夫人过来做几个家乡江南的苏式冷盘，正好有两瓶好酒……”

“别，别，多不好意思。”

“就这样安排，你需要什么，考虑一下，周六晚上告诉我，春节前办好。有经费，不差钱。以后即使我不在这个位置上，继任者也是我的兄弟，好商量。”

说完话，两人相视而笑。

其实此时董雪山的工作已经有所变动，改任县民政科长。此举应该是为了配合李蕴玉的行动。

星期六下午，李蕴玉和董雪山早早地来了。该买的菜，已经开好菜单，钱已经给了监狱里的事务长，请他代为采购。李蕴玉带了两瓶茅台过来，她就在监狱长办公室隔壁的小厨房忙碌起来。

董雪山来到下水道工地现场检查验收。工程已近尾声。

重建一条下水道，小工程。两三天时间，工人已经挖好坑，把下水管道埋了下去。后遵嘱又在地下一米深的管道旁边用砖砌了一个圆拱。工人们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至于这个与下水道无关的砖砌圆拱干什么用？这就不是工人们该多嘴多舌的事了。

再回到李蕴玉那边。县委印章李蕴玉已经得手，官员们也已去牢房看徐芳德了。她跑到门外想要行动，又担心遇见巡逻哨，却看到已去牢房的这位警官又折回头过来了。

李蕴玉心里一紧：他这时折回想干什么?李蕴玉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正想着该如何应对，这位警官却先开了口:“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

“你看得出来我有什么事需要你帮忙么?”李蕴玉不露声色反问一句，变被动为主动。

“我看到你们夫妻两人今天都在这里，倒很难得，只是随便问问，这是我这一行的本能而已。”点到为止。随后他压低声音又说:“言归正传，我姨弟丁达三向你问好。”

这是地下接头暗号！李蕴玉心中一喜。

“你说的是汤三哟，也是我的亲戚呀。”李蕴玉迅速对上。两人相视，会意而笑。丁达三、汤三这两个名字都是王玉文的化名，只有内部人员才知道，也是王玉文安排的接头暗语。看来这位警官是许秀龙发展的内线了，至少也是可以信得过的，不然许秀龙不会把暗语告诉他。正说着，李蕴玉发现牢房拐角处方向有巡逻警察过来了。

“能否让巡逻人员去牢房那里加强警戒?”明明是求援，李蕴玉却正话反说，滴水不漏，说话讲究艺术性。

听话听音儿，这位警官领会了李蕴玉的意图，要支开巡逻队。“就是这件事么?”他看看李蕴玉。李蕴玉面无表情地微微点头。

待三位巡逻警察走近，这位警官马上发令:“立——停!向后转，齐步走!”随即带队向牢房那边走去。

见警官把巡逻人员带走了，李蕴玉随即叫董雪山让工人们进小厨房来喝口水……

说时迟，那时快。李蕴玉一看屋外无人，即从坤包里取出县委印章，郑重地放进铁锅，放在子弹、刺刀、脚镣的最底下。并迅速地把铁锅端出去放进砖砌圆拱里。再从包里拿出自己结婚时穿的一双绣花鞋，恭恭敬敬地放在平边铁锅的木锅盖上……董雪山随即用砖把圆拱封盖起来……接着又去把工人叫出来，一起来完成余下的收工作业。

李蕴玉随后来到徐芳德牢房前，看到那些官员正准备撤出。这位警官和巡逻哨果然在那里警戒。两人会意一笑。真是我中有敌，敌中有我呀。

龙困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李蕴玉透过铁窗望去，看到徐芳德虽说被敌人摧残得体无完肤，半躺在冰冷的砖地上，靠在墙壁上不能动弹，但是面对这些反动官员，却依旧能够让人感受到他那种睥睨一切的傲人气势!

李蕴玉强忍住心中的痛苦与不平，深情地向戴着手铐脚镣的徐芳德投去敬慕的目光！然后，随大家向监狱外面走去。

忙得很晚，送走了来访的官员，监狱长才与董雪山来到小食堂。

这一顿晚餐，监狱长喝得醉眼朦胧。这真是一顿最后的晚餐。

大约一两天后吧，监狱长才发现两枚印章都不见了。这么多县里高官来参观，谁拿的?问谁去?也不敢去问!这在监狱内，甚至县政府衙门里引发了一阵轩然大波。据说，随后监狱长被撤职调离处置。

 

（四）

20世纪80年代初期，如皋和南通的党史工作者曾几经周折去江南寻找李蕴玉。后来终于在镇江倒是找到李蕴玉曾经的住所，遗憾的是李蕴玉已去世两三年了。

听李蕴玉的邻居说，李蕴玉生前曾告诉他们，她在江北如皋搞过地下工作，曾为党和人民送出过许多情报。

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初，因与党组织失掉联系，而国民党县政府已经对她产生怀疑。察觉到这一点，李蕴玉与董雪山商量，撤出如城。董雪山先她之前调离。

后来在敌人欲下手之前，李蕴玉忽然从人间蒸发。原来她先后去泰县、丰县等地担任小学教员。最后叶落归根，李蕴玉还是辗转回到生养她的江南老家，曾在家乡宜兴和丈夫供职的镇江，隐姓埋名，去干老行当教师……

从江北去江南寻找李蕴玉，是一种战栗的敬畏!心中不由分说的狂飙，翻卷出无尽的悲歌。

江南江北都是长江的血脉，江北江南都是长江的骨肉。虽然我们不知道她去世后，埋葬在长江边上哪一座山峦之下——北固山?还是茅山?……但是凝神倾听天籁，隐约的黎明钟声悠远地传来，轻轻地拂落淡淡的疏星，似乎感觉得到，她那不易察觉的笑容背后的如花笑靥……

伊人已去，只有香如故。即使是昙花一现短暂的存在，也给世间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与思念。

因为李蕴玉的丈夫董雪山是国民党的官员，解放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她所受到的磨难和冲击，可想而之。

如果能够早几年去镇江找到李蕴玉，县委印章出土谜案也许就会烟消云散，水落石出了。可惜没有如果。

究竟是李蕴玉一个人把这枚县委印章深埋到地下的呢？还是她和丈夫董雪山，再加上许秀龙的同事警官两三个人共同完成？假设亦或还有第三种、第四种答案？历史不可假设。

历史就是这样，犹如人生的不可预测，甚至也后猜不到。

预测和后猜，都只是一种不是十分精确的估计。

残卷或许更有魅力。

无论是这枚县委大印，以及与之同时出土的子弹、刺刀、脚镣，还是这双迷幻的绣花鞋的吸引力，就在于它的深不可测的不确定性。

历史是无法杜撰的，也不容推算臆造。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相信广大读者会有各自的评判、分析和见解。

 

（五）

人类约有着二三百万年的生存史，而进入文明时代，却只有短短几千年。

即使这样，关于文明的探索和开拓，还是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祉和享受；同时，也带来了杀戮和灾难……

翻开尘封的历史，欣赏瑰丽的文明，回忆梦幻的过去，探寻美好的未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对历史当下解读，并具有真知灼见的大家。

在这个特别容易忘却历史，又特别需要历史的时代里，史学者的使命，不单是藏在书斋里穷其精确，或仅仅在理论象牙塔里争强斗胜，更为紧要的是为更多的人去解开历史的包袱，彰显直抵人心的历史精神。

看到这枚出土的县委印章，人们就会想起前仆后继的如皋八位血气方刚、正值青春年华的县委书记。

看到这双出土的绣花鞋，人们就会想到，革命胜利的取得，是因为还有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包括万万千千的无名英雄的忘我付出。

看到同时出土的100多发子弹、刺刀和脚镣，人们就会想到：泱泱中华仁人志士层出不穷。党的90多年历史，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用宝贵生命、殷红鲜血和辛勤汗水所写成的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是铸就的一座高耸入云、砥砺民族意志的不朽丰碑！

千万不要忘记历史，因为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如皋八位县委书记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史实告诉人们：夺取政权，固然要靠枪炮说话，但是真正的力量是信仰，是源于无数共产党人抱定为共产主义献身的坚定信仰！

可以欣慰地告诉世人的是:广袤的如皋大地上，八位县委书记和无数革命英烈的鲜血没有白流!

1933年，南通地区党的组织遭敌严重破坏，省委巡视员卢世芳、团省委巡视员周振国、南通中心县委书记顾臣贤等领导被捕牺牲。但是，革命人民没有被敌人吓倒，他们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仍然坚持各种各样的斗争……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1934年秋，由进步青年俞铭璜倡议，在共产党人叶胥朝等同志支持下，联系吴安顺、何晴波等20多人在如皋组织成立了抗日文艺团体春泥社，象征着希望与生长之意。叶胥朝还创办春泥图书室，建立社会科学研究小组，以研究新文艺为名，掩护春泥社成员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俞铭璜与南通学院、南通女师、南通中学的进步青年一起演出《回春之曲》《雷雨》等进步话剧。

1936年元旦，潘也如、俞铭璜在春泥社建立了革命秘密小组，开始到工厂、农村和学校进行革命活动。他们以南通中学为中心，举行“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游行示威。抗日战争爆发，春泥社组织春泥剧团走上社会，宣传抗日。俞铭璜、沈序和周浴海演出的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曾在如皋城乡和南通公园剧场引起轰动。

抗战烽火快要燃烧到江海平原了，春泥社的成员大部分离开南通、如皋北上找党组织。其中有的参加了抗日队伍，有的转战到大别山区，有的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植根于春泥这块高沙土中的革命种子，在风雨中茁壮成长。

1940年7月，陈毅、粟裕指挥的新四军部队从江南北渡长江，进入黄桥地区，开始创建以如泰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决定东进黄桥战略决策的陈毅指出:“这一地区原是红十四军的策源地，群众基础较好;黄桥地处如皋、泰兴、泰县三县中心，便于向通如海启地区发展。”他认为:“只有控制通如海启，才可以与我新四军留在江南的部队相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寇和韩顽与江南冷欣的联系。”粟裕也说过，如泰地区“有我党的工作和影响，群众基础好。我军东进抗日，必能获得地方党的配合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新四军第一纵队叶飞部到达如皋西乡的卢港、江安一带。中共江北特委委员赵毓华、钟民、周一峰等为配合和迎接新四军继续东进，也到达如西。9月中旬，中共江北特委撤销，中共如皋中心县委在卢港成立，县委由书记钟民，以及洪泽、周一峰等组成，领导如皋、南通、启东、海门、祟明五个县的工作。当时五县中，只有如西地区为新四军所控制。如皋中心县委成立后，在中共苏北区委领导下，配合新四军部队，与新任如皋县政府县长梁灵光等同志一道，在如西地区建立了江安、石庄、卢港等六个区政权，委派了区长，积极贯彻抗日民主施政纲领，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组织起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等群众抗日团体，建立起有200多人的地方武装组织。还为苏北军政干校输送青年，培养干部。当敌人重兵封锁黄桥地区新四军的粮食通道时，如皋中心县委发动群众筹集粮食，支援新四军主力部队。这是西乡农民群众的光荣传统。

沉寂多时的西乡，犹如大江潮涌……

红旗十月满天飞。黄桥决战后，为贯彻中央发展苏北的方针，进一步开辟通如海启抗日根据地，中共如皋中心县委、县政府于10月下旬，随陶勇、刘先胜率领的新四军三纵东进掘港，翻开了革命斗争新的一页。在党的领导下，如皋人民满怀激情，充满信心去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令人告慰的是，解放后，如皋人民提出削平高沙土的口号，并付诸行动，开民河、修渠道、筑鱼塘，改造地形，改良土壤，逐步改变了高沙土地区的面貌。过去有“如皋十八谷”之称的大麦、小麦、元麦、高粱、荞麦、大豆、绿豆、豌豆、蚕豆、玉米、花生、山芋、萝卜、甜菜、芝麻、赤豆等经济作物，现在已成了养身长寿之宝。治沙改土结硕果，高沙土上农作条件有了很大提高，不再是只有芦花荡，也不仅只能种芋头等杂粮，已经有了成片的一望无边的水稻田，如皋西乡的普通人家早已吃上了自己种的大米。

今天，战争年代的硝烟早已消散，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也离人们远去，但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培育出来的前仆后继的英雄主义精神、视死如归的乐观主义精神、众志成城的集体主义精神、人民至上的理想主义精神，如同永不熄灭的灯塔，辉映历史的天空，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一串串浸染着烈士鲜血的足迹，就是一个个醒目的人生路标。循着先烈的足迹，领悟着信仰理想的真谛，感受着生命飞扬的魅力，人生价值在伟大事业的延续中彰显，人性光辉在崇高精神的传承中成为永恒。

徐芳德、吴亚苏、韩铁心、王玉文、汤士伦、穆子奇、于咸、吴汝连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宗旨，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他们在广大人民心中树起的一座座血染的丰碑，将永远感召和激励更多的人们，为着民族复兴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奋勇前行！